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良:山地守望者

2010年晚秋，一大捧阳光向巍山县庙街镇慧明果园里倾泄而下，一大片梨树列着整齐的方阵，铺满了山岭。梨树枝头果实累累。此时，刘绍良正采撷着金秋的喜悦。这些皮红、个大、味甜、汁多的红雪梨和其它品种的梨果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各地市场。

忙完这一阵子，刘绍良又得和手下的技术人员一道，修枝、打杈、积肥、蓄水，准备为来年的丰收忙碌了。

何况还有养鸡场、养羊场、养鱼塘，这些都够他劳累的，“农家乐”餐饮接待已经停了，原因有二：忙不过来，太吵。

当然，有一件事，刘绍良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觉得是好好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是重拾起笔写作的时候了。

刘绍良自称是五百亩果园的耕耘者，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角色，那就是山地写作者。物质和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在迎来果园丰收的同时，刘绍良也迎来了自己写作的丰收。几年来，刘绍良创作“山地笔记”系列散文，情动于中，发之于外，文字质朴，洗尽铅华，不求工而自工，是历经沧桑的本色之作。

如果刘绍良仅仅是一名林果种植户，或者仅仅是一名写作者，都不会有下面的文字了。

“下海”：从万元户到矿老板

1955年，刘绍良出生在巍山县城一个居民家庭，从小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却有着与大多数孩童一般顽皮的童年生活。他会在巍山古城的青石板街上，和伙伴们玩弹豆豆的游戏；他会在城里的溪水边追逐着用仙人掌做成的小船，恣意地用木棍击打水花，惹得洗衣的妇女们迸出一两句不痛不痒的叫骂声；他会把点燃的火柴放进嘴里，嘴唇微微地张合着，去吓唬过往的小伙伴；他会在葳蕤的大青树下，听街上的老者讲《聊斋》，有些怕又忍不住听；他也会像农村孩子那样，天还没亮就从古城出发，到山里去砍柴、抖松子、捡菌子、采野菜、打猎和下扣子套猎；他曾经用纤细的双腿丈量过坝子里的土地，曾经爬上山顶上那棵最高的树尖，曾经挟着一株枯树，在红河源头的水流里拼命地划动。这样的童年经历，相信比现在任何一个城里孩子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刘绍良曾对一些朋友笑谈，自己真正的学历就是高小。他小学还未毕业就遇上了十年“文革”，直到1970年他才进了巍山一中，但似乎没有读过几天真正的中学，他的命运就发生了转折。1971年，十六岁的刘绍良在巍山坝子中的养鹅村栽秧，那是学校的生产基地。一阵急促而悦耳的哨音，把四面八方的同学们都集中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在那里，刘绍良兴奋而紧张地听着一个陌生人宣读招工文件。紧接着，刘绍良毫不迟疑地报了名。第二天，他顺利通过体检，第三天，他便背着行李卷走出村口坐上马车。“吱吱呀呀”的马车把他送到了到县城的集中点，接着换乘一辆敞篷的小道奇汽车。刘绍良从此进入下关汽车总站，成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在那个时代，这个行业还是极为吃香的。

