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苦旅”的精神折射
时间：2020-04-25 07:58: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光中先生说：“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一篇典型的文化散文，余秋雨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理性的思考融入智性与情感，考察着中国现存的原始文化，去解析文化的生命，重新审视中华文明。这种文化散文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体现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下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
《文化苦旅》为何叫“苦旅”？
《文化苦旅》的“苦”首先苦在旅途上，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便是行万里路的结晶，不消说，万里的行程，总是艰苦的，作为一个文人，在旅途中看到一些或许令人揪心的东西，那些失去的文明，那些不在的遗产，作者的心，总是苦的。
之所以“苦”，恰恰还因为文化的诞生和绵延，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秋雨的苦旅，是在陈述中国很多让人苦涩而又辉煌过的历史。我们中国，总是被一句地大物博所概括，谁又能品出这个地大物博的中国，曾经遭受过那么多的掠夺呢？谁又能道清“文化”二字的艰辛呢？历史的灰烬，文化的余烟，袅袅燃起。文化的苦旅，在余秋雨的笔下，仿似一场文化的盛宴。有的苦后清甜，有的甘苦后微甜，那种味道，却是如此真切地在脑海里回旋。苦，自步伐始。人生不亦如此？文化，说来容易传承难，文化，在我们漫不经心的岁月里，滑翔流失过，逐步成长过。虽甜犹苦，虽苦不亦犹甜？
《文化苦旅》是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黄州突围》是《文化苦旅》中“中国之旅”里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不幸遭遇及内心成熟的历程。
余秋雨说：“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被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余秋雨将之前出版的《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改写为《吾家小史》。《吾家小史》讲述了余秋雨和其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与马兰的“被离婚”，第一次婚姻及收养的女儿，都在本书中做了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该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
与其他“余氏作品”不同的是，在该书中，余秋雨花费了大量笔墨记述了岳父、岳母的非凡经历，以及妻子马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选择，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妻子的浓浓爱意。他在该书自序中说：“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他在书中也将自己被种种传闻中伤的经历陈述出来。
余秋雨说：“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该书专有一章记述余秋雨在母亲病榻前的内心独白《侍母日记》。其情深意长、直抵心灵的文字，让读者看到另一个余秋雨。他曾多次表示，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对母亲的感情也十分深厚。2012年12月，母亲病危，他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推掉所有的工作，在医院陪伴病危弥留的母亲，在这期间，写下《侍母日记》。他写道：“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黄州突围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但是，这个僻远的黄州却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他甚至把黄州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
…………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确实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不能为苏东坡说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
又如，李宜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向皇帝检举揭发。
然而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
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选自《文化苦旅》，有删节）
《黄州突围》是一代词人精神上突破重围的伟大涅槃，“突”出个千古词人，“突”出个彪炳千秋，“突”出个精神成长，“突”出个壮美人生。“乌台诗案”让苏东坡内心走向了成熟，灵魂得到反省，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
文章的语言优美，用苏东坡“乌台诗案”前政治、文学上的如日中天反衬出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的窘迫。对于苏轼达观、幽默、潇洒的性格描写得到位，同时也深刻地说明了一个人即使在生活上遇到重重困境，他仍可以在精神上超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另一种意义上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