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互动与台海关系前景

一、背景的考察：大国与当前大国战略互动的新特点

国际关系发展历史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大国、强权主导世界秩序，其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实现相对容易，它们是国际交往中优势的、主动的政治主体；小邦、弱国，以及若干比较特殊的政治实体，它们或是积极地迎合、或是消极地反抗大国的主导，其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实现受到种种外在的约束和掣肘，在国际交往中是弱势的、因变的政治主体，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大国战略互动的工具与筹码。尽管二战以来，国际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是，它尚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大国优先的既定格局。

大国应当有如下两方面的含义：绝对意义上的大国，是指那些拥有独立完整的主权、先进强大的综合实力、完备高效的力量动员与施展系统，能够主动对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际政治实体形成高效的强力约束和柔性诱导的国家；相对意义上的大国，是这样一些国家，虽然不一定具有全部完整的上述大国要件，也不一定能够或是愿意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释放力量与影响，但它们对于与之发生合作或冲突关系的其他政治实体而言，是难以抗拒的。比如说区域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如德国重商主义作家冯·霍尼格所讲，它们是否强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分和巩固的实力与财富，而主要是取决于它的邻国是拥有较多还是较少的实力与财富。

当今世界，绝对意义上的大国只有美国，它是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而言的强权。此外，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区域性大国，它们的强大是相对于本地区其他弱小的国际政治实体而言的。这些区域性大国中的翘楚，其国家影响已经超越了区域的界限而分享了绝对大国所具备的世界性，其全球利益已经或正在形成，假以时日，它们当中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大国。比如中国、俄国、印度等等，虽然目前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有逊于美国，但它们同样作为世界性大国对国际事务发挥关键性影响。日本也是一个区域强权，但由于它在军事和政治上尚对美国存有高度的依附性，并缺乏独立自主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在大国序列中的地位较低，甚至不能算作世界性大国。

当今国际关系发展总的图景是，绝对性大国企图单方面维护它的绝对优势；第二序列的世界性大国企图打破绝对性大国一超独霸的绝对优势；第三序列中的区域性大国寻求上升为世界性大国；至于其他国家，它们多将自己的未来发展寄望于大国关系发展能够营造有利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当然，它们更希望能够整合同一区域或同一境遇的中小国家，以发挥集体的优势来影响和牵制大国和大国关系。大国，包括绝对大国和相对大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彼此相互牵制和共同受到中小国家牵制的特定空间内发展一种牵制和相互牵制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推动未来战略空间的拓展。

大国交往有基于现实利益的一面，也有基于未来利益预期的一面。我们把后者归结为大国的战略互动，它是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轴心所在。由于各国都冷峻地认识到信息化、全球化，以及未来社会交往手段的发展及交往空间的拓展将可能极大地降低普通国家晋级强国乃至世界大国的门槛，将可能极大地缩短这一发展的周期，所以大国都提升了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的战略期待，希望能够通过种种手段、途径去操控未来发展机会出现的时空分布，使发展的机遇不至于青睐那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与政治主体。从这个意义上反思国际关系发展的现状，我们能够归纳出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时空的逆转。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及大国战略互动的发展将越来越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国家未来的预期决定国家现实的内政与外交，而现实的内政与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又将返溯决定人们对历史的解读——精确地说，是基于现实与未来考虑后的修正。大国间的战略互动最根本的后果就是构造了一整套国际关系体系的拟真系统，如同经济生活中的期货交易，它成为整个人类生活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虚拟现实努力的一部分，影响、甚至操纵现实的变化。

当前大国战略实施与战略互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诠释了上述特点与准则。比如反恐、能源争夺和核不扩散这三大问题，从正常的时空观和思维方法出发来看，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理性在既有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取得共识并赢得绩效。但如若掺杂进过多的未来要素，以及那些诸如恐惧和敌视等等负面、感性或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很可能扭曲问题的本来面目。使问题复杂化以致恶化。当然，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和抵制纳入未来的战略考量，我们所要努力强调的仅仅是，片面的返溯思维是有害的，只有当它与立足现实的政治利益相呼应时，才可能是积极的和良性的。