人生就是这样，第一步跨出去了，便会面临更多的机遇。不久，刘绍良又光荣入伍，成了一名汽车兵。在四川江油，刘绍良经历了部队这个大熔炉的洗礼，磨砺了自己的意志，煅铸了自己的身体，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一名汽车兵，他更深入地了解汽车，了解交通运输行业。21岁那年，刘绍良转业回到总站派出所，做了一名干警，这是一个既与汽车有关又和军人沾边的行当，也算是“人尽其才”，可刘绍良偏偏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谁也想不到，干警这个“武行”却促使他爱上了阅读和写作。那时候，他经常值夜班，漫漫长夜难熬，他就在值班室里开始了对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诚然，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摆脱了极左路线的禁锢，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始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刘绍良也不例外，他从一个热爱阅读的青年迅速转向一名文学爱好者。当好干警之余，他开始走上了写作之路。随着公司的改制，他进入了新组建的滇西北汽车运输公司，并在宣传部办报。那时，他们办的报纸叫《前哨兵》，他担任企业小报的编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文学作品与同道。1983年，为了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在公司的支持下，他进入大理师专中文系进行全脱产进修一年。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他得以系统地接触了中文专业的课程，对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文学史、语言学等有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提升，毫无疑问，对一个编辑和业余写作者而言，这样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思维很多时候都跟不上发展的步伐。经过一年的脱产进修，刘绍良似乎换了一个人。回到公司后，他想好好干一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公司却又面临着又一次改制。当时，“下海”这个词成了整个中国的流行语，刘绍良所在的企业高层也鼓励大家“下海”，时年29岁的刘绍良面对着再一次人生的抉择，他经过几天的痛苦思索，再一次背着行李卷离开了公司，扑入了社会这个汪洋大海，是在海里淘金，赚得盆满钵满，还是被海水呛得晕头转向，这还是个未知数。也许，能够横渡洱海的刘绍良，会在海里劈波斩浪游刃有余吧！

刘绍良下海，首先选择了自己的老本行。他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拉木料、粮食、矿产品，一般路线就在大理、巍山、昆明等地跑。一辆“解放牌”半挂汽车核载量4吨，他最多时拉到12吨。五个月后，他成了万元户。在八十年代中期，“万元户”就是脱贫致富的典型，那时候普遍认为，有三万块钱，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在八十年代中期，“万元户”是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万元户”群体也是社会上备受关注的“新新人类”，五个月，刘绍良就成了“成功人士”。他大喜过望，转手了自己的“解放牌”，换了一辆“东风车”，接着跑运输，同样做得顺风顺水，事业上升势头正旺。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摆在了刘绍良面前。是继续赚钱，还是要读书写作？刘绍良陷入两难。也许，他应当乘着钱好赚的时候多赚一些钱，这是大家都有的想法，因为有了钱，可以干更多的事情。可刘绍良毕竟是一个热爱文化的人，是一个心怀理想的青年，他并不满足用金钱来衡量人生的价值，他更看重自己的精神追求。于是，从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他一边跑运输一边参加自学考试，为了使自己尽快拿到学历证书，他牺牲了赚钱的时间。有时报考两门，他就停一个月的车，报考四门他就停两个月的车。停一个月的车，意味着损失几千块钱的收入，而那时一名国家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不过几十元。当时和他一起参加自学考试的有张乃光、杨作民、杨风雷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显示了不俗的实力。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很怀疑，牺牲那么多的时间去考一个“无用”的文凭，值吗？还是他“脑子搭铁”，可刘绍良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自己没有文凭是时代造成的，而非没有能力，他想要证明给这个社会看看，他们这一代人是完全有能力拿到文凭的。更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时光匆匆而逝，几十年又过去了，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文凭泛滥的时代，好多文凭真正变得无用起来，而获得文凭的方式，也变得简单而多元，有些人花钱就可以买一个文凭，不知刘绍良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

也就在1987年，刘绍良作出了一个不符合常理的决定，到大理州文联打工。按理说，他跑运输赚了不少钱，继续跑下去，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的目标也为期不远，可他却放下好端端的生意不做，到州文联去了。在他的眼里，州文联就是一个艺术圣殿，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是应当顶礼膜拜的地方。刘绍良说，还在总站的时候，为了有条件多读书，他曾联系过时任州图书馆馆长的吴棠先生，意欲做他旗下的图书管理员。因此他到州文联打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是冲那点可怜的工资而去的，他就想尝试一下，靠稿费能不能养活自己？结果却让他很失望，要想靠写作来活得滋润，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后来，他辞去了州文联的工作，把家里的天井和阳台改造了一下，在家里装裱字画。他横竖就想干一点与“文化”沾边的事，装裱字画的利润不错，既能陶冶身心，也能赚钱，就是太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干了一段时间后，刘绍良徘徊了，在州文联打工和装裱字画的日子里，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还走不太远的文学爱好者，要想靠文化挣钱实在太难了。他已经下海，他还得赚钱，否则跑运输时赚来的那点钱也花不了多久。而且，贴钱搞文化，这是不行的。他前思后想，还得赚钱，等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来搞文化。毕竟，他上有老，下有小，要供孩子上学，全家人等着他想把生活搞好一些。

