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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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安徽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于2009年12月13~15日在安徽合肥市隆重召开。来自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安徽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会议预定主题为“百越文化与华南民族考古”,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就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百越各民族文化、华南地区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及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 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的研究。这是历届年会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上更是重中之重,提交论文近二十篇。鲁西奇教授整理的石泉先生论文讨论了商周时期长江下游开发的情况、春秋时期吴越的兴起与强盛、吴越都城地望问题及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与楚文化的分布,认为:商代与西周时长江下游的开发,“东夷”起了很大作用,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初步开发,“百越”实为最早的主力;早期吴、越的都城及其相应的重心地区都在淮水下游地区,而不在长江边以至江南地区。另外石先生还提出了“五湖”在今高邮一带、战国时楚郢都还在汉水中游地区等观点。厦门大学吴春明通过对越南东山文化的聚落与墓地、内涵的多元因素的详细分析,探讨了东山文化与“骆越国”问题,认为骆越国的东山文化是在华南百越王国、中原周汉帝国间南征北伐、激流涌荡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融合形成的。泉州师院宋叶、厦门大学王新天在前人对商代历史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来探索商代南方疆域的动态变化,并且阐释了南方疆域变迁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成因。中国社科院徐峰以西周时期的安徽江淮作为探讨对象,论述了西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并以传统文献中“淮夷”的一员——六国为例,重新审视了周人与淮夷的关系。美国毕士普博物馆的焦天龙介绍了太平洋考古学的历史和现状,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知识,探讨了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地区先民的关系问题。厦门大学何国俊通过对岭南龙山时代文化多元性的探讨,认为岭南龙山时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了岭南土著文化传统,同时,龙山时代是岭北文化传入和影响岭南的第一个高峰期,岭南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各类岭北文化的影响,促成了岭南龙山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安徽省社科院陈立柱讨论了春秋时期越人与楚交往的几个方面,尤其是彼此交往的通道,指出越人沿新安江到达歙县、黟县一带,过黄山走秋浦河可到江北,或者沿“浙赣走廊”进入赣北,过九江来到江淮与楚汇合。衡山之阳的“九江”也是早期以来中原人南下的重要据点,通过“江淮走廊”即六安经群舒之地到达这里,然后进入江南。南京大学黄建秋以花厅墓地为对象,从墓葬分期入手,对墓葬划分等级、随葬品文化属性以及丧葬习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里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的交汇地带,在归纳出花厅墓地文化面貌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百越和东夷两个古代民族在史前时期发生的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香港中文大学卢智基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了骆越与滇的文化关系,认为骆越与滇的文化各有异同,但两者均以铜鼓风俗为中心,两族属活动范围有重叠,有不同,主要通过红河等江河交通往来,大的方面可能都属于 掸系而非越民族,具体又因地域等因素而又属于不同的种族。广西文物考古所覃芳等通过对《战国策》、《史记》、《后汉书》、《越人歌》等史料文献中关于苍梧族的记载的分析及相关考古文化遗址的调查研究,着重考察了苍梧族的族属问题,认为他们曾是荆楚地区的原著居民,以后被称为骆越、乌浒,属于西越体系。云南文物考古所肖明华简要介绍了文献中关于“西南诸夷”的记载,结合考古学上青铜文化区进行比较分析,制作了文献族属与青铜考古文化区的对应图,使人们对“西南夷”有了整体的认识。福建师大徐心希论述了闽越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探讨了闽越文化所接受的徐文化的影响及渠道。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则讨论了大禹与百越的关系。
二. 百越各民族文化史研究。这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Barry V. Rolett先生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气象学的相关知识,将中国与中美洲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古代历史中的气候变迁与文化崩坏之间的关系。厦门大学郭琼娥从东南地区史前(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遗存入手,结合民族志资料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观察东南地区史前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农耕、采集和渔猎各所占的比重,认为东南地区史前先民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仍以采集渔猎生活为主,农耕活动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绍兴文管所葛国庆从梳理历史典籍入手,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在剖析人体口、鼻腔生理机理的同时,考定古越人“鼻饮”之俗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透过“鼻饮”现象,讨论“鼻饮”习俗的民族文化及与民族演进的亲缘关系。