美国全球战略的理想是企图永远遏制其他强权的崛起，因此，所有与之相左的可能都将在其战略打压的视野之内。在美国看来，恐怖主义的根本在于企图从文化上挑战美国的生活方式并颠覆美国的价值观；各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平等的分享有限的能源将使美国的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竞争与危机；而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核扩散问题则可能导致本国陷于灭顶之灾，等等。这种片面强调本国国家安全，并将某些不相干问题一并纳入国家安全领域的战略考量对其他世界大国同时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大家不得不被动地适应美国的思维来规划自己的国家战略；二、大家对美国国家战略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与紧张普遍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化解它、改变它，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美国的不安。如此看来，恐惧——对未来可能失去利益的担忧，与利益的获取一样，主导着大国战略互动的基本方向——合作与冲突并存。大国战略互动的冲突将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为了避免它，大国必须合作，尽管可能是被迫的；大国在合作时，由于对问题的解读不同，对利益的预期分歧，冲突又往往不能避免。由此，以往大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战略合作或战略对抗都将逐步地退居次要地位。

二、台海问题对相关世界性与地区性大国的战略意义

台海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中国国内问题。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上个世纪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遗留问题，理论上讲它是内战的继续，属中国的国内政治范畴；二、由于美国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染指和干涉，它的发展与解决又不得不与个别国家发生联系。这种联系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涉及的却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台海问题伴随近60年的发展、演变，其性质日益复杂，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存在于台湾海峡对岸，更存在于海峡的周边，以及太平洋的对岸。台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本地区大国力量存在和互动中不可忽视的战略环节，一个牵动相关国家战略利益神经的传动齿轮。

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充分享受到和平的红利，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先

后制造了日本奇迹、四小龙奇迹和中国大陆奇迹。数十年来，这种大规模区域性整体跃迁对传统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造成极大的解构与重组的压力。同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国家与集团力量的消长也伴随信息化、全球化而日趋明显。旧的世界秩序即将解体，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建构，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都公认的事实。在这样—个时代背景下，各国和地区都希望能够参与到新的世界规则体系的制定中，为自己的未来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大国更是如此。个别大国仍然企图维持其在旧格局下的既有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新的利益。因此，它要积极地布局，努力地占领和控制战略至高点，以期能够在所有可能的未来竞争中轻松胜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带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在亚太，而亚太地区的枢纽在东亚。谁能够掌握东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战略天平上分量最重的砝码。战略精英们，无论他们是立足于外交、军事、企业或是文化领域，都无法抵御东亚的诱惑，都不能低估东亚的影响。在东亚，存在一个北起千岛群岛，南至吕宋群岛直至马六甲海峡，这么一个环绕大陆的岛屿链条。该岛链从地理上讲是东亚大陆的延伸与缓冲，从军事上讲是关闭大陆国家出海路径的钥匙，而从文化上来讲则是西方海洋文化与亚洲大陆文化接触、交流、竞争或冲突的前沿，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以往人们大多关注的是这一岛链的地缘与军事意义，很少关注其文化分岭的意义。但是，在文化力，或日软实力正在成为各国国力决定性要素的今天，在知识与文化决定国家与民族未来的今天，在东亚文明似乎是未来唯一能够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的情况下，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盟国将会更加强调西太平洋岛链在可能的文明的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因此，它们无论如何要维持在这一岛链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战略优势，维护它的完整性、一致性。

