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时间：2020-04-28 09:12: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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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掀跨界
并购影视资产潮
2013年影视板块无疑是A股的一大亮点，除了多家公司被资金追逐，市值剧增外，华谊兄弟收购浙江常升、光线传媒参股新丽传媒，这类行业内的并购案例也层出不穷。最近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多家主营业务与影视业并不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将触手伸及了这一炙手可热的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12月先后有熊猫烟花、北京旅游踏入影视行业。前者以定向增发的方式，收购了华海影业60%股权；后者则以1.5亿元的巨资收购了光影瑞星100%股权。3月初，又有两家公司加入了影视行业，掌趣科技以1.28亿元入股欢瑞世纪，湘鄂情则以10倍以上的市盈率收购了中视精彩51%股权。上述上市公司中，北京旅游以景区经营为主业、熊猫烟花则是全国知名的烟花品牌、掌趣科技以游戏开发发行和运营为支柱、湘鄂情主营业务正经历从餐饮业到环保行业的转型，原本与影视行业各不相干的公司也开始涉足影视行业。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石川表示，电影市场的成长性是有目共睹的，每年几乎维持30%左右的增长，未来的成长空间也非常广阔。“尽管影视业的经济效益从投入产出比来看不一定很好，但在目前楼市面临调控、股市低迷的背景下，国内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其实并不太通畅；而投资影视业在政策方面还是比较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就产生了资金集中流向影视业的现象，不过短期这么多公司参与进来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石川指出。
而梳理上述四家公司的经营战略，会发现在热火朝天的“涉影潮”背后，各家公司的诉求其实各有不同。
熊猫烟花、湘鄂情是原主业面临市场萎缩不得不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熊猫烟花2009年～2012年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982.93万元、739.69万元、769.17万元、350.83万元，从当初的“烟花第一股”到现在市值仅16亿元，在提倡环保、反对“三公消费”的背景下，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也成了公司的必然选择。
湘鄂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高端餐饮业的持续低迷，公司去年巨亏5.64亿元，净利同比下降788.86%，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开始尝试涉足环保产业，并希望借助入股中视精彩的机会，来寻求 “餐饮、环保、文化”三产业并进的转型。
此外，掌趣科技、北京旅游则属于协同发展原有业务类型。掌趣科技收购欢瑞世纪股权实属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联讯证券分析师指出，公司有望通过入股欢瑞世纪获得内容上的共享 （如游戏改编权），也有助于公司向“泛娱乐化”产业长足转型。
北京旅游通过收购光影瑞星实现的休闲文化产业模式，类似于迪斯尼电影+主题公园的模式，但目前来看公司旗下的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等景区与光影瑞星在业务上的整合空间十分有限。
而在上述四家公司的投资对象中，仅有欢瑞世纪、中视精彩的影视剧制作能力较强。欢瑞世纪今年将出品《少年神探狄仁杰》、《盗墓笔记》等电视剧，预计2014年净利润可达1.75亿元。中视精彩预计2014年的净利润在5000万元以上。不过整体来看，这几个投资对象在国内均非一线文娱企业，在艺恩咨询公布的《2012～2013年度中国文娱企业50强》中，上述企业无一入选。
艺恩咨询数据显示，在2013年中国电视剧制作市场中，华策影视以14.3%的份额排名首位，华谊兄弟、新文化紧随其后。电影产业方面，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的数据，去年内地上映的电影数量为305部，全国总票房达到217亿元。在60部票房过亿元的电影中，国产电影为33部。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视影业三家公司总计贡献了约63.3亿元的票房，占比近50%，牢牢占据三甲位置。