云南省政协黄懿陆细致地研究了殷墟卜甲和青铜铭文中的越人鸡卦,认为在商代或更早以前,越人鸡卦是非常流行的占卜方式,决定和主导着王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生活的走向,古代云南可能是易学数卦和甲骨文的发源地,八卦卦名是越人语言的表音文字等。上海大学李振金、曹峻对马家浜文化稻作来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认为马家浜文化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最有可能来源于河姆渡文化,在文化的交往中,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跨过杭州湾而传入太湖流域,并在马家浜文化的中后期得到空前发展,引领了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数千年的繁荣。福建省文联林蔚文利用田野调查考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民间传说等方面的内容,对闽越地区先秦至今崇蛇民俗的基本状况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一地区的崇蛇民俗起源于多蛇、多蛇患的自然环境和缺医少药、原始宗教气氛浓烈的社会环境之中。台湾中研院陈仲玉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对台湾高山地区史前遗址的分布与形态加以研究,着重探讨了高山地区史前遗址的年代和史前人们选择较高的山区聚落而居的原因。美国学者FrancisAllard依托考古材料,探讨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3000B.C.——200B.C.)复杂社会的形成情况及特征,主要借助经济模式与“中心——边缘”理论,从岭南社会内部的能动性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研究。珠海市博物馆肖一亭通过对香港、澳门、珠海及环珠江口地区石刻岩画的解读,认为这些岩画主要由南海渔业先民所作,表现了神灵崇拜、天体崇拜、生殖崇拜等内容,据此可以窥见百越民族原始文化的部分内容。珠海市博物馆李世源则主要以宝镜湾岩画为对象,做了更加细致全面的研读。云南大学李昆声对古代铜鼓起源地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万家坝型铜鼓是世界最早的铜鼓,其年代上限在春秋早期,下限为战国晚期,万家坝型铜鼓发现最为密集的地带,即云南滇中至滇西一线是世界铜鼓起源地。广西文物考古所何安益、宁永勤以墓葬随葬陶器为例,探讨了桂东北和西江中游区东周越人土坑墓及族属问题,认为依据这两地区东周越人墓葬所见陶器特征及地理空间分布情况,墓葬主人的族属在不同空间不同阶段分属于两支越人。中山大学郭立新、夏寒从考古学角度,通过对巴文化发展早晚两个阶段的研究,考察了巴人的崛起与西渐情况,认为巴文化因盐而兴,曾参加伐商大会,终周之世,蜀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三. 华南地区考古文化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青铜器研究。随着百越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增多,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安徽大学张爱冰、陆勤毅结合近二十年新出之资料,对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形制、变化和年代进行了重新考察,通过若干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认为汤家山青铜器的年代为西周中至西周晚期,其形式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安徽大学朱华东、周崇云对吴越系青铜剑纹饰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指出吴越各期青铜剑剑首、剑格纹饰与剑体其他部位特征演变规律类似,各期特征也较为显著,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厦门大学钟礼强、钟慧娟研究了土墩墓时期闽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认为吴越文化因素是闽江流域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主体内容,吴越文化的移植促成了闽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也是这一历史事件打破了闽江流域早期古文化的土著传统和上、下游间的区域特点,从而走上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海南师大李勃介绍了海南岛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情况,并通过对古籍中关于海南岛青铜器记载的研究,考察了海南岛青铜器的来源,认为海南岛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多属本岛产品,并非都是“舶来品”。
二是考古遗址与墓葬研究。贵州文物考古所张改课、张兴龙等通过对贵州北盘江流域“鲁容—白层遗址群”的年代序列与文化谱系的细致分析,认为这一地区遗址群包含本地文化系统和外来文化系统两大文化系统,并且探讨了北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共性与个性,这对于研究百濮、百越民族的起源、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中国海洋大学石荣传以河南桐柏月河一号墓为例,探讨了东周养国墓葬出土玉器的周(中原)、楚、吴、越、夷等多元因素及其逐渐融合的形式,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的文化交融现象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浙江文物考古所陈元甫通过对最近几年浙江地区和江苏地区新发掘的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大墓研究,探讨越国贵族墓葬的葬制变化、陪葬坑制度以及不随葬青铜器等一些葬俗问题。江西文物考古所徐长青通过对江西靖安李洲坳发现的东周一坑多棺型墓葬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其性质与族属问题,认为它与徐人有关,它的发现对江西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结构研究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桂林博物馆漆招进研究了古文献中关于虞舜卒葬地和三苗南迁的记载,并结合湘桂走廊的考古发现,认为舜帝死葬苍梧之野即湘桂走廊真实可信。广西柳州白莲洞博物馆蒋远金通过对广西柳州白莲洞文化与东南亚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认为该地史前文化继承了更新世中期以来的砾石石器传统并发展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