台湾正处在这一岛链的战略要冲上，它注定会成为相关大国战略互动和力量博弈的焦点所在。

首先让我们来看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台湾是中国西南的门户，防卫的藩篱。历史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多地是来自海上。收复台湾，则中国海防无忧；失去台湾，则中国的战略纵深将后缩数百公里，整个中国东南沿海都将直接暴露在可能的战略打击之下。收复台湾将有利于中国突破海洋封锁，直出太平洋，我们可能彻底地扭转战略局面，变被动的战略防御为积极的战略防御。收复台湾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捍卫自己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权益。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将作为中华民族彻底告别近代以来的颓势，自强、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里程碑。中国将无法承受失去台湾的后果。如果台湾最终得以分离和“独立”出去，而中国国家的统一安全也将面临严峻形势，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将是沉重的一击。在西方，有人讲大陆与台湾“感情不和”，应当和平分手——这歪曲了问题的性质：台湾是中国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死攸关的要害器官，失去台湾中国就有解体的危险。因此，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台湾对美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绝对大国，它希望能够以自己现有的实力主宰世界发展的未来，它希望亚洲、东亚的发展有利于其全球利益的巩固。美国的对华战略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源自于它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缺乏确切的把握。一方面，—个经济发达，现代文明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国势必要改变亚洲乃至世界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对比。基于上述考虑，美国的对华战略原则就是接触加遏制，企图控制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与节奏，甚至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到自己主导的全球战略体系当中，至少能够将中国对自身的挑战限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台湾问题是美国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系统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影响投送的平台。美国将视中国大陆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对自身战略利益冲击的程度来决定它终极的对台政策——它最后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台湾问题。失去对台湾的控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局将被撕开一个缺口，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各国，将可能重新考虑自己在本地区战略依托的主要对象。作为东亚区域以外的国家，美国在该地区主导性利益与力量存在的前景，或者这一存在将以什么样的形式维持下去，是充满变数的。

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无论是基于日美同盟关系考虑，还是基于本国利益考虑，都非常看重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日本希望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方向与速度的意图与美国是一致的。日本希望中国发展，但是不希望中国强大。近年来，日本一直充当美国在东亚存在的中坚前哨，以此为后盾争夺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以此为基础引入美国力量遏制中国，并服务于自己在本地区特殊的战略利益。除同盟关系考虑以外，日本对台湾问题还有自己地缘、文化与历史方面的考虑。一小撮日本政客至今仍有极深的台湾心结，对台湾始终怀有觊觎之心。更多的日本人希望借台海两岸的纷争巩固和拓展日本在东海的利益，具体涉及到日本在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交通安全权益、琉球群岛内部的安抚和稳定、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等等。日本认为如果海峡两岸统一，自己上述的权益都将面临严重冲击。中国获得相对于自己的绝对优势将不可避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亚洲通过战争或建设既得的全部战略优势将大大缩水。加之东亚不少国家与日本存在历史的宿怨，所以它比美国更不愿意看到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不愿意看到因此而来的强大的中国主导亚洲。近年来，日本对“台独”势力的扶持配合，以及对美国插手台海问题的支持逢迎逐渐地从幕后走向前台，都充分反映了日本为包括台海在内的东亚形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而感到狂躁不安。

本地区另一大国俄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动向也值得注意。俄国国家继承了历史上在文化与地缘上徘徊于欧亚之间的困境。自上世纪90年代发生重大变故以来，俄国始终没能够成功地融入西方世界，它的战略目光开始逐渐地转向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作为中国的邻国，也由于两国历史上有隙，俄国对于中国的强大怀有本能的不安，但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诉求完全可以超越这一疑虑。此外，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猜忌与矛盾也有助于它选择维护与中国大陆发展良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俄国的对台战略考虑基本上是顺其自然，不明确地强调自己的相关意愿。但由于俄国国内始终存在分离主义的困扰，它在维持国家统一的战略层面上对台湾的看法明显地有异于美日。俄国不希望在台湾问题上陷得太深，它目前关注的重点在东北亚。这是有条件的：俄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布局刚刚开始，因此在本地区利益存在的规模不大、层级较低。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如果美日选择在东亚与俄国妥协、合作，而这一妥协、合作所换取的战略利益优于中俄合作，那么俄国的对台海问题的考虑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台湾当局对相关大国国家战略意图的把握和利用

台湾长期孤悬于海外，自明末以来，大陆对它的控制时断时续。台湾曾先后为荷兰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所窃据。台湾与大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近代以来中国国力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告诉人们：弱国很难确保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统一；无法完成领土与主权统一的国家很难成为强国。

