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男子作闺音”的症状阅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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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子作闺音”是华夏文学史上一大奇特的现象，具有悠长的历史渊源，且于宋词中最为盛行，宋代社会、政治、艺术本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这一状况。
关键词：男子作闺音；宋词；楚辞；士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让我们先来看一首宋词：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水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
溪水饱涨，适得相会，无奈采莲船小，不得好合，“合欢影里空惆怅”，只愿我啊化身这秋江上盛放的芙蓉，郎君化身花低的轻浪，长相来往。一个娇憨、痴情的女子跃然纸上。乍一看，非为女儿身，如何将此情此景，勾勒得这般动人心魄？然而，这首词却出自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醉翁亭记》等的作者欧阳修之手。
七尺男儿，缘何去学“莺吮燕舌”，“作妇人语”？关于这一主题，历来关注者不多，著论更鲜。在笔者看，“男子作闺音”其实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社会、政治、表演本体、文人本体和艺术本体五个方面的时代原因，下面便将作一一阐述。
一、历史渊源
《诗经》和楚辞乃是华夏文学史上“双峰”，“男子作闺音”亦可上溯至此。《诗经》300余首诗歌中，明显可辨出以女性口吻言说的，占54首，超过总量的六分之一。尽管这些诗之后经“采诗”、“用诗”、“删诗”之变，为统治者与士大夫各取所需，特别是经汉儒“过度阐释”后，有的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但其中少女怀春、思妇、怨妇等母题，却传流了下来。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等名句中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后世诗作中的“原型”。
至于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则将“男子作闺音”推向了文化的前台。屈原所在的楚国，有着深厚的巫术传统。著名学者张晓梅写道：“只有男女巫觋扮演神，巫觋与神灵在祭典中新城一种人神的虚拟情爱关系，才能在热烈的歌舞氛围中迎来神灵的降临。因此，性恋关系不仅是降神巫术中人神沟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祭祀仪式中人神相娱的本质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楚辞将之转化为男女君臣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关键因素。”①在这一意识形态氛围中，屈原发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声音，以“香草美人”自比，话语中充溢着对楚怀王可类男女之情的思慕，绝非偶然。
到了汉魏晋，乃至隋唐，男性作者所发出的“闺音”则越发圆润；但一直到宋代，才可以说成为一种“现象”。
二、时代原因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奢逸享乐的风气
北宋建国后，推行奖励垦殖、兴修水利、改进农耕技术等改革措施，农业、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很快出现了“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宋史·食货》）的局面。商品经济逐日繁荣，加上北宋延续了中唐以来冶游耽逸的风气，酒楼妓馆如雨后春笋般层现叠出。时称“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宋史·石守信传》），士大夫醉情声色，也有了发源之端。
（二）政治：右文劝乐政策
“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赵匡胤“首用文吏，而夺武人之权”（《宋史·文苑传序》），实行了以下改革措施：其一，保护文臣，“不杀士大夫”（王夫之《宋论》卷一），以高官厚禄“粉饰太平”；其二，更改科举制度，使之更“政治公平”，并由此改变了士大夫的成分结构，并笼络了人心；其三，实行“劝乐”政策，鼓励官员“多积金”、“市宅田”，给予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使之沉溺声色之娱；其四，“兴文教，抑武事”，推崇理学，形成轻外重内、轻功利重精神的思想风尚。
这一切，便形成了宋代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ideological-symbplic order）：它是拒绝穿刺与焦虑的。纵情欢愉，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
（三）表演本体：宋代歌妓制度与词的流行
宋代的歌妓制度承接唐代，歌妓主要分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种。其中官妓是中央官署和禁军以及各地方州官署所蓄养的歌妓，一般献艺不献身，常于官员会宴时出来演唱；家妓是达官贵人家中蓄养的歌女舞姬，供家主宾客歆享声色，所演唱的也一般是主人的作品；私妓则流于市井，寄身烟花柳巷，一般还出卖身体。
