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八条》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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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调整文艺政策的产物，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文艺管理的章程。《文艺八条》对于推动我国的文艺创作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少数文章涉及《文艺八条》外，国内外迄今较少见到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门叙述。笔者为此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对其来龙去脉进行一番梳理。

“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

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我国文艺方面的业务工作和创作活动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1958年以来，文艺领域兴起“大跃进”，刮起浮夸风与瞎指挥风，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放卫星”现象。

1958年9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诗歌《跨上火箭篇》，其中即有“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的话。《文艺报》第18期以专论的形式，提出了“文艺放出卫星来”的口号。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创作座谈会提出，文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参加会议的人在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决心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份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在专业文艺团体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个别头脑发热的人，在一个文艺部门的内刊中，就说了某年某月某日，要进入共产主义的话。很多人看了十分吃惊，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咱们不用花大力气工作了，把饭吃好，把觉睡好，等着迎接共产主义吧！”在文艺“大跃进”、“放卫星”的气氛影响下，人们的头脑越来越热。许多地方倡导诗歌乡、诗歌村，有的地区甚至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的口号。文艺界的“放卫星”，违背了创作规律，浮夸风充斥文坛，使许多文艺作品粗制滥造，没有生命力。

此外，文艺界出现了其他不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情况。例如，对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理解，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现象，有人提出什么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写钢铁、唱钢铁、画钢铁等口号，而且要求各种艺术形式都必须按照这些口号做，否则就斥为少慢差费，或右倾保守。总之，当时的某些地区或文艺领导部门，过分地强调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某一项具体政策，把文艺的路子搞得越来越狭窄。如当时某地有61个阶级弟兄中了毒，后来被抢救过来。据1961年统计，当时小说、绘画、戏剧、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反映这个题材的作品就有600多种。还有一些更“左”的做法，例如：全国在搞镇反运动时，茶杯上就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字样，谁拿起这样的茶杯来喝茶，都得吓一跳。这种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简单化的宣传，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闹出了许多笑话！另外，当时某些文艺领导部门的强迫命令，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也相当严重。例如，当时创作的一些舞蹈，差不多里面都要有一个戴眼镜的人，抱了一本又大又厚的书，跳了半天，再出来一群工农兵群众把他围起来，进行群众性的强迫教育，他觉悟之后就把书摔掉了，表示读书无用。这种形式上千篇一律，内容上有错误的作品，在其他艺术形式方面，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文艺批评上，简单粗暴打棍子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姚文元热衷于拿着文艺批评的棍子到处打人。他曾经否定了不少好的剧本，所以在1962年3月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就批评了他。

上述文艺领域的混乱现象冲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已经严重地阻碍到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我国已经到了系统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1961年初，毛泽东终于从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中，看出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弊端。于是，他又一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从1961年春开始，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要求“各条战线都要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来”“制定出各自的工作条例”的指示，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调查会是分各个门类，文、音、美、剧等，和不同层次，领导、专家等。由中宣部领导主持，中宣部文艺处派人记录整理。同时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也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比如，1961年1月中下旬，文化部、剧协等单位共同组织两个调查组，对中国京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周恩来：“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文艺十条》是《文艺八条》的前身，后经简练成为《文艺八条》。《文艺十条》最早酝酿于“大跃进”运动之初。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张子意、夏衍、陈克寒、刘芝明、林默涵等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1958年以来文艺领域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示：文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同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讲话，阐述了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1960年周恩来在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又提出文艺纠“左”，制定文艺条文的问题。接着，周扬、林默涵等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参阅了聂荣臻等人拟定的《科研十四条》草稿后，在北戴河讨论改进文艺工作的措施，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十个问题的初步方案。1961年开始调整文艺政策后，中宣部又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提交“新侨会议”审议的《文艺十条》。该十条为：一、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二、题材风格多样化；三、普及与提高；四、中外遗产的继承；五、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六、加强文艺评论；七、重视培养人才；八、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九、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十、改进领导。