自李登辉主政台湾至今，台湾政治领导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分离主义分子手中。他们深知台湾的分离是横直在中国通往强国之路上的障碍，深知国际反华力量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于是挟洋自重，妄图利用相关大国之间的战略矛盾，利用它们各自的战略意图，服务于分裂国家的罪恶目的。的确，中美日三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战略胶着态势，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台湾拓展战略回旋空间。但是，台湾当局对这一有利方面的自觉同时伴随着它对该态势不利一面的无知。台湾当局在美日看来始终是可以予取予夺的战略棋子，只要价码合适，自己的相关利益能够得到相对的满足，台湾并非不能放弃。毕竟台湾本身对它们来讲并非攸关生死的核心利益所在。因此，台湾所凭借的战略要冲地位不是永固的，它的战略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

基于上述原因，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手中掌握的筹码一对相关大国战略意图的把握和利用总是有限的，总是捉襟见肘的。这些筹码包括：

一、以民主化进程捆绑美国的战略利益。在西太平洋地区有两样东西令美国最为敏感：一是地区安全，二是政治民主。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认为西太平洋地区安全应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而其政治民主则应是欧美式的政治民主。美国还进一步把这两方面等同并且糅合起来，将其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它来制定相关政策。台湾牢牢把握了美国人对西方民主价值理念的偏好，充分利用美国对台湾民主政体的所谓“道义责任”，一方面鼓吹自己的民主成绩，另一方面则大肆妖魔化大陆政治发展的现状。从而“迫使”美国谨守意识形态的樊篱。此外，民主化进程还给台湾谋求美国的政策支持提供了可操作空间。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美国确实有心让台湾渐进“独立”的基础之上。

二、以权利出让刺激日本的战略野心。两蒋之后持分离立场的台湾领导人，无论是有皇民思想的李登辉，还是想做“台湾之子”的陈水扁，都对日本采取无原则妥协的柔性姿态。他们对一些领土与主权问题，比如钓鱼岛与东海海权问题，更是一味退让，陈水扁希望把包袱彻底甩给大陆，李登辉则干脆卖土求荣。他们的出发点，无非是取悦于日本政客，以换取他们对台湾“独立”的策应与支持。这一策略的结果，是使日本原本遮遮掩掩、底气不足的领土与海权要求迅速膨胀，并且咄咄逼人。台湾当局希望利用日本的战略野心，利用由此而来的中日矛盾的持续与升级，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牵制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压力。

三、以急“独”姿态牵制大陆的崛起。大陆的崛起给“台独”分子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认识到留给“台独”的时日已然不多，“台独”的前景将越来越黯淡。当然，台湾当局也意识到美国、日本同样为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而感到不安，因而作出判断：此时寻求台湾“独立”的外部环境最优，相关成本最低。这一战略冒险思维是不负责任的，其本质是要将可能的、高昂的相关成本转嫁到了美日，’特别是大陆身上。这一思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大陆“慑于”美日的干预将不可能对“台独”动武，而美日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将不得不介入台海冲突并事实上支持台湾的“独立”。在台湾当局看来，急“独”优于缓“独”，“独立”优于统一。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可见的未来调动并维持美日对中国大陆的高度警觉或敌意，削弱或延缓大陆的崛起势头，即便急“独”冲刺不成，也可为缓“独”争取时间；即便最终“台独”不成，它还可以此争取未来与大陆谈判时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这是一个狡兔三窟的计谋。

台湾当局在玩火。以自身并非强大的综合实力，妄图调动大国力量，借助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资源，服务于自己并非正当及合理的政治目的，这是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及地区都应当竭力抵御的诱惑。台湾当局自以为可以单方面操控海峡局势的发展，可以依托自己的战略重要性，通过一次次地挑起紧张事态，来制造、加深该地区相关大国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来延续冷战以来有利于自己游离于大陆之外的东亚政治格局，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相关的大国反而会在台湾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战略试探中熟悉危机的管制，并逐步接近和还原问题的根本：是否值得为一个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政权流血，是否值得为它去冒与中国大陆殊死一战风险。须知，大国问的战略互动早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制衡机制：由于相互摧毁的可能始终存在，大国间会尽量避免摊牌的可能。在此情形下，任何非核心的利益的妥协都在考虑之中，而任何相关的弱小的政权都将无从置喙。