离开州文联，接着书画装裱店又歇业。1992年，刘绍良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承包团山公园的餐厅。那时候，大理的旅游业刚刚升温，餐饮业的确是一个赚钱的行当，只是业内人都知道，搞餐饮实在太苦太累，还得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刘绍良天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不仅要开好餐馆，附带还弄了几条游船，搞起了吃、住、游“一条龙”服务。在那些没日没夜奔劳的日子里，刘绍良的体能损耗很大。有一天，刘绍良修补一条游船时，因为持续工作时间太久，他上卫生间时，突然发黑晕，身体重重地向后倒去，后脑砸在水泥地上，脑颅骨断裂三公分，颅内大量出血，差点送了命。刘绍良只能放弃餐饮旅游业，休息了一段时间，静待身体康复。

刘绍良是永不言败的人，他的身体好转后，他又承包了“一号信箱”大理物资经营部，经营汽车配件、润滑油等，把这些车用物资卖到兰坪，找一点中间的差价。做着这些小生意，刘绍良的心里总不是滋味，这样的小打小闹是不可能赚大钱的。他看着当时做矿生意的人一个个都发了，就也跟着买矿卖矿，从中牟利。记得1994年的时候，没有任何矿业经验的刘绍良乱买一通，竟然猛发起财来，让他大喜过望。他想，倒卖矿石生意这样好，如果开矿，那还得了！他不知道，没有任何经验而去染指矿业，是要交学费的。他先是在兰坪开矿方，后来又在巍山的牛街开矿，同时搞经营部，生意做得不错。当时他还从陆良兵工厂进电石卖，很赚钱。接着他又去打矿洞，打矿的队伍主要是洱源凤羽人，战斗力很强。他们的每个洞都打到钻孔所在的位置，准确率也很高。刘绍良对手下的工人们很严，要求他们不准与周围的群众有纠纷。看来，一个新兴的“矿业大亨”就要诞生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国际矿业市场一落千丈，刘绍良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猛亏的惨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兰坪矿山，刘绍良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开凿的矿洞，看着整日劳累的工人们，看着远处莽莽苍苍的山脉，看着一点点西坠的夕阳，他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当上“矿老板”，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反而负债累累。一身疲惫的刘绍良回到了巍山古城的老家。那时候的刘绍良，不敢轻易地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只要一拨通对方的电话，哪怕只是为了倾诉内心的苦闷，对方都赶快说“我没有钱”，那真是一个沧桑的年月，刘绍良面对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还陷入了内心的孤独。他的苦处没有地方说，他的烦恼没有人倾听。刘绍良深知，如果不咬紧牙关苦干，他将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这样，不仅他的“文学梦”无望，还得让全家和他一起重返贫困。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又承包了巍山县“双扶”福利公司。所谓“双扶”，就是“扶贫扶残”，这个公司包括商品经营、餐厅、歌舞厅、客房等，商品经营包括了建材、农机配件、副食品批发和各种百货。承包公司后，生意慢慢有了一些起色。接着在一位县政府领导的提议下，刘绍良又办起了巍山的第一家“红河源旅行社”，县领导虽然提议，可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扶持，因此起步很艰难，巍山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却没有旅游市场。在“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冲击下，巍山的旅游有了一些氛围。刘绍良借此契机招兵买马，旅行社算是悄然开张了。旅行社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业务基本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整个旅游市场的局面尚未打开，但是也有了一些起色。

“上山”：五百亩果园的耕耘者

如果没有这一次“转身”，刘绍良的生活也许就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下慢慢延伸，波澜不惊，但也不会有多大的起色。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五百亩果园的耕耘者。”这种自谦的自我介绍里，其实隐藏着更多的自信：咱有五百亩果园，这果园绿意盎然，同时可能也会有丰厚的收入。其实他藏得更多，因为这个果园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林果牧基地，只不过他不像有些人那么招摇，稍有一点产业，就取一个似乎可以涵盖世界的响亮名字。他对外一直以“慧明果园”称呼他的那个基地。那里除了有五百亩果园，还有成片成林的风景园林绿化树种，还有养羊场、养鸡场、养鱼塘，当然，这些都是多年努力的结果，起初也是极为艰难的。