会上周扬作了讲话，其要点有：一、大跃进以来，不少文艺作品宣传了“共产风”，是急就章，真正好的作品很少。二、“双百”方针基本上没有很好地执行。三、领导问题，他在谈到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时说：“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儿深渊！”“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

分组讨论中，各省市宣传部负责人对会议精神看法不尽一致。有不少人是赞成的，也有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几年上面的精神变化太快，一会儿反右，一会儿纠“左”，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借基层干部的话说：“左”一个坑（谐倾字音），右一个坑，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去了。一年以前刚刚在这里开过“反右倾”“反修”的文化工作会议，今天又来纠“左”，担心“左”未纠，又反右。有的省委宣传部长对周扬的讲话提了不少意见。当时，北京市向下传达了周扬的讲话，有一位剧团的女支部书记很不满意，特别是对讲话中批评基层党的领导简单粗暴尤为反感。她写了一封长信，说周扬在上面不了解基层困难，只会批评下面，希望周扬到她们那里看看。是不是因为胡同太窄周扬的小汽车进不来，等等。后来周扬让文艺处一位干部去那个剧团作了解释。

《文艺十条》中关于文艺要不要配合中心任务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基层，在工厂、农村，有时就是要配合中心任务。这方面也有好的经验，虽然配合中心任务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但配合中心任务的也可能有好作品。关于改善文艺领导，大家赞成。但有些省市的领导认为，担任文艺领导困难很多。政策多变，上面给下面支持、帮助不够，批评多于鼓励。对《十条》的讨论也不很热烈。有人认为，即使订了很好的条文，中央精神一变也不管用。周扬很着急，多次动员大家解放思想，活跃起来，说：大家应该相信中央的精神。但会议依然未活跃起来。

6月19日，周恩来作了《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长篇报告，把会议推向了高潮。周恩来在报告“引言”中充分论述了民主作风，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边也许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儿情绪了。”周恩来过去报告中这样带“情绪”的话是罕见的，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周恩来当然清楚，之所以被打入“冷宫”，是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同时，他也有具体所指，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善于“推波助澜”的柯庆施。巴金在1979年谈到这个报告时说：“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总是不准文艺界传达和贯彻周总理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和指示，谁传达了就要挨闷棍。”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论述要尊重艺术规律。他特别分析了“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批评了这方面一些简单化的观点。具体谈到当时争论的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及以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当时有人批评小说宣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人性论”。周恩来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狠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情况下，是颇值得注意的。但是，后来并未因周恩来的讲话，《达吉和她的父亲》就免受批判。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批判文艺工作中极左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不仅在当时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面且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也有重大的意义。但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批准公开发表。

我国文艺界第一个纠“左”的文件

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意见，经过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中宣部于8月1日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在征求各地意见时，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的情景。例如，南宁市文联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了《十条》，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人认为包括齐白石的虾在内的一些花鸟鱼虫画，就很难说它有政治内容。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不可能没有政治内容的作品，即便是齐白石画的虾，也有其内在的政治内容。就是说解放前劳动人民被压迫和剥削，即使他们捞到虾也无法享受，而被迫卖给地主。现在解放了，土改分了田地，没收了地主的鱼塘，鱼塘的虾归劳动人民所有，所以说齐白石画的虾是无产阶级的虾，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虾，所以说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品是不存在的。

9月，《十条》初步定稿。定稿时，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他请参加定稿的几位负责人在著名的四川饭馆吃饭。后来由林默涵又作了反复推敲，连同向中央的报告，一起送文教小组。

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主持文教小组会讨论了《十条》，会上陆定一讲了一些意见，他提出要加上肯定历次批判运动（《十条》一开头就是第一条“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还说：有人认为“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没有什么不好（《十条》中批判了“写中心……”这个提法）。这样一来，《十条》遭遇了难产。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回忆：陆定一对于这个文件表示怀疑，多次说“拿不准”，当然身为意识形态主管的陆定一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怕文件发下去，文艺工作又走向另一极端。林默涵还回忆道，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恩来问为什么还不发出去，林默涵回答说还有分歧，周恩来很不满意。其实，中宣部在《文艺十条》的问题上并没有停止工作，此时《十条》经过讨论删改，已经缩减为《八条》。