四、大国战略互动对台海关系现状及其前景的影响

国家实力的优化运用会孕育大国的崛起；国家实力的内耗和扩张会导致大国的衰落。由此，大国的兴与衰都是不可避免、不可遏止的。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将不断地建构、破坏或重构世界和区域范围内的战略均势。1911年至1949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信息化和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压缩了中国通向大国、强国的时空距离。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成为现实。中国的崛起将打破东亚乃至世界传统的战略均势。

目前在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旧的战略均势正在解体，而新的战略均势尚未完整成型。相关国家与地区正身处于一段相对混乱的战略调整期。由于该地区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潜在的轴心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政治集团都加紧了对它的渗透，在区域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其间，许多不稳定因素，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将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性质和方向，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掌控将变得越来越艰难。道理很简单：在战略均势条件下，导致不稳定的因素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力量的相互制衡能够有效地应对为数不多的危机；但在战略失衡条件下，有限的力量制衡不足以有效应对突然变得表面化的为数甚多的危机问题。

在冷战持续期间原本风平浪静的台湾海峡周边，现在却集群似地出现了中国的崛起、朝鲜的核问题、日本与中韩俄之间的领土与海权之争、南海之争等等突出且尖锐的问题。台海问题作为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它们一样，进行有效掌控的难度越来越高。如果相关国家不能充分发挥政治智慧并尽快构筑战略缓冲机制，上述全部矛盾很可能纠结在一起，引发规模不等的地区冲突。

无论就西太平洋与东亚局势整体来说，还是就台湾问题个别而言，它们的走向从根本上都要取决于中国大陆发展的走向，以及相关大国对中国大陆发展走向的理解。中国的发展存

在如下可能：顺利崛起，这是美日不乐见的；艰难崛起，这是美日可以接受的；崛起中断，这是美日所希望的。至于后者，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国的内部出现问题，从而断送中国崛起。但就目前而言，尽管大陆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但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化、民主化建设的深入，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概率不大。遏止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苏联，苏联力量衰退的原因不仅源于内耗，而且源自扩张。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崛起，将是睦邻友善的崛起，将是以不断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为动力的崛起。遏制这样的崛起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个别国家在实践中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将丝毫不逊于它同一个已经崛起的强权周旋所付出的代价。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同时也伴随着西方力量的衰减，这是公认的事实。

大国总会面临种种挑战，国家战略所追求的绝对优势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绝对大国、相对大国都不例外。美国对中国遏制战略的巨大局限已经表露出来。比如，美国近年来发现中美关系很复杂，不能够简单地用敌友来区隔。美国在与中国存在战略矛盾的同时，在核不扩散、反恐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得不密切合作。日本也一样，尽管中日间政治上存在较大分歧，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离不开中国。这种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大国关系是战略互动与现实交往共同谱写的结果。由于大规模全面冲突在核威慑面前失去意义，美日与中国的战略冲突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发生类似前苏联的内乱和瓦解，除此而外，它们只能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在台海问题上的合作。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始终保持内部的稳定、和谐与发展，美日将只能寻求与中国合作共同构建西太平洋、东亚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缓冲机制，为此，它们将不得不考虑中国应得的战略红利。在此情形下，台湾问题将会得到让中国大陆满意的解决。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消极坐待、守株待兔。我们应当为台湾问题的解决作最全面、最充分的准备。这一准备包括两个方面：力量的积聚和力量的投送。力量的积聚是指综合国力的提升，它要通过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来实现，通过市场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来保障。

力量的投送包括和与战两手准备。为了确保和平崛起，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必须做最充分的战争准备。一定意义上讲，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不战而胜的决定因素有二：强大的战争实力令敌手忌惮；坚决的战争意志令对手畏惧。它们将决定战争是否可能，将决定战争的范围、层级和走向，甚至决定战争的结果。高度的、坚强的战争意志将使战争的可能，或者使战争的破坏降到最低。力量投送的另一面是对台湾地区、对台海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和平交往，以先进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成果有效地影响海峡对岸，影响周边区域，影响国际社会。这实际成是软实力的运用。

中国要做—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因其义务、责任而应得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要想获得这份尊重，没有相当的实力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