对此，石川教授认为，目前像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视影业、华策影视这类公司还达不到垄断市场的程度。电影市场未来一定是民营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不过这类公司目前还没有成为寡头的能力，只是票房比较高，并且院线资源尚集中在星美、万达这几家联合院线上。长期来看，他们的发展也不太会影响到二三线影视公司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皇甫嘉
互联支付下的影视业
春节期间中国的电影票房再创佳绩，好片烂片都取得了不错的营销成绩。央视春晚并没有因为贺岁片高手冯小刚的执导而取得收视率的成功，但却收获了全媒体的收视佳绩。而农历新年另一热潮是手机上的微信红包，让中国亿万智能手机用户有了网上支付的可能。而我们所知道的4G时代最好的消费体验——手机影视，轻松收到费用成为可能。想象一下，再赶上一个节日，碰到一个好节目，遇上一次精彩营销，是不是会有大把银子从手机上流到内容制造和营销人手里？
长期以来电影靠票房，电视靠广告，这已经成为影视行业的不二商业法则，其它盈利手段都成不了主流。可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大家一直期望有所突破，IT人们梦想着在影视行业里用互联网思维赚到大钱。早期的网络视频业是UGC，即用户生成内容，这是免费商业模式所追求的，只有用户生成内容才不会在知识产权方面出麻烦，也才能真正的“零成本”。这个商业模式带来的麻烦，真正被互联网的本质给破坏了，因为带宽成本是巨大的。于是这个行业很快成为寡头行业，只有老大才能吃肉，别的人连汤都喝不着。
如果不靠广告，那还得靠用户付费。这在电影院里就不是问题，大家买票进场。可是在网上内容免费，盗版内容纷飞的时代，怎么样能够收到钱呢？类似YY、9158等闷声发财的网上秀场，找到了粉丝买单的盈利模式，靠买花，买个赞的创新形式收钱，这在非主流社会中已经获得成功。这种收费方式已经获得这个行业的足够重视。自媒体明星们已经将这种商业模式应用在自己的盈利计划书中，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壮大自己的粉丝队伍，实现快捷便利的支付手段。
电视台一直想改变广告收入占总收入90%的格局。在互联网时代，电视台也想革自己的命，不惜投入重金开办网络电视台。可是网络台开了以后，才发现是个花钱的无底洞，想象中的盈利迟迟不来。其实所谓的网络台盈利不过是广告的收入增加，并不是盈利模式的增加，从某种角度来讲，不过是分割了电视广告的收入。收入的真正增加应该想新的办法，这几年电视台真正在收入上的变化是电视购物频道所带来的。高速成长的电视购物带来巨额的交易流水，也带来了电视台营业收入格局的变化。在互联网电商时代，电视购物还是传统购物的一种，似乎也会面临直邮购物一样的结局。但是第二屏和双屏战略，使电视购物顺利地搭上互联网支付的新时代。通过看电视，利用智能手机进行搜索、识别、比较和支付，观众能够获得比传统电视购物更好的体验，这一技术正在推广普及中。
当然，自媒体的粉丝营销也在电视盈利探索中占据一席之地。《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的成功，意味着电视能带来影响力和产生营销力。国外已经有一些电商开始利用明星的号召力，利用影视节目的影响力进行销售的聚合推广。这些实践将在未来互联支付愈来愈便捷的情况下，成为影视企业获得新利润的方法，能够将原来的“植入式广告”活生生地在市场上变现。以前是影视业围着实体经济转，也许未来实体营销都来围着影视业转。那时阿里、苏宁等企业来做影视的未来也就不远了。
摘编自：商业价值
作者：方世彤
娱乐法在中国
娱乐法在中国确实属于新兴领域。要在中国成为一个专业的部门法，恐怕还需要五十年的发展时间。目前中国高校没有任何专门的课程以及教科书，连学术产出都几乎为零。如果扩大来说的话，只有传媒大学和电影学院有课程开设相关的特色法律公共课。主要讲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以著作权法为核心的专业课，一个是以普法为目的的法律通识课。
要理解娱乐法在中国的实践，我们首先可以通过比较法的方法，看看美国娱乐法是如何诞生的。娱乐法在美国也没有专门的娱乐法典。美国的娱乐法的发展高度服从产业权力的变迁。从1948年最高法院判决派拉蒙案开始，好莱坞的娱乐产业垄断形式就难以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此后，娱乐产业的几个大佬开始利用法律技术来形成实质上的垄断，娱乐法也迎来高速发展。美国高校的娱乐法课程基本就是从这个时段开始开设的。
