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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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在对社会主义追求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近代以来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传统理想的嬗变、传统辩证思维的弘扬、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这些历史前提中提出问题的破解,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实践哲学;大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1—0032—07
收稿日期:2008-09-11
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武夷学院管理系教授,天津师大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发展道路和历史任务与原生态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全面深入的过程。那么,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是什么,在这个前提中包含了哪些历史的命题?这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提出一个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世界背景,认识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文化观念的转变,研究中国人选择和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且从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以及这种贯通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相应的成果不断出现。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雍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就该论题发表论文《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苑洁主编的《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侧重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该问题,给人一定的启发。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人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而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探索着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命题。因此,我们就要从文本互读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的沟通;从对资本主义判断和现代化追求的关系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的吸收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一、近代以来大同思想的演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贯通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论断的那样,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而是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然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探索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任务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呜锣开道。但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不能像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理性王国”,如何“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借助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又探索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通路,这就成为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苦苦求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是在传统社会危机爆发、工商业获得发展、现代文化得到弘扬、自由平等理念开始萌生、现代化历史任务被提出的背景下实现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它既没有机会和能力取得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处在中西文明撞击,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先进中国人,一方面把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本土化”,并以此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的大同、小康思想置于现代文明之中,表达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追求。
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大师,根据历史进化论,把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歌颂古代转向了追求未来。他在《礼运注》中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他一方面主张通过改革,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由“塞”到“通”的转变,使中国由“据乱”走向“升平”小康,破除“九界”实现“大同”,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否定了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文明发达、消灭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的世界大同远景。历史证明,由于中国文化的和谐内涵,导致了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并不容易与资本主义相耦合,从而在提出现代化任务时,从社会终极目标上否定了资本主义。
艾森斯塔特说:“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某些因素。”康有为在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含义时,表达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现实任务。
20世纪初期,随着留日浪潮的兴起,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变化,梁启超用“社会主义”一词扫却了“欧罗巴大同”、“安民新学”、“贫富均财”之说等不准确的描述,使社会主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这时,中国人开始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导致的矛盾中阐释社会主义的意义,并称之为“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将来必“千红万紫团簇全球”。早期国民党人开始研究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并用来构思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是现代化的追求者,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他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认为社会革命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要求,在解释三民主义时,他说:“因不愿少数满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他把“天下为公”、“博爱行仁”、“自由平等”视为最高准则,认为世界大同是“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理想”,并且明确提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
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孙中山提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消灭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使耕者有其田。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他不仅制定了庞大的实业计划,而且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但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他又主张社会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说,对外开放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些,列宁称他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惧
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认为他“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空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各种思想追求同时存在,而且每一个有创见的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也都体现出他们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但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相对于这种色彩斑斓的背景,我们必须看到还有同样色彩斑斓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所有这些理念真正的意义和功能”。
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上,把大同与小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机地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以及其中包含的矛盾,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道路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文化前提。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消除那种以带有历史成见的眼光片面判断分析他们思想追求性质的做法,认为只加上一顶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无视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实,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从来都没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问题。正是因为康有为和孙中山学说的不科学性,才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
根据一些人新理解的唯物史观来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成,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尚未发展起来,并且也尚未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就恰恰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背景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使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并与西方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这种判断与中国大同、小康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
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虽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变革没有达到德国辩证法的高度,但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和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同样焕发出了人们的批判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传统,使中国人更加倾向社会主义,并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在追求现代化中认同社会主义。
康有为一方面赞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达,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他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平等。“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康有为无法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也就在主张建设小康的同时,以超越性追求提出了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大同远景。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受到美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顾》的影响。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康有为和谭嗣同都将它与“礼运大同”相并列。但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而是一种道德进步与物质丰富互相推进的产物。张灏说:“在康氏的历史世界观构架中阐明的理想是一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这种乌托邦思想构想了道德社会进步与技术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远景,是一种被证明是将激荡20世纪中国思想和心灵的卓有影响的思想混合的远景。”
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虽然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重视,并以此用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但人们又把它同均平相联系,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立脚点相同,或把古代墨子的“兼爱尚同”视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早期形态。马克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终于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孙中山把西方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但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他还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他预言,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战争之祸于未然乎?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之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正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孙中山把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融人中国文化之中,使大同思想摆脱了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然经济的眼界,并且克服了康有为以超越性思维认识社会主义的局限,把实现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人民主权、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联系起来,使之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色彩。
不论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在肯定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现实性。弗雷德里克-波拉克说过,人们“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的力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藏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正是在现代性成长和文化创新的背景下,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唤起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打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大门。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些前提出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说过:“立太平世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