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向
时间：2021-01-20 07:57: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重任的积极作为，也是深入思考与切实解困经济全球化中诸多方面的价值冲突，推动建设“五个世界”的中国方案。从民族的形成、民族交往的扩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走向、实现共产主义民族融合等基本视角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本源和逻辑必然。从内涵意蕴、价值取向析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从学术、学理视角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转向的时代张力和实践拓新。从现实出发探讨在面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泛起的漩涡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负责任大国担当和发展中国家表率的姿态全面开启共建美好世界的历史方位与解决之道，进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的恒久真理品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 者】张晨瑶，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薛忠义，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颜，大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辽宁大连，116026。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6-0001-008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结晶，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采取科学方法获得宝贵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为解决这些民族交往之间的世界性矛盾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因此，要深刻理解民族交往的演进逻辑，标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开创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南。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的基本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深植于当代社会生产实践中的时代产物，更是蕴含着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在于要研判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民族交往规律的哲学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考察了民族群体的产生、民族之间交往的必然、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作为民族交往的深层动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民族融合的最终去向等问题。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論，能够理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本源和形成必然。
（一）交往是民族的根本属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交往思想中，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由于劳动生活中的客观需要“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交往的更加普遍”[1]89。由交往联系起共同的生活地域，催生相关的经济活动，产生通用的语言系统。“各亲属部落从隔离的各自领地领土融合为整个领土，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民族，打破了地域的客观隔绝，也成为必要的了。”[1]89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去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被称为市民社会，因为这个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物质关系，在这里涵盖了所有人在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一切物质交往，而人们交往的需求自然地愈加扩大，大到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但是在政治形态上对外是以民族的形态出现，对内是需要以组建国家的形式出现。根据市民社会的属性，民族是由交往产生的，交往是民族对外的姿态，市民社会超出了单个民族的范畴，所以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成为必然，交往是民族的根本属性。
（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民族交往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族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具体包括每个民族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分工的细化程度以及对内对外交往的密切程度。从源头上说，人们开始从事生产用于生存和生活的物质资料时，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把人类同动物区分出来。随着人口的不断扩张，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增多，人们的生产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互为前提、互相决定。民族内部的分工导致城乡分离，导致农业、商业和工业劳动分离，在交往更加发达以后，这种细致分工在各个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也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民族交往与生产力的深层关联还在于，只有生产力的巨幅增长和高度发展，人们之间才能普遍交往，在广泛而多元的交往之下，才能够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有着共通之处。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商品和资本随着交通工具的便利化向更大范围输出，各个民族地区被迫开放和依赖于对外的交往，资产阶级在这样强有力的物质利益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后地区就迅速占据了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既定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如果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出现矛盾，可能是该民族内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有可能是该民族的社会意识与其他民族的社会存在、实践方式、实践内容之间出现了矛盾，也就是说该民族的意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普遍的、一般的意识形态出现了矛盾。这正是资本主义席卷世界把自己的社会存在、实践方式、内容强加于不同民族的真相。由此可见，民族交往的矛盾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民族交往方式的转变，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不是一种意识上的，而是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分工的变化中客观存在并逐渐形成的，这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民族交往贯穿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也就是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客观实践进程中动态地、总体地考察人类历史文明的不同面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形成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和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全部达到最为深入的基础之上，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当交往从局部分割的区域交往，发展到全局性的无一例外的世界交往时，历史便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通过扩张性的交往，主要是战争，使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迅速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力普遍发展和民族的普遍交往“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把一切国家都联系起来”[2]68。没有市场强力驱动下的民族之间的交往，某一地域独创的生产力很难取得突破性创新进展，也不可能完好继承并扩散到各处，战争等偶然事件就很可能使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创造受到冲击甚至失传。只有当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才能保留文明的火种、生产的基础。世界交往形成之后，原来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内部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特别是一些相对闭塞落后、工业比较不发达的民族、国家内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不匹配和制约因素更加明显，促使制度发生新的更替。“由于被征服的奴隶制度的生产力的影响，封建主义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2]83在看到发达国家的转变经验后，其他民族、国家就会更为直接地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直接走向先进的社会形态，世界历史、人类文明逐步迈上新的台阶。“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的越来越近，民族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88世界历史是人类走向更高人类文明形态必经的阶段，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在这一阶段，人类的生存境遇、生产条件、发展方式、精神面貌等都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