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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汉叙事:西方小说的第三种传统

    时间:2020-05-09 07:51: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西方小说的发展演变有三个重要传统,从精神史的角度说,小说渊源、演变于史诗,“史诗公认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而novel是它的继承者”。卢卡奇认为当史诗所表征的人的精神整一性出现破裂时,“史诗必须退场,让位于一种崭新的形式,即小说”。从小说的情节构成和叙事手段来说,中世纪骑士传奇给小说的产生以很大影响,骑士传奇以表现骑士的勇敢、冒险、战斗和典雅的爱情为内容,多写骑士行侠仗义、斩杀妖魔等传奇经历,特定的内容使其往往具有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的叙事特征,《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双城记》中都有骑士传奇的影子,因而浦安迪把西方早期叙事文学描述为“epic—romance—novel”这一一脉相承的传统。西方小说的第三个传统是流浪汉叙事,或曰流浪汉小说,学界长期以来把流浪汉叙事当作一种重要的小说体裁,但把小说的发展演变追溯到这一传统的并不多,原因是流浪汉小说并没有如史诗、骑士传奇那样成为一个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主要的文学样式,但无论从原型母题,也不论是人物形象及小说的结构方式上,都使我们有理由把流浪汉叙事提升到和史诗、骑士传奇并列的小说发展演变的第三种传统。

    流浪汉文学有广义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流浪汉文学是指以漂泊人生的流浪者为主角,以个人的遭遇为主要内容的叙事作品,其主人公的特征在于四处漂泊后的回归、长期漫游中的追寻,其追寻主题正是西方小说中最常见的文学母题之一。流浪汉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的第二部《奥德修纪》,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分类,《奥德修纪》是一部“复杂史诗”,也是一部“苦难史诗”,写一位英雄被一位神盯上,在外漂泊多年,虽历经艰辛、灾难重重,但至死不渝终于克服种种磨难回到家乡。奥德修斯回乡了,然而伊萨卡已经不是生活意义上和地理位置上的家园,伊萨卡成了一种象征,“这个家是他精神的家园,是他心灵的栖息之地,奥德修斯的‘回家’与‘海上冒险’象征了外在客体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对立,对立的出现也在史诗内部萌芽式的导致史诗关系的破裂”和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出现。奥德修斯的后代子孙们在小说的世界开始了无尽的精神漫游,他们处在不断地追寻之中,庞大固埃和巴努日在追寻,追寻葡萄酒权威,也在追寻知识、真理和理性;堂吉诃德在追寻,追寻中世纪的骑士道精神,以期用这种早已衰落的骑士之风重整千疮百孔的西班牙社会;鲁滨逊在追寻,在出海、冒险、奴隶买卖、商业贸易中追寻经济个人主义价值和资本主义精神。从文学母题上说,欧洲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大都受到了《奥德修纪》的影响,“《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成为文艺复兴和18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狭义的流浪汉小说是一种特定的小说体栽,公元一世纪古罗马长篇小说《萨蒂利孔》可能是最早的流浪汉小说,它以滑稽模仿的手法反映了罗马中下层社会的世态炎凉和罗马人耽于肉欲精神堕落的社会风气。16世纪西班牙无名氏的《小癞子》则被公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成熟。关于流浪汉小说的特征学者多有论及,库顿认为流浪汉小说是“以流浪汉为主角的叙事作品,小说通过描述流浪汉的遭遇来讽刺当时的社会。”流浪汉小说最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主人公是出身微贱的下层小民,且无固定职业和收入,为生活所迫而四处“流浪”;二是以主人公的空间位移为线索结构小说,展开情节,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社会现实的种种丑陋。这两个特征都对18世纪以来欧洲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结构上的影响在欧洲小说发展的早期较为明显,人物形象的影响更具有持久性和潜在性。

    《小赖子》是流浪汉小说成熟的标志,自《小赖子》问世后仅16世纪的西班牙就出现多种流浪汉小说。17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森的长篇小说《痴儿西木传》,以孤儿西木由森林隐居回到社会的种种经历为线索,反映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法社会“今日天堂明天地狱”的现实,成为其时德国文学的巅峰之作。18世纪初法国作家阿兰-列内·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以穷汉吉尔·布拉斯在社会备受凌辱后学会说谎欺诈、不择手段向上爬的经历,揭露了法国社会罪恶,从而成为启蒙文学的先驱之作,这两部杰作都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18世纪英国的小说在创作上也多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式——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只是鲁滨逊把漫游变成了全球冒险,理查逊让他可怜的克拉丽莎成为逃婚者,既使代表现实主义最高成就的《弃儿汤姆·琼斯》也没有放弃流浪汉小说的结构。

    再看西方小说中人物的演变。作为史诗的直接继承者,小说具有史诗的特征,但同时作为“近代市民阶级史诗”的小说又必然与史诗有着诸多区别,从人物形象上说,史诗的主人公都是英雄人物,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胆识,但小说人物则是普普通通的凡人,或者还是有缺点的凡人,他们带着自己的疑问和不满开始了在异己世界中的追求,有的小说人物是另类的流浪汉,他们的流浪并非由于贫困而是由于别样的不完美:汤姆·琼斯有过流浪生活,因为他真诚善良的美德被人嫉妒,令人羡慕的地位被人觊觎,乐于助人的义举被人诬陷,真心相爱的情人被人霸占。伏尔笔下的老实人有过流浪生活,他的流浪是由于贵族的偏见不允许他和主人的女儿相爱,是由于他要和社会的愚昧、教会的暴虐造成人们思想中的盲目乐观主义宣战而流浪。鲁滨逊有过流浪生活,是因为他不愿过安闲舒适的生活,他要通过航海冒险追求金钱财富,要用资产阶级的勤劳、美德、善行、信仰证明自己的价值。

    哈克贝利·芬也有过流浪生活,芬的流浪并非由于贫困,也不由为了金钱,他的流浪是自觉自愿的,是为了逃避枯燥沉闷的“文明教化”,是为了坚守儿童的天性和精神的独立。哈克贝利·芬的意义在于他是流浪汉形象的重要转变,从芬开始,西方小说中的流浪者逐渐摆脱了空间的位移,他们没有物质匮乏的烦劳,也不再因寻求心中的理想而漫游。相反,他们的流浪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霍顿(《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贵族学校开除之后,由于不能融入充满虚伪、冷漠、势利的成人世界,也不能像哈克那样逃往美国西部迷人的狂野,而只能选择妥协和回家,感到“那么寂寞,那么苦闷,那么孤独,那么沮丧”。土地测量员K在风雪之中多次想进入朦胧神秘的“城堡”然而终于不能,使得卡夫卡的城堡具有了说不尽的象征意义,那是孤独、寂寞、无奈的卡夫卡的精神世界的写照吗?那是“犹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譬喻”吗?青年艺术家斯蒂芬外出流亡一年后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漫游了一天,那是卑微、琐屑、平庸、无聊的现代人在寻找精神的家园——斯蒂芬寻找的是精神的父亲,布鲁姆在寻找精神的儿子。至此,《尤利西斯》和《奥德赛》在结构上和人物上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对位,现代流浪汉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旅途之后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先祖身边,现代主义小说也如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一样一如既往地从早期流浪汉小说那里寻求文学母题。

    从数个世纪的小说演变中,我们发现西方小说始终与流浪汉叙事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无论广义的流浪汉叙事,还狭义的流浪汉小说都对后世西方小说的成熟和发展产生着显而易见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给流浪小说以应有的重视,把流浪汉叙事作为西方小说的第三种传统并非理论上的夸大之辞。

    (作者简介:孙静,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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