四. 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研究。这是百越民族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特点。厦门大学黄向春通过对文献中关于“游艇子”的记载与南岛人的关系的论述,探讨了蜑民的起源,认为南岛语族民族是 民的直接来源, 民的形成是整个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产物,后来 人概念的扩大与泛化,与士大夫文化在南方边檄之地的流传普及有关。广西民族大学李富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广西龙胜平安寨做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虽然自乾隆五年之后中央王朝对今龙胜境内实行了直接统治,但近代之前国家力量并未真正进入这一地区,平安寨乃至整个龙胜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当地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栏”、“勒栏”、“泰瓦”和寨老制度共同构成了当地社会力量格局。厦门大学董建辉、黄婷以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为中心,介绍了安徽畲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指出畲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趋同在加快,畲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消失,如何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浙江师大王逍以浙南景宁畲族自治县敕木山区惠明寺等“六保”畲族村落社区对当地汉人汤夫人信仰的采集、重构为田野案例,具体阐释了畲族在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是如何运用文化整合模式来维持村落社区内外秩序的。海南师大王献军介绍了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特点和分布情况,并分析了“生黎”向“熟黎”转化的途径。海南师大张一平等探讨了海南黎族图腾产生的时代背景、分类和内涵,指出探讨黎族的图腾崇拜,不仅有助于揭开黎族迁琼的历史、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还可以使我们正确理解黎族的许多传统文化现象。海南师大张兴吉通过对民国时期黎区贸易与海南岛市镇发展的研究,认为民国时期与黎区的贸易是海南市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深入研究与海南黎区贸易对海南市镇发展的影响,不仅对于研究海南黎族的社会历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日研究海南小市镇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广东省文物考古所邱立诚对雷州的石狗文化进行了初步探讨,论述了雷州石狗与图腾崇拜、当地族群历史演变及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安徽大学周典恩对台湾原住民的类别与族称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可依日据时期为界划分为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性类别和学术研究性类别,台湾原住民的族称多是异文化视野下的“他称”,而不是反映原住民各族群自身认同、文化记忆的“自称”。厦门大学郭志超通过对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贸易的研究,指出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贸易是在“理番”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呈现多种类型和逐层深入,这种贸易关系发展着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纽带,以及共存于同一个政治体制的坚实基础。厦门博物馆彭维斌通过对台湾原住民宗教信仰变迁的分析,指出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传统宗教信仰文化,受到汉移民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作为台湾原住民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文化的变迁是其传统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与典型例证。厦门大学周雪香对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台湾原住民政策和原汉关系进行了探讨,清廷统治台湾后,对台湾原住民实行剿抚并重、“隔绝番汉”、“护番保产”、开山抚番等一系列政策,清政府关于原住民的统治政策对原住民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原住民与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百越史研究中,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志资料相结合加以探讨得较普遍,因此本文几个方面的区分是相对的。总之,本届百越民族史研讨会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与历届年会相比,学者们的视野更加开阔,领域也有所扩大。
(责任编辑:周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