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信念,不懈登攀
时间：2020-08-24 07:54: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
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外，都是战争用语，什么“缴枪不杀”啊、“举起手来”啊、“优待俘虏”之类的。而且文化课非常少，尤其是数理化，只有相当初中一年的水平。
上了一年中学后我就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我插队的地方在离长春市以北100多公里的一个典型的东北小村子里，8个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了两年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当时几乎没有没干过的农活，亲身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夏天锄草，早晨4点上工，晚上8点才收工，一天劳作时间13个小时；秋天扛着装满粮食，重达160多斤的麻袋，沿着宽度仅30厘米左右的木板登上四五米高的粮囤运粮；冬季在凛冽的寒风中，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抡着十公斤的大镐刨河泥冻块运往农田以改良土壤；屋子里面温度不到零摄氏度，土豆都冻成冰疙瘩，戴着棉帽子睡觉，醒来眉毛和胡须都是白的。有时累得腰酸腿疼，想到将会在这里辛苦劳作度过一辈子，不仅无限感伤，只能用被子蒙住头悄悄地流泪……在农村干一年只挣了42块钱，去掉买口粮的钱就剩不下什么钱了。记得因粮食不够吃，夏季有两个月没有粮食了，正赶上是当时土豆和南瓜成熟的季节，就每天吃土豆南瓜，吃得直反胃，以至于我从农村回城后的十几年，一看到土豆南瓜胃里还泛酸水儿。我还吃过稗子，粘的，草籽儿似的，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但是能够饱腹。对我来说，那两年是我经历的最苦的日子，现在看来也是一笔财富。因为后来从农村回来，无论干什么都不觉得那么苦了。
经过两年的插队生活后，我因表现好，被抽调到长春的一个百来人的锅炉修造厂当学徒工。好不容易离开农村来到工厂当工人，对我来说就像进入天堂，我非常珍惜，用全部精力学习技术。那时我学钳工，手锤、锉刀、刮刀是基本的工具，必须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开始练习打手锤时，由于掌握不好要领，右手执手锤常常打到持扁錾的左手上，打得血肉模糊，疼得钻心。我咬牙坚持，继续苦练。终于熟练掌握了基本功，我三年学徒期满时，操作技能已经达到钳工的六级、七级甚至八级的水平。除了基本功外，做钳工还需要掌握很多内容。如平面几何的知识等。我只上了一年初中，很多知识没有学过，我就和当时正在上中学的大妹妹学习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以及数学，我还自学了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等等。由于工作表现好，我学徒期满后不久就当选厂工会宣传干事，再到工会副主席、副厂长。
1977年10月国家下发了恢复高考的通知。在那以前，每年有熟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上大学，因我母亲出身不好，所以始终和保送无缘。得知国家将要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决定报考试试。于是就面临着怎么考、报什么的问题。我数理化只学了一年，考理科肯定考不上。当时有个人告诉我，“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我一想这挺好啊。而且我那时也经历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运动，发现每年都要“翻大饼”，前一年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没过几年又被批判，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就觉得政治太危险，考古离政治比较远，会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看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电影，有介绍马王堆汉墓等重大考古发现的，觉得挺有意思，这也是对考古的第一个印象。所以这三方面原因我就选择了报考考古。当时考大学对大学没有好坏的概念，只是注重专业，我报的三个志愿，第一个是吉林大学的考古、第二个是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第三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系。
由于我在工厂做学徒工时自学了数学，从小喜欢文学、地理和历史，做宣传干事又接触了较多的政治内容，高考成绩达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标准，进入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值得庆幸的是，入学第一个学期从张忠培先生的新石器考古开始。张先生上课没有讲义，而且他说话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周：您听得懂吗？笑）我还行，因为我从小受我母亲的影响，喜欢唱歌，辨别声音的能力还不错。我又近视，那时候不愿意戴眼镜，所以就坐在第一排。听张老师讲课时，凡是听懂的我就点头，听不懂的就摇头。张先生一看我摇头，就再说一遍。我听懂了就给同学们“翻译”（笑）。我记得其中有个词叫作“柱子洞”，张老师说的是“聚积凳、聚积凳”，我们全班同学听了七八遍也一头雾水，直到张老师把这个词写在黑板上，大家才恍然大悟（笑）。张老师讲课有他的一套方式，比较开放，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也鼓励大家思考。他要求同学们课后都要找他提问题，通过所提问题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情况。所以那时我们就搜肠刮肚地去思考、提问题。他还鼓励大家学哲学，掌握唯物辩证法，他说考古分析的时候需要解释，掌握科学的逻辑思考能力非常重要。另外，他十分重视田野考古，他说搞考古的人田野发掘技术一定要过关，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不会做手术可不行。所以引领我进入考古学大门的导师是张忠培先生，我非常感激他。
我们第一次实习是1979年春在河北蔚县，那是非常穷的地方，而且前期考古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到那儿就两人一组，分成十几个组，在整个县范围开展考古调查。为了不给当地老乡增加经济负担，我们每个人发5斤挂面和一盒固体酱油，平时吃的就是清水酱油煮面条。我和王军（现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主任）一组。我们工作十分认真，我们负责的区域所有的断崖、河边台地都跑到了。走了二十多天，每天走得特别累。我们每晚住在当地生产队队部，炕上全是虱子、跳蚤，我就把两个床单缝起来，光着身子钻进去只露出脑袋，把进口扎住，有点像现在的睡袋，这样才能避免这些“小生物”的骚扰。就在那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了相当于夏代的灰坑，张先生跟我们说，这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遗存，以前没有发现过。那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所以我入学时遇到张老师，实习时又从调查、发掘到整理的全过程都系统地学习了，这些为我后来从事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