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揭开沉船奥秘
时间：2020-08-24 07:52: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缘起南澳I号
“在南澳，如果渔民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先停止工作，把减压舱给渔民用，无论如何，人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南澳I号的水下考古领队崔勇说，水下作业必须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潜水者在连续作业后必须接受一次减压舱治疗，以便释放出人体各器官内的氮气，如此来保障生命安全。因为急功近利的违规潜水作业，南澳岛附近每年都会死一两个潜水员。一个减压舱价值几百万，当地渔民根本用不起。外地来的潜水员又都是野路子，和渔民签的是合作合同，而非雇佣合同，出了人命最多只赔4万元，这还是出于人情上的考虑。
崔勇说起话来不温不火，潜水员的健康爽朗和读书人的温文尔雅结合得完满无缺。随着年龄渐长，作为一位要负全责的考古队领队，崔勇越来越关注水下考古的安全性，对于急于求成的年青队员，他总是反复强调，“慢一点，再慢一点。工作可以做不完，命可不能不要。”20多年不间断的水下作业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他时常后怕。
南澳I号沉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三点金海域。这个海域是古航道，水流急，周围遍布暗礁，风险大，发掘难度大于“南海I号”。原址发掘和保护，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学术上都更为有利，因此这次发掘不打算用沉箱方式将船只整体打捞出水，只是用传统的潜水方式一点点地清理发掘。
2007年南澳I号年被当地渔民发现，两年后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当时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刚刚挂牌成立，迅速集结全国的优势力量，与广东省共同组建南澳Ⅰ号水下考古队。这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专业机构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对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专业机构合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探索。
2012年是南澳I号第三次正式发掘。水下考古队员们被分为文物组、摄影摄像组、支援设备组和后勤组四个小组。下水前，设备组会仔细检查，充分做好器材准备，下水后，各组也是分工明确，有的负责绘图，有的打探照灯、布探方，有的负责出水文物的登记、清洗与暂存保管。后勤组则负责生活保障和人员往来安排。队员们通过水下无线即时通话系统实行点对点沟通，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与陆地考古固定的每日工作安排不同，水下考古不得不根据潮汐制定发掘日程安排，考古队有专人负责潮汐观察推测，前一晚的例会上，领队根据情况决定次日潜水时间和各组轮次，但最终的安排还得看当天当时的天气情况。在南澳，每年适合潜水的时间只有上半年的几个月。崔勇和队员们往返于广州和南澳两地，一方面要抓紧每年仅有的几个月时间出海发掘，一方面也要进行室内整理，出发掘报告。能坐下来写东西的时间少之又少。
崔勇说：“南澳I号我打算一直做到退休。考古报告也会每年出，形成系列，边发掘边整理。”这几年，崔勇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南澳I号的发掘上。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让他和队员们的名字早已不再局限在小小的水下考古圈里。
“媒体对水下考古比较关心，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I号——南海I号和南澳I号。2007年南海I号发掘时很多媒体没赶上，这两年都挤到我们这里来了。这给我们的正常工作也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媒体关注点还是偏重于器物的经济价值，我们只关心它的研究价值。考古不是挖宝，出水文物再值钱国家不卖，再不值钱国家也要收藏。我们得严格按照考古程序来，然后结合相关史料进行研究……这个程序非常复杂漫长，一般媒体没有这个耐心来了解，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崔勇说。
在一条船上，往往会有完整的功能分区，人们也会携带最精练的生活用品。因此，聚落考古的方法更适合水下考古研究。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来进行发掘整理，往往会得到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那么长期的海上航程，人们怎么防止败血症？这次在南澳I号，就从一些罐子里淘洗出了一些橄榄类植物的果核，这些果实维生素含量高，可以防止败血症的发生。
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关系”。崔勇说。史载：“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南澳岛又称“南澳山”，是航行时的一个望点或参照物。从宋代到明万历年间，南澳都是自由岛，来自各地的货物在这里集散，船舶在这里补给。十五、六世纪风靡海外的汕头器（SANTOW），在中国沿海的漳州窑和海外都有发现，但中间的流通过程一直是个缺环。南澳I号发现的正好汕头器补足了这个缺环。这些外销瓷批量产自漳州，出口却在汕头，风格豪放简练，浓墨重彩画得很熟练，应该是对外加工贸易的产物。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东南沿海省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出重头戏。继南海I号及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成功之后，南澳I号的发掘和媒体报道，再次激发起了公众对水下考古的热情。与此同时，拥有中国最多海洋面积的海南省，也正在酝酿着自己的南海宝藏发现计划。
在水下考古的小圈子里，海南文物局局长王亦平被昵称为“王胖胖”。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海南建省初期就开始从事当地文博工作。他曾任西沙考古队队长，也参加过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现如今，他已经是海南省文物局一局之长，言谈举止自有一种官员气度。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能够给南海周边国家提供一个平台，大家都能在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通过历史实物去更客观地看历史。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不只是航海壮举，而是中国朝贡体系朝向海洋的一次成功尝试。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有着十分积极的一面，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解决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与崔勇的学者态度不同，王局长很快将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内政外交的高度。王亦平称：海南省拟启动建设三个大项目：第一个是面向世界的水下考古基地，集科研、保护和人员培训一体。第二个是海南省博物馆二期工程，主要是水下考古成果的展览，将借鉴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经验，建设一个以水下体验为中心的全新博物馆。最后一个是国家南海丝绸之路博物馆，将展出南海沿岸国家的物产、历史和文化风貌，表达一个海洋大国的开阔胸襟。