记得那是一个清清淡淡的日子，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找到刘绍良，建议他承包一个果园。刘绍良心中一动，眼前恍若看到了一片硕果累累的树林，上面是高远的蓝天，下面是绿意葱茏的山林，他坐在果园里，看着溪流对面的山坡，上面游走着黑色的羊群，还有手执赶羊鞭的美丽村姑。刘绍良家从祖辈起就不是农民，可他却对土地有着一份热爱，也许作为一名写作者，天生就对大自然和土地有着亲近和向往，刘绍良几乎没有更多的思考，马上便到这个果园考察。

说是果园，却是一片了无生气的荒坡，属于巍山县庙街林业站。刘绍良开着车到了那片山上，却没有见到果园，只见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刘绍良觉得困惑，便问附近的村民，那老汉用手一指说，那些草中间枝条黑色的就是梨树嘛！刘绍良说，这梨树和草一样高，还能叫果园吗？刘绍良带着失望的心情找到一座孤独的老房子，推开门，见一位残疾老人在守着这片山坡。老人带着刘绍良四处走走看看，刘绍良渐生了信心，他看到了这里有甘蔗，长势良好；还有芭蕉，枝叶茂盛；而坡下水磨坊那边还有一蓬春兰，正开花，暗香浮动。刘绍良感觉到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只要种植管理得当，应该可以培育一个丰收的果园。他进一步了解到，这片果园并不是国有，而是庙街林业站职工合股开发的项目，难怪搞成了这个样子。刘绍下了决心，干！

2000年，刘绍良真正成了500亩慧明果园的主人。此后，刘绍良把几乎所有的财力物力精力都投入到这片山地上，在负债累累而又需要不断投入的状况下，他最终廉价售出了开矿多年库存的精锑锭，将所得30多万元全投入到果园的建设中。

面对这片荒凉的果园，刘绍良感觉到要做的事太多。果园的布局需要重新规划；梨树的品种需要合理搭配和更新；掩没果树的荒草需要薅除；果园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更为重要的是，刘绍良完成了一个从国家干部到商人的转型，却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果树栽培技术人员，他需要从头学起。就在这样的状况下，持续了5年时间，刘绍良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甚至有些投入完全是在交学费，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扔在山坡上却没有任何回报。刘绍良也曾无奈，也曾痛苦，也曾徘徊，但俗话说得好，开弓没有回头箭，好在林果业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是一个生态经济产业，是国家大力提倡的，未来的前景会好。何况那些经过他精心侍弄的梨树正在茁壮成长，挂果量正在增多。希望正在一步步向他靠近。

关于刘绍良的果园劳作，他曾在散文《亲近土地》中写道：

我常常随意坐在某处突起的土埂上，点根烟，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土地。这是块长满荒草的土地。

初春时节，一株株被荒草包围着的梨树，尽管瘦弱，倔犟的枝头上，已渐次绽放出艳丽的花朵，迎着太阳，摇曳成绰约的风景。

我常常会走进为我做活的农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冒着烈日或者沐着细雨，深挖那部分从未接受过锄头爱抚的泥土。然后，将冒着热气的牛粪、猪粪、羊粪倒入坑中。这时，我似乎巳看见裸出的根须在吮吸着它所需要的养分，似乎已听见新梢抽条的拔节声。似乎，我的口腔已滋润起来，舌尖已隐约品尝到梨子的甜味。

我常常会久久地站在某棵树前，握一把专用剪刀，审视它整个的形状，然后，再仔细地分辨它每根枝条的属性。但是，我一次次地举起剪刀，又一次次地垂下双手。这时，是因为一位专家的名言在耳边响起：“产量就在剪刀上。”为了寻觅与土地相对应的亲近方式，我会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