歌妓身份相异，但大多具有美貌、艺高、善解人意等特点，“香面融春雪，翠鬓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柳永《促拍满路花》），或“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减字木兰花》），且“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孙荣《北里志》），却身份低微，“奴婢贱人，律比畜产”（长孙无忌《唐律疏义》）。正是这些特质，让歌妓与文人，有了诸多交集。
一来，歌妓之美，令文人诗客向往。欧阳修曾作《减字木兰花》：
歌植敛袂，燎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圈，百排明珠一线穿。
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酸。
一个“天上仙音”，一个“满坐迷魂酒半酸”，文人之于歌妓的赞誉欣赏，跃然纸上。歌妓唱词，或为文人所赠，或是他们应邀之作，或如柳永词般传唱四海，不能不说与其本身特点息息相关。
二来，歌妓身世多飘零，易唤起文人同感。唐白居易曾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宋代士人轻功利、好游逸，仕途不举而常流连妓馆，歌妓“一朝春尽红颜老”的境遇很容易就和他们擦出火花。
三来，文人与歌妓的情事，历来为人论道。后者之于前者，虽多为狎玩之物，然亦不乏真情。柳永的“俚俗之作”情真意切，传流四方，与其混迹烟花柳巷、情牵青楼女子甚是相关。
（四）文人本体：双重身份的焦虑
宋代文人，政治环境虽较为宽和，却承受着双重身份的焦虑。张晓梅指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士大夫有一个趣称：amateur，其英文有业余、外行之意，这里主要为了强调士大夫以政务为主业，却好撰诗文的特征，表现其“功能的混融性和角色弥散性”。②在身份焦虑的作用下，士人文化作品主要分两大方面：“一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基本上以向上之‘美言’与向下之‘教化’为主要内容；二是私人话语，表现为自驾心灵之呈露，不负载任何外在的责任与义务。”③
这里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宋代士人推重理学儒道，以诗言志，常轻贬词，然却往往作词，且对于自己的词作各位珍视。可以认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屏障下，词正是那溢出的部分，是对意识形态的一次次“穿刺”，是照见心灵的微光。词境幽深，便于抒发曲折的心境，虽不比诗位居高阁，却是文人墨客心灵“透气”的小径。诗文并轨双行，正是宋代士人分裂语境的写照。
（五）艺术本体：宋词和音乐的自身特点
学者彭洁莹曾写道：“词所配的音乐，是当时胡夷里巷之曲的燕乐，它具有‘从浊至清，叠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繁声淫奏，富于变化’（《新唐书·礼乐志》）的特点。富于变化的形式形成听觉美感，，具有极的抒情性。词与燕乐结合，就同样体现了燕乐‘以旖旎近情之辞，就合管弦冶荡之音，往往极怒极伤极淫而后已’（沈雄《古今词话》）的情调特征。而女音的特点是‘其音韵清且美也’、‘其声音亦清细轻雅，殊可人听’（吴自牧《梦梁录》），所以，王炎《双溪诗余自序》才会说‘长短句宜歌不宜颂，非朱唇皓齿无以发要妙之音。’由此，协音律，能够使‘雪儿、难莺辈合乐而歌’（刘克庄《翁应量乐府序》）就成了词的‘本色’，这些‘本色’之词，由字正腔圆的歌妓口中唱出，再加上歌妓形体语言的艺术再创造，就能达到宋土大夫所追求的曲尽人情，婉转妩媚、深幽委婉的效果。”
北宋时，李方叔就一老翁唱词作《品令》：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由此，“男子作闺音”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我们可以从诗、词区别上来观。诗宽绵，词偏狭；诗境阔，词境幽。沈丹亚在《寂静之音——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及其历史变迁》中指出：“诗歌倾向于人生的历时体验，即使是瞬间的情感，也往往被放入一个漫长的人生历程来拷问；词的最本质情绪是男女之间共时性情感的传递，词倾向于瞬间画面的切换，而将漫长的人生历程展示为一静止的画面。”④显而易见，词偏阴性，正是“闺音”的不二载体。⑤
参考文献
[1] 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2]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3] 沈丹亚.寂静之音——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及其历史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4] 王萍.李碧华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歌妓流离与唐宋文人创作浅论[C]贵州文史丛刊，2006.3
[5] 彭洁莹.宋代歌妓词盛行原因探析——兼论宋代歌舞侑觞之风俗行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5] 彭洁莹.宋代歌妓词盛行原因探析——兼论宋代歌舞侑觞之风俗行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注解：
① 《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张晓梅著，人民出版社，2008.4 159页
② 《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张晓梅著，人民出版社，2008.4 295页
③ 同上 300页
④ 《寂静之音——汉语诗歌的音乐形式及其历史变迁》沈丹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293页
⑤ 《从歌妓词看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彭洁莹，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9 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