鉴于形势，2009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水下遗产保护中心，上行下效，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行动起来，建设起自己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其中海南省因为水域面积大，水质清澈，所发现的沉船遗址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艘，数量比其他省份加起来还要多。广东省拥有广受瞩目的两个I号，南海I号和南澳I号，正在动议建立自己的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和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福建、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自己的水下遗产保护工作。
一个由政府直接出面，包涵了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综合体系正在各地形成。新的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也将由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曾承办过五期全国水下考古培训班的国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也终于卸下了为全国培养人才、领衔全国水下考古工作的重担，回归为国内尖端科研和国际文化交流。
20多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已经更名为国家博物馆，经过重新装修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办公室内，迎门悬挂于窗前的巨幅西沙水下考古工作照，被阳光照射如户外灯箱。不大的办公室挨着放置了8张厚木桌椅，各种书籍、文件、茶杯、纸箱、旅行箱见缝插针，却也密而不乱。这里是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如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就是从这里驶向海洋的。
中心主任赵嘉斌的办公桌挤在靠窗户的一个小角落，看起来比别的办公桌还小一号，与他高大的身躯很不协调。他目光深邃，翘着二郎腿，脸上挂着“对你们外行说不清楚"的标准考古学家表情，对于我们连珠炮似的问题一时不知从何回答起，直到我们提到俞先生。
“俞先生走的时候，我也在！”赵嘉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说起水下考古，不能不提中国历史博物馆老馆长，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他和张忠培、严文明一同，师承苏秉琦先生的学说，同时又注重新观念、新方法和跨学科综合研究，被看作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晚年，俞先生以过人的精力，一手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新领域：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和DNA考古，还主持了整个三峡地区的抢救性发掘。
中国水下考古的“黄埔军校”
赵嘉斌从书柜里翻出一本珍藏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这是中国第一本正式的水下考古发掘报告，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序言中，俞先生写到：“记起十年（1990年）以前，一个年青的英国考古学者曾以关心的态度问我：‘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即使发达国家也并不热衷，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我说：‘中国的水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
1986年11月，受国际商业打捞人迈克哈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中国古瓷事件影响，中国的学者、专家和军政要员们成立水下考古协调小组，讨论到底由哪个单位开始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由于经费开支比较大，各单位领导纷纷摇头，只有俞先生主动请缨，提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建水下考古研究室，这是现在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前身。
俞先生知道，水下考古的第一步，就是要尽快将考古学家训练成潜水员。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从无到有，为中国培养了最初一批水下考古人才。1989年始，国博在青岛、阳江等地共承办了五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此培训班，被认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黄埔军校”。前面提到的崔勇是第一期学员，而赵嘉斌是第二期学员。“每期培训班也就十几个人，五期培训班加起来不到80个人。因为水下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潜水对身体素质和年龄的要求极高，能留下来工作的，全国不超过50个人。而搞一次水下考古调查需要十几个人，组建一支水下考古队需要30多人，基本上全国的有生力量都在了。这有点像早期的地上考古，全国就社科院考古所那么几十个人，在全国各地到处设立研究室和流动站。”赵嘉斌对国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20多年筚路蓝缕，开创并挑梁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培养水下考古人才的既往历史充满自豪。
中国陆地考古始于1922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考古事业，早期考古学家们集中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只能挑重点将工作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几个文物大省解决中国考古学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90年的发展，陆地上已经建立了遍布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体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已经相当清楚，进入深耕阶段。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建立起了较为严格的文物监控体系，盗墓事件连年减少。
水下文物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开始，沿海各省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一切都在最初的摸索尝试阶段。加上海上监控的难度较大，盗捞事件时有发生。中国的水下考古只有20多年的历史，因为人员和经费的限制，长期处于沉寂期，如果不是南海I号和南澳I号的发掘，很多人甚至并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个学科存在。“20多年，对于一门新学科来说，太年轻了。”赵嘉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