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0-04-23 07:59: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关键词 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意愿;Heckman模型
中图分类号 X7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9-0144-12DOI：10.12062/cpre.2019030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畜禽养殖业随之得到高速发展，不仅保证了不断增长的畜产品需求，在带动农村发展、农户增收等方面也成效显著[1]。然而，巨大成就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畜禽粪污问题。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农业结构调整的大变革，过去传统的种养结合链条被打破，农牧用地关系日益脱节，畜禽粪便无处排放，畜禽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与重要成因[2]。据农业部统计，当前我国每年畜禽粪污产生量约38亿t，但综合利用率不足 60%，畜禽废弃物的资源价值远未被有效挖掘利用。养殖户是畜禽废弃物最直接的处置者，也是畜禽养殖产业中最基本、最庞大的微观主体，提升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资源化水平，是当下解决畜禽粪污问题、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最直接有效的途径[3]。当前，政府高度重视畜禽粪污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畜禽废弃物污染防治与有效利用的规章条例和法律法规。然而，由于废弃物的处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属性，养殖户往往不愿意支付额外的处理成本，采用科学、环保的方式处理废弃物的意愿不强[4]。不少学者研究指出，生态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环境效益支出，是鼓励养殖户自觉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关键政策手段与经济激励途径，且相比行政管制与惩罚类政策能更好地避开政策技术与操作层面的问题，执行过程中更具實效性[5-6]。由于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总体上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现阶段由于政府补偿方式不合理、补贴额度较低、现有补偿不到位等问题，政府生态补偿政策的效用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7]。为此，本文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为政府补偿政策的优化改善提供一定参考建议，提升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的资源化水平。
1 文献回顾与述评
围绕农户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生态补偿意愿，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积极研究。Langpap[8]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会有效刺激农户的环境保护行为。王志刚等[9]认为政府保费补贴越高，农户参与作物保险的意愿越强烈。张郁等[10]的研究证明政府生态补偿对养猪户资源禀赋-环境行为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Nyongesa等[11]具体分析了农户保护内瓦沙大湖行为的生态补偿接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熊凯等[12]以农户对鄱阳湖湿地的生态补偿意愿为例，研究发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湿地环境改善与其生态补偿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熊凯等[13]基于Logistic模型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受教育年数与家庭人口数对农户湿地保护受偿意愿也具有显著影响作用。Van等[14]与Moran等[15]认为经济因素对人们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何可等[16]利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受偿额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性别、人均年收入、耕地面积、信息获取容易程度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显著。何可等[17]研究还显示农业收入占比、农业经济规模、废弃物资源化价值感知、环境知识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户在生态补偿下进行环保支付的关键因素。施翠仙等[18]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进行洱海上游农业的生态补偿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偿认知度、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对农户生态补偿的接受意愿及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在农户意愿补偿额度水平的相关研究中，陈艳萍等[19]将黄河上游企业作为补偿客体，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经济状况、规模、对周边环境的评价同时影响着企业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与意愿受偿水平。蔡银莺等[20]以武汉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基于CVM测算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补偿的意愿及具体额度，研究发现年龄与农业种植经验显著影响着农户具体的意愿受偿额度水平。余亮亮等[21]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发现受教育程度、距离城镇远近、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显著影响着农户减少化肥施用的受偿额度。韦惠兰等[22]基于CVM视角研究农户对沙化土地封禁补偿的意愿额度，结果表明农户经济特征、生态保护意识与封禁补偿意愿额度具有显著相关性。
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现有对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流域、湖泊、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补偿研究领域，针对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研究较少。在有关农户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多聚焦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农业特征、认知评价与外部因素四个方面，成果丰硕，但研究的变量选取比较零散，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且现有研究多是基于Logit、Probit、Tobit 等模型或条件价值评估法（CVM） 来分析农户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补偿意愿，这类方法往往会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此外，现阶段研究多集中在农户补偿意愿的二元分析下，鲜有在补偿意愿研究基础上，针对农户具体意愿受偿水平展开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在畜禽养殖领域。鉴于此，本文以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纳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收集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信息，通过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消除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偏误，具体分析养殖户补偿意愿与意愿受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以期拓展畜禽养殖生态补偿的研究维度与深度，为建立或完善更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一定参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