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泰斗,勤耕不辍
时间：2020-11-22 08:03: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物名片：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曾担任的主要学术和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等。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李学勤先生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蜚声中外，对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学术泰斗。李先生著作等身，其主要学术著作有：《殷虚文字缀合》（与曾毅公、郭若愚合著）、《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李学勤集》、《新出青铜器研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走出疑古时代》、《中国青铜器概说》、《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与艾兰合编）、《失落的文明》、《四海寻珍》、《缀古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集》（与齐文心、艾兰合编）、《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甲骨百年话沧桑》、《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与本刊渊源颇深。众所周知，湖北是楚文化的腹地与核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本刊就开辟了“楚文化研究”栏目。栏目开办之后，曾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探讨“楚文化”及先秦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热潮，国内众多著名学者均参与其中，李学勤先生就曾多次惠赐大作。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开辟“名家访谈”这个栏目，承蒙李先生厚爱，十分爽快地答应接受本刊的学术专访。事实上，在这次采访的准备阶段，李先生所展现的学术大家的谦谦君子风范，令记者十分感动！李先生事务繁忙，时间宝贵，为了这次采访，记者与先生电话、邮件沟通了近两个月。其间。李先生多次因不能及时接受采访而向记者表示歉意，令记者备感温暖。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本刊了解到，您的学术道路非常特别，您如何评价您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您的这种特殊的学术境遇对您的学术方向的选择和事业的影响如何？
李学勤先生（以下简称李）：确实，我的学术道路比较特殊。我也常跟别人讲，我所走过的道路并不足为训。这不是我客气，因为我走过的道路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特殊，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我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然科学家，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国立北京高等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我记得报考的专业是电机系，考试成绩也不错。我们全家都做好了我学工科的准备，但不曾想入学前的体检结果竟然是“肺结核二期”。当时肺结核可是要命的病，事涉生死，读书求学的事自然也就抛开了。后来证明是防痨协会的工作失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吓和打击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就仍旧去读高中了。
那时，我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看符号，越是难以看懂的就越喜欢看。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一些很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甲骨文和金岳霖先生为中国引进西方数理逻辑的一部书——《逻辑》。这些都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学术的最初萌芽。金先生的书，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了之后，我开始真正沉迷于数理逻辑了。这对我的最大影响便是1951年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理由很简单——师从金岳霖先生。因此。后来虽然我考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但我来清华其实是想学数理逻辑的。跟现在满满一教室学生面对一个老师的情况不同，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学生，经常到金先生家里去，到他家听他讲授，学问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跟随金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是跟他学习如何为人处世。我在清华呆的时间并不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就没有文科和理科了。那时候，我在研究甲骨文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于是就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虽然我在清华呆的时间不长，可是清华给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应该说，我整个的学术根基与路径，都是从清华这个系统来的，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是很深的。
在考古所，我的工作是参与整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我与曾毅公一起完成了郭若愚先生《殷虚文字缀合》一书的续补工作，1953年底结束，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郑振铎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本书“为研究甲骨刻辞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所，分一、二、三所（即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块），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被任命为二所副所长，负责筹备工作，他便把我要了过去。我作为侯先生的助手，做了多年的思想史研究，我的研究重点在先秦部分。那段时间，我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古文字等方面的学术功底还不够，于是开始转入金文和青铜器的学习研究，并且在21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的撰写工作，但这本书几经修改直到1959年才出版。这本书的特点是。它比较系统地利用了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材料来研究殷代地理，论述了殷代中国（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殷王朝的疆域、当时中国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山川的名称、商王朝以外的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商王朝的对外战争等问题。从1954年到1965年，我的主要工作领域在中国思想史。这个阶段，我协助侯先生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书的撰写。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如研究方以智等。总的来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学术道路中非常关键的时期。我的兴趣相对广泛一些，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玉器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和研究。
在历史所的研究工作因“文革”爆发而中断，我跟着社科院的大部队，于1970年下了干校，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好在这只有一年多，因为郭沫若先生修改《中国史稿》的机缘，我又回到了北京。就在这时候，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那时因为政治运动，全国的科研工作几乎都陷于瘫痪，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研究是极其难得的项目。我很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过去，从1975年初正式开始参与帛书的整理和考释。能够回来干自己的专业，我非常高兴。我负责的是帛书的医学部分，跟中医大夫配合，我们相继拼出了关于经脉的书和《胎产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等医药学文献。事实上，“马王堆医书”已经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些内容改写了传统医学史。拨乱反正的1978年，我离开文物局，回到了历史所。再后来，清华从1983年开始启动恢复文科，1992年我在清华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当时什么也没有，是“三无研究所”：没有房子，没有经费，也没有编制。但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出版了一些书，办了杂志，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后来我做双聘教授，又在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也一直希望我能够回来，到了2003年8月。就回到了清华大学。基本上，我的学术道路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