经过半个世纪的升级进化，美国娱乐法主要从事版权、融资、制作与发行。在目前的垄断形式下，各大片商组成了联盟，通过法律技术实质上变为了版权银行和商业银行。而遍地开花的各个独立或非独立的工作室成为了技术生产工人。制片商不再制片，后期都分包给其他小工作室。演员、剧本、导演、编曲、拍摄、制作都分散在了各个工作室中，而各大片商掌握整个产业链的一头一尾，即版权与发行。这两把斧头就需要娱乐法律师的协助。发行因为涉及到全球领域，更是需要国际性大所承接。融资方面，因为大片商自己的融资渠道畅通，他们实质上成为了商业银行，由他们来决定今年可以获得拍摄的影片。而其他独立影片就需要完片担保、版权质押等法律技术的帮助，需要娱乐法律师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大制片商借助娱乐法的帮助，已经完成了从制片公司向版权银行、商业银行和全球发行商的角色转型。
在美国，中间环节的制作很不一样。比如一部电影，片商把握选题、版权与发行，中间的制作就让经纪公司来运筹。美国的经纪公司或类经纪公司是制作环节的枢纽。经纪人链接了各大工作室，包括编剧、演员、导演、拍摄等等。经纪人接到项目后，就开始组合这些人员。这些人员的组织全部由法律合同完成，一个经纪人通常就匹配一个娱乐法律师，帮助处理所有的法律关系。这个过程极为复杂。因为美国娱乐产业内部各个行业协会、各个州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制定出许多指引与规章，使得一部影视剧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愈来愈复杂。比如，签约演员就必须知晓该演员所在演员工会的薪酬指引。
比如避税问题，制作费用的税收在不同的州又有不同的规定。
简单总结美国娱乐法的发展，就是在二战之后的美国政府反垄断管制浪潮中，娱乐企业依托法律技术完成自身转型，最终形成行业垄断壁垒，向全球市场进军。
反观中国娱乐法的发展，中国的娱乐产业因为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支兴奋剂，开启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目前来看，市场步入到了“民国时期”，有封建贵族、有资本军阀，有革命党人、也有雄心壮志的山大王。与美国娱乐法发展的市场需求必然性比较，中国娱乐法对应着这一阶段的市场也有其本土的生长需求。
中国的法制图景与美国几乎完全不同，中央与地方没有如此之大的法规差异，行业协会几乎不参与影视市场谈判与规制，而且也没有采取判例法（现在实施的指导性判例还未成规模），娱乐法的法律文字规模并没有美国丰富。如果说要大概给娱乐法运用到的法律划一个范围的话，在混战的市场初期阶段中，中国娱乐法涉及四大核心法律：公司法、经济法、著作权法、合同法。附带还涉及劳动法和税法，未来金融资本进入，还会涉及金融法和证券法。
创意产品，如电影项目、电视剧项目，在中国有两个突出特色：无形资产（创意）的聚合与文化政治的监管。其他部门法的法律在此领域运用时，要与这两个特色做融合，因此“懂得影视行业”成为娱乐法律师的特殊之处——首先能够站在制片人的角度知晓影视行业的商业风险，然后运用法律技术和行业经验解决这些问题。娱乐法律师与其他行业律师之间的技术壁垒也在于此。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娱乐法律师在做的这些版权服务、制作环节的法务监制、联合摄制、以及各种合同的谈判和起草等工作，都是为了达成一个目的：帮助正在崛起的娱乐企业部署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形成最终的“娱乐市场”。
以联合摄制的法律服务为例，联合摄制是中国电影产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实际上是多家企业联合投资（通常不像美国那样设立项目公司），可能有制片公司、院线公司、主创的公司、单纯投资公司，借助各自的资源优势打造电影，可能项目主控的制片公司会占大半的投资额，其他的公司每人分一点儿，可能占10%-20%。这时主控项目制片公司就会按照自身的优势设计交易结构，让律师起草联合投资协议，分别跟每个参与联合摄制的公司签署协议，让自己掌控主动权。比如说某家公司有制作上的优势，他设计的交易结构就会在影视制作预算上做文章，虽然写出来投资额和投资回报是定值，但实际执行起来却能让其他公司多出钱、多担风险、少分成。同样的法律技术也可以设在宣传和发行上。
此外，中国娱乐法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必须关注政府实施的文化政治监管。这体现在各大文化行政部门（如文化部、新闻广电、宣传部）发出的各种政策，任何的影视剧项目、演出经纪的各种行政程序都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解读这些政策条文、为客户提供咨询建议和法律解决方案，实现对娱乐项目的战略布局、商业运营、合同制定和管理执行的合规统筹，这可以说是娱乐法律师的“政治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