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成熟中的隐忧
时间：2021-01-19 08:01: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某些亚太国家试图借美国之力“平衡”中国,既反映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涟漪,也是美国影响力没有下降的标志
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十个月,没有重蹈历届总统上台之初在对华关系上的覆辙,而是积极同中国领导人促进相互了解,发展合作关系。
从早春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访华,到仲夏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到深秋的奥巴马访华,外加G20峰会、APEC等多边舞台,两国高层接触空前频繁,美方的言辞也空前积极。这种姿态,与其说是反映了奥巴马的执政风格,不如说是顺应了中美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潮流和内在动力。
中美两国面临挑战的异同
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两大国都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主要关切,也了解对方最敏感之处,力图避免触动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中美关系日益成熟的表现。
一个值得深思回味的对比是,美方总是对中国说“要做什么”,而中方对美国说得更多的是“不要做什么”。
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要做什么”的单子很长,包括加快节能减排步伐以应对气候变化,在朝核、伊朗核、维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稳定等问题上同美国协调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提高中国军事透明度,改善人权等等,涉及的是广泛的国际议题和中国利益,甚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希望美国“不做什么”的单子,包括不在西藏、新疆、人权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不向台湾出售军火、不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不压人民币升值、不宣扬“中国威胁论”等等,涉及的基本上是中国自身权益,而不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
从双方提出的“问题单子”可以看出,在奥巴马“微笑外交”的外表下,美国仍然是一个“进攻型”国家,而中国是“防守型”的,最多是“防守反击型”的。这个反差,既有“外向文化”和“内敛文化”的差异,也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的反映。
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问题单子折射出两国不同的国内政治中心议题。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不研究两国的国内政治,就无法完整解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发展规律。
奥巴马政府2009年初上台后提出的国内中心任务,可以归纳为三项。第一项是稳定金融,振兴经济,减少财政赤字;在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之后,最近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经济衰退有望结束,经济形势总体上好于年初的一般估计。
但是,预算赤字、贸易赤字仍在双双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元疲软,美国经济长远走势不甚明朗。要完成这项中心任务,中国经济繁荣和中美经贸合作必不可少。
第二项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兑现“变革”承诺。目前奥巴马竭尽全力推行医疗改革方案,今年11月7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年底以前有望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
医改能否成功,是美能否切实改善民生、降低预算赤字、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也是对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执政能力的严重考验,甚至会影响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
中国同美国的社会保障没有直接关联,但如果因中国经济不景气而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即使医改方案获得通过,美国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实现“变革”。
第三项是开发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虽然不是眼下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已被确定为国策和长远之计,势在必行,并将在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形成新的热点。中美在发展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对美国能源和气候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
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国内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与美国的中心任务有很多并行不悖之处。奥巴马首次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说:“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表态并非“应付”美国,而是中国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必须贯彻的中长期改革路线。这一重大调整,显然是对中美合作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面临的国内挑战也有很大反差。中国面临民族分裂势力和“台独”倾向的挑战,以及其他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问题。
中国受到“家底薄”、社会转型迅速、道德价值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发展瓶颈的制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和风险大于美国。这就是中国政府不断对美国强调必须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原因所在。
经过多年的反复研讨和权衡,包括奥巴马政府外交和经济团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维持美国所希望看到的经济繁荣。
换句话说,中国政治稳定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美国如果挑战中国的稳定,就不能指望中国在广泛的全球问题上同中国合作。
但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正确性”和党派斗争的考虑,美国当政者不能公开把这些话挑明。今年2月希拉里访华时说“希望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不会妨碍其他更广泛问题的解决”;奥巴马访华期间也没有突出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都反映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和相对成熟。
当然,希望看到中国继续保持稳定繁荣,绝不等于欣赏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也仍然是美国不可能不加以利用的制约手段。
金融危机背后的世界政治变革
世界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深重阴影,而金融危机根源的深处,是资本主义的积弊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尤其表现在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加剧,粮食、能源、水资源的短缺,地球生态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从冷战时期的防止“热战”,到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防扩散、反恐、民族宗教冲突,到今天更为复杂的需要综合治理的金融秩序和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美国在发达世界中分别是带头走上经济复苏道路的国家。
在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各自的相对优势突出表现出来。中国的优势不必多言,在新兴国家中独占鳌头。美国的自然禀赋、科技实力、社会弹性、文化影响、外交张力,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来说高出一头。
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凸显的趋势,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了。但是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没有明显衰落的迹象,反而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了。
中国人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我看来,现在的事实和趋势是: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上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首屈一指。奥巴马上任后首次亚洲之行,让人们看到了美国“重返亚洲”。某些亚太国家试图借美国之力“平衡”中国,既反映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涟漪,也是美国影响力没有下降的标志。
因此,所谓G2(两国集团)一说,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用“无稽之谈”一词就可以轻易抹去的。G2的说法引起热烈议论,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在国际舆论界和中美两国国内,所受到的批评和否认大大多于肯定。
但是,至今人们还在议论这个概念,说明它触及了当今世界政治的实质和灵魂。它显然是偏颇的,甚至是有害的,但却是“雷人”的。
G2一说的效果,不禁使我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深刻的道理,几乎都是片面的道理。16年以来(亨廷顿也已于去年谢世),对“文明冲突论”的攻击至今不衰,几乎没有人为它辩护。既如此荒谬,为何还要不断批驳?
中美关系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汇集了大国争雄、资源争夺、模式竞争、地缘政治、非传统安全、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国际道义、价值体系、金融汇率、贸易规则、能源环保等等国际政治中的一切传统议题和最新議题,而美俄关系、中欧关系、美日关系等等,都不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和全局影响。
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际格局的重塑和利益分配,不是夸大其词。同时,上述各项全球议程,比如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也在规范着中美合作与竞争的内容和限度。
认清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崛起进程中所背负之重任,以及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变革对中国的意义。
预防隐忧转化为对抗
在中美关系涉及到的诸多议题中,如金融、贸易、环保、能源,甚至是在亚太区域合作问题上,都可以设想一种“双赢”局面,至少不会出现“零和游戏”。惟有一个关键问题——军事关系,还没有人真正把它看成“双赢”。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壮大,以及中国公众对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支持和期待,美国的焦虑感也在迅速上升。
美方近来反复表达的一个担忧是:过去中国军队为防止“台独”而强力扩充军备尚可理解,但近来两岸关系已经大大缓和,中国发展军力的势头却不减反增,而美方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呼声还遭到中方更为强烈的反击。莫非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是以赶上美国、削弱美国为目标?
所谓中美“战略互信”,不以一定水平的军事交流和危机预防为基础,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美国军方的当务之急是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重点也依然是包括阿、巴在内的大中东地区。
但是,任何国家的长远军事规划都不会只着眼于近处。美国国防部眼里的中国越来越大,防范心理也越来越强,是难以回避的事实。中国军方眼里的美国,主要是一个负面因素,多少年来一直如此。更何况美国近年来在中国周边的军事侦察活动有增无减,还在向台湾出售军火,证实了中方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是有可靠根据的。
中美关系在军事层面上的隐忧,其实反映的是战略互信的缺失。因此,日益成熟的中美关系,需要以更多的思想沟通、政治对话和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来充实。否则,一个突发事件就会把两国社会中的对立因素调动起来,引起双方都未及预料、不愿看到的后果,甚至搅动世界政治的大局。但愿这种前景是杞人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