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
时间：2020-11-21 07:51: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乍暖还寒时节访巴金
1978年6月30日,巴金在致友人黄源的信中写道:“我半月前给鲁迅研究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个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说实话,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同年7月2日,黄源在给我的信中转达了巴金的上述要求,但隐去了巴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这句十分重要的话。
巴金查询他那篇短文的处理情况为什么要通过黄源呢?因为黄源既是巴金的老友,又是我们采访巴金的引荐人。这件事的背景是:1977年至1978年前后,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教育界也是如此。高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离不开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而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重灾区”?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1935年至1936年发生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大做文章,诬蔑“国防文学”为“投降主义文学”、“卖国文学”,实际上否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大批左翼文艺战士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因而惨遭迫害。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回忆,1966年5月下旬,江青要戚本禹通知许广平立即去上海锦江饭店写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回忆资料。江青问许广平:“你要不要给鲁迅申冤?”又说:“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这次会见期间,江青还让许广平母子阅读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当时许广平在《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按:标题原文如此)中写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首先提出,就有一批人去签名,也拿来要鲁迅签名,当时鲁迅拒绝了。鲁迅认为应该照党的指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正确口号……记得首先赞成的是巴金等人……记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想采取两面派手法,在两个口号上都签了名,但更有一些人坚决站在鲁迅的一边,也就是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坚决拥护无产阶级这个文艺路线。”〔1〕许广平当时不会想到,她认为“三十年代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的巴金不久也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分别研讨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与会者对前两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对后一个问题的意见却有同有异:相同的看法是认为“两个口号论争”属于革命文艺阵营的内部论争,“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不同的看法是,有些学者和高校教师对“国防文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另一方则认为“国防文学”既有左的错误(表现在把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视为参加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入场券),又有右的错误(表现在不敢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两个口号”的分歧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仍带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即反映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我当时就持后一种看法,并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陈丹晨先生那时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当主任,鼓励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发表,作为一家之言,但我始终不敢应命,至今也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
1977年6月上旬,我任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先后派出研究人员出差到杭州,拜访曾在鲁迅扶持下从事翻译活动的黄源先生。关于当时的情况,黄源在1977年6月14日致老友楼适夷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记载的:“此次鲁迅研究室里来了两批同志,一是编‘研究资料’的,二是编年谱的。我们分组谈话,谈了两个半天,一个晚上。我和他们玩了半天,从中山公园到三潭印月、西山公园,从苏堤走回来,在他们住处‘新新’里吃午饭,照了一些相。昨天送他们到岳坟,他们去绍兴,经上海,拜访巴金,等月底回北京。他们都是三十、四十、五十的人,生命力很旺盛,我上船下船,他们都扶着我,其实我还行。”这封信生动记叙了我们当时采访黄源的欢快情景。那年黄源七十一岁,我三十五岁,同仁中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新新”是西湖岳坟旁的一家著名饭店,黄源曾到这里探望我们,有时还跟我们共同进餐,我至今还记得他喝粥时发出的声响。我们也多次穿过青翠的竹林到葛岭路十三号去拜访黄源,感到他真的是居住在神仙境界。在离杭州到上海之前,黄源为我们写了一封拜访巴金的介绍信。这封信现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源文集》第六卷:
芾甘吾兄:兹有北京鲁迅研究室陈漱渝、荣太之等同志前来奉访,陈、荣两同志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还有几位同志是编年谱的,都热忱地向你请教,请予接谈。
此问
近好
《文汇报》6月11日文章已看到
河清
(1977年)6月12日
就是在6月中旬细雨霏霏的一天,我跟鲁迅研究资料部的同仁手持黄源的介绍信到上海武康路拜访了久仰大名而无缘识荆的巴金。既是看在黄源的情面,也是基于对鲁迅的共同景仰之情,巴金当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除了谈及他参与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相关情况外,还主动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
据我了解,巴金当时的处境是:1977年4月,上海市委刚撤销1973年7月“四人帮”对他的“结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做好翻译工作”),长期被封的房间和书橱启封,并陆续归还查抄物品;但存款仍被冻结,每月仅发五百元生活费,扣除房租一百四十元,给岳母五十元,实际收入仅三百余元。他的人事关系在出版局,政协开会时是无党派人士组的召集人。此时,巴金刚译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同年5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一封信》控诉“四人帮”,说他们跟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相似。就在黄源给我们写介绍信的前一天,巴金又在《文汇报》发表《第二次解放》一文,坚定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政治思想战线还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巴金置身于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前列,但谈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仍十分谨慎,对我们的采访记录十分重视,字斟句酌。
当天的采访情况
我们当天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的情况;二、徐懋庸为什么要在致鲁迅信中对他攻击,说什么“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巴金的回答是:1935年底,鲁迅参与筹建的战斗的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形同溃散,事前一无所闻。对此,鲁迅深为不满,从此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失去了信任感。1936年4月下旬,由徐懋庸、何家槐、傅东华等人出面发起成立作家协会,后接受陈望道的意见改名为文艺家协会。鲁迅觉得这个团体中的一些参与者私心太重,爱玩小花样,自己光挂一个名很无聊,于是拒绝参加。有一天,傅东华托黄源捎来一张作家协会内定的发起人名单,上面有徐懋庸等二十人的姓名,而且把巴金派定为五个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巴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团体,并且不知道组织该团体的用意,就婉谢了。黄源觉得自己年轻,不会应付复杂的文坛纠纷,怕妨害该团体的筹备,同样拒绝了。此后,又有两位朋友分别要巴金加入文艺家协会或在该会的宣言上签名,巴金都明确表示不愿意做发起人,暂时也不想加入。不过,他跟鲁迅、黄源等人对于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竭诚拥护的,强烈要求表达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自由的愿望,于是决定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之后,于6月中旬另外发表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