在1962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再三地催问：“文艺上你们不是搞出来几条吗？为什么还不快点发下去，不成熟没有关系嘛！经过大家提意见，补充，修改几次，不就成熟了吗？”广州会议后，北京正召开全国三届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在这两个会上征求了与会代表中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最后，经过中宣部文艺处逐字逐句斟酌和仔细修改，《文艺八条》终于进入了最后程序。1962年3月28日，中宣部派人将《文艺八条》送中央书记处。4月3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的前言部分，主要就当时的文艺现状分析了文艺工作中的缺点：“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要求，片面地追求数量”；“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文学艺术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不应有的损害。”针对上述问题，《文艺八条》的正文部分提出了八条指导性原则，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二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第三条“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第五条“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第六条“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人才”；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第八条“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文艺八条》下发后，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实际上，它的初稿《文艺十条》在1961年6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时，与会者就一致认为它的制定是及时的、正确的，其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能早日发到全国，作为各地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

“把它刻到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

为了推动《十条》、《八条》的贯彻，中央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一是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随即在1962年春的广州会议上，给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作家艺术家给予照顾。为了减轻三年困难时期这部分文艺人士的生活困难，保证他们的工作能够坚持，1961年10月2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决定：“关于改善在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问题，由齐燕铭负责，成立办公机构，开列名单，制定办法，由国家拨出专款，专门解决。”

《文艺八条》发布后，各地党委和文艺部门的党组织，开始逐步落实条例精神。例如，文化部对“大跃进”运动中拍摄的一些艺术质量低劣的影片发出了停止发行的通知。该“通知”提到：“几年来各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分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故事片、记录性艺术片和美术片，......内容存在着宣传‘五风’，如浮夸风、共产风以及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等错误倾向，这些影片已不适于继续上映，因此我部决定停止发行。”当时被停止发行的影片有：《春暖花开》、《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你追我赶》、《快马加鞭》、《钢花遍地开》、《斗诗亭》、《打麻雀》、《赶英国》、《庆丰收》等。

《文艺八条》的制定和实行极大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是仍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迎来了建国后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高潮。首先，小说获得了很大丰收，如刘流的《红芽》、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梁斌的《播火记》、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第二卷）、柯岗的《逐鹿中原》、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舒群的《这一代人》、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陈登科的《风雷》（第一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这时期创作的剧本，代表性的有田汉的《谢瑶环》、郭沫若的《武则天》、老舍的《茶馆》、孟超的《李慧娘》等；另外，《第二个春天》、《杜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三上桃峰》等戏剧在当时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电影创作方面，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影片，如： 《苦菜花》、《甲午风云》、《停战以后》、《李双双》、《燎原》、《大李、小李和老李》、《早春二月》、《小兵张嘎》、《农奴》、《红日》、《冰山上的来客》、《北国江南》、《野火春风斗古城》、《怒潮》、《满意不满意》等。

《文艺八条》也使党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对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条例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充分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拥护这一条例，殷切希望政策不要再变而又隐含担忧的复杂心情。由于这个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存在历史局限性，党对文艺等领域的一些“左”倾观点、错误认识，未能从根本上加以清理，因而对文艺等领域发生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之后又出现了反复。

事实正是如此，《文艺八条》下发几个月后便受到了指责。1964年，文化部、文联整风期间，周扬为《八条》作了检讨，他说：制定《文艺八条》，只总结了一方面的经验，文件精神是偏右的。整个文件革命精神不够，执行中又向右的方面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可是，后来周扬又在同林默涵、袁水拍谈话时，特别讲到：毛主席说，他看了《文艺八条》，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在文革中，《文艺八条》又被“四人帮”诬蔑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姚文元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最为厉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恢复了过去被颠倒了的历史，为《文艺八条》正了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节中提到：党中央在“大跃进”后制定的“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83年由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胡乔木主持编写、经中央审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中，又以专题“文艺工作条例草案”作了系统的、可靠的长篇注释。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