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放鸽子的末路英雄
时间：2020-09-10 07:51: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徐克把那尊终身成就奖的金狮奖杯颁给吴宇森时，我们分明能看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眼中闪动的点点泪光，此时，威尼斯代表了全世界电影人，不仅向这位辛劳半生的侠客导演，更是向整个华语电影致敬。不过在此之外，也许我们还能从吴老的眼泪中解读出另一层意味——一个时代过去了，老侠客所说的不爱3D电影只是个表面现象，真正让老导演与万千影迷一同唏嘘扼腕的，其实是个有点残酷的事实：港产浪漫英雄片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转引《纽约时报》影评人的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堪称对20世纪尾期香港电影最精辟的概括，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吴宇森的作品自然也可以被归纳其中。其实，吴导从1974年就开始涉足电影导演的工作，但他真正成名，当然还是从1986年的《英雄本色》开始。《英雄本色》不仅是吴宇森，也是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英雄片作为一个亚类型片种正式登堂入室，关于东方意境、关于暴力美学、关于中华侠义，自此开始借吴宇森的光影画笔在世界电影长廊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宇森的英雄片在电影史上最直接的母体就是邵氏武侠片，吴宇森从张彻的助手出生，这位武侠大师的电影风格自然也给吴宇森今后的创作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吴宇森自己就曾说过：“把张彻电影中的刀换成枪，那么就会很像我的《英雄本色》了。”吴氏暴力美学之于张彻武侠片的传袭，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吴宇森的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领一时风气之先，逃不脱整个社会文化土壤的承载。吴氏英雄片，看似癫狂过火，内里却饱含着对中华传统文脉的应合，还是波德维尔所说：“中国历史上多的是腐败与贪婪的统治者，一向没有诉诸客观公义原则的传统。因此，在深入民间的故事里，英雄若非以武犯禁的独行侠，便是精英统治阶层的对头人。”这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亦是吴氏英雄片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诉求之所在，从这一点而言，《英雄本色》们自然是对全体华人观众通吃的。此外，吴氏英雄片向来以塑造肝胆相照的男性情谊为重，同样也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游侠与西方骑士传统背道而驰，他们不会效忠女人，甚至不会爱上女人(纵或会有女侠相助)。侠士至高无上的做人原则是忠诚，是对家庭，尤为对父亲的忠诚，也是对友人或“兄弟”的忠诚。”由是看来，所谓的兄弟义气，正是东方侠客们持重中华文化最深厚的地方。
吴氏英雄片在美学上的最大特点，便是浪漫抒情、动静相宜的东方意境，后世有人以“暴力美学”称呼之，口耳相传，遂成吴宇森导演最大的标签。殊不知，这也是吴导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当然，动作片(广义)几乎算得上是华语电影唯一拿得出手的类型片模式，吴氏暴力美学对好莱坞的渗透，自然也得放在香港动作片整体对外输出的大背景下，但在后现代的热兵器时代拍摄出古典意蕴十足的打斗场景，这显然是吴宇森的独门秘笈，亦是《断箭》《变脸》《碟中谍2》大获成功的命门。鸽子谁都会放，但每每放得豪气干云，将英雄之孤傲幻化于羽羽白鸽的扑打间，舍John Woo其谁?
吴氏英雄片在1980年代的风行一时，自然与港人的心境息息相关。一方面，香港历来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社会，吴宇森“将传统江湖文化中的‘兄弟情义’纳入到黑社会片这样一个现代文本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文明进程与传统文化生态之间所产生的裂隙。换句话说，观众对于英雄片中兄弟情义的认同乃至顶礼膜拜，其暗含的前提恰是现实世界当中兄弟情义的缺失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问情感的淡漠和疏远。”另一方面，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九七综合症”逐渐发酵，港人的身份定位和前途规划空前微妙起来，吴氏英雄片中的孤胆英雄形象，于是暗合了港人既不认同英国殖民者又对完全回归诚惶诚恐的“本港”情结，对脸谱化威权形象的反抗也巧妙的契合着港人心态的律动。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斯时港产片看似对儒家文化母体放肆反叛，骨子里其实还是臣服在老祖宗的文脉之下——这无非是回归前的一次青春期叛逆罢了，该变回来的总归还得变回来。果然，北京迎来了奥运会，John Woo也重新变成了吴宇森。这一次，游侠精神开始史无前例的与国家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侠客变成了政治家的部将，私人打斗也上升为统一战争，不过这两部了却吴导演心愿的《赤壁》票房虽饱赚一笔，但坊问的口碑却是空前的低迷。
其实都这样，九七已过，CEPA都成了过去时，香港导演大举北上，陈可辛在《十月围城》里挥洒着仁人志士保护“伟大革命先行者”的一腔热血，马楚成也在《花木兰》里让赵薇喊出了“将军可以弃我，国家可以弃我，但我花木兰绝不背叛国家”的壮语豪言。吴氏英雄片中所传承的游侠精神完全被阉割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对头人”摇身一变成权力体制的暴力执行者，躲在民族主义护盾后面的威权国家话语响彻银幕——魂不在了，留着那缕暴力美学的游神还有什么用?
白鸽还是那羽白鸽，可惜英雄已然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