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国内研究述评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脉络、必然性与必要性、时代内涵方面，在研究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利条件、困难障碍、实践路径方面，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宣传、认识与评价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在学理性分析、跨学科耦合度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未来应从坚持跨学科研究、拓宽国际视野、创新宣传方式等方面着手加以拓展。

关  键  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11-0029-08

收稿日期：2019-09-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度重视国际国内环境建设，多次向世界明确表达坚持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极大丰富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内涵。从2012年11月至2019年3月，以“和平发展”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有期刊论文30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100余篇;以“和平发展”为书名在读秀学术网进行检索，有相关专著大约80本。笔者以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论文和专著为样本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梳理分析，希冀在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学术界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纵深研究和开展外交实践的重要前提。基于此，学术界围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发展脉络、必然性与必要性、时代内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踐逐步形成的。”[1]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国内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两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和“四个阶段说”。

“两个阶段说”。以张志宏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形成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与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现代化任务凸显，党中央为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进行了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判断，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表明中国外交思路已日臻成熟，为自身的和平发展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2]

“三个阶段说”。以张笑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程从近代已经开始，以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屈辱中的呐喊与抗争阶段（1840年至1949年），围堵中的奋斗与探索阶段（1949年至1980年），扩大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阶段（1981年至2013年）。[3]

“四个阶段说”。以任洁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时间一致，都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研究》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条件，但并非和平发展道路的阶段之一。其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的实行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新安全观的提出，和平发展的政策宣誓与共建和谐世界，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4]

（二）关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5]习近平多次在国际舞台阐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伟大决心。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从文化渊源、制度选择、现实需要等角度论证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为坚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历史基因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陈锡喜认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传统“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6]杨发喜认为，传统文化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影响巨大，主要包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德威治国的儒家传统、温文尔雅的民族性格和止戈为武的理念;[7]张宇燕、冯维江认为，中国传统“重和”文化对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影响深远。[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张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9]

中国获得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和平发展道路。陈锡喜从现实必要性出发，认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是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10]陈宗海认为，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中国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就没有新的亚洲文明中心。[11]张宇燕、冯维江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等方面的需要。[12]

（三）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作了全方位阐释：周天勇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推进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不搞经济霸权和经济侵略;努力减少中国工业化的负外部性;推进科技教育文化等人类共同文明的交流;承担应尽的全球责任和义务;不称霸，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13]郎朗、孙堂厚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称霸;以合作共赢为宗旨，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为己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自觉与自信。[14]黄真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应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最为重要的内涵。[15]徐珊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梦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进展，中国梦阐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同时，徐珊还认为，中国梦成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佳注释，对我们争取较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减轻发展阻力，有着重要意义。[16]尚伟认为，中国梦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继续，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不靠剥削、不靠殖民、不靠霸权，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周边环境，但是绝不能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17]金民卿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的大智慧。[18]纪亚光、杨晓成认为，习近平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国梦”新思维推动了中国与世界互动，以“四个全面”新战略统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文明对话”新机制开启了新型国际关系，以“一带一路”新载体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19]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探索

怎样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此，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有利条件、困难障碍、现实路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利条件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0]国内学术界从世界大势和基本国情角度阐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条件。

从国际层面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国际体系的深度变迁等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利条件。宫力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首先，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科技進步的突飞猛进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通过跨越式发展追赶先进的机会;再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21]

从基本国情层面来看，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追求自身的新定位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宫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增强的综合国力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战略机遇。[22]门洪华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新定位、新目标，制度定位是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经济社会定位是发展中大国，文化定位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国际政治定位是负责任大国，战略定位是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23]

（二）关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障碍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是畅通无阻、一帆风顺的，存在许多难题和障碍，国内学术界也对此展开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有：中国的快速发展积累部分负面因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影响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宫力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24]复杂的周边形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障碍。胡键在分析中国陆上和海上周边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有四大结构性矛盾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即中国对外开放与岛链困锁的矛盾，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的矛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TPP协议的矛盾，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遏制的矛盾。[25]“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心态可能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程。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构陷中国，提出“中国威胁论”;也有部分西方国家唱衰中国，提出“中国崩溃论”。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国庆认为要警惕两种心态：一种是盲目自大，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强国行列，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强国的差异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缺乏理性认知;另一种是妄自菲薄，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失去了传统文化和理想信仰，社会道德缺失，科技核心竞争力和社会福利水平依旧滞后，从信心缺失走向妄自菲薄。[26]

（三）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路径

关于怎样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进行阐述。

在内政层面，以李景治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协调发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科学发展导向;要通过推动国民经济的内涵式发展、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要通过保障能源供应、坚持节能增效、维护生态安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安全保障体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国家竞争力;要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中弘扬和平发展精神;要推动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要加强社会建设。[27]

在外交层面，以唐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要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上必须务实构建中美关系、推进中俄战略协作、夯实国际社会基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稳妥处理外部冲突;[28]陈积敏认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处理好大国关系，建立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必须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亲诚惠容;必须处理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必须积极参加并主动引领多边外交。[29]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宣传、认识与评价

对于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内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涉及为什么要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有利条件和障碍困境以及如何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此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存在的不同声音，国内学术界在进行回应与驳斥的同时，多角度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意义与影响。

（一）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宣传与弘扬

关于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龚柏松认为，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有助于推翻“中国威胁论”，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拓展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有助于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中国和平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其宣传工作，也能够促进对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道路的支持与认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的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30]

关于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有利条件、障碍困境以及应对策略。龚柏松认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技革命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中国和平友善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性影响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基础。[31]但龚柏松还认为，在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秩序论”是基础性障碍;当今世界话语体系中西方话语权的绝对优势是重大障碍;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传统性障碍;目前西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促使西方政党和政府、媒体鼓噪中国负面信息，贬抑中国国际形象是现实障碍;中国和平发展理论自身的建构与传播存在的问题是内在障碍。[32]因此，要消除国际传播障碍，就要统一认识，坚定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自信;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足够的耐心;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队伍和国际传播队伍的建设。[33]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宣传路径。龚柏松认为，一方面，拓宽宣传路径，要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抓手，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理念开拓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34]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以点带面、以线带片、有序推进;善用和平话语体系，讲好共建、共享的故事;以利益协调加强依赖程度，力求经济利益惠及沿线国家民众，为中国和平理念的对外传播奠定物质基础;以民间交往开辟联通渠道，为中国和平理念的国际传播夯实民意基础。[35]

（二）关于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与驳斥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西方国家、前苏联等都曾宣扬“中国威胁论”。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中国威胁论”再次泛滥。国内学术界主动承担捍卫国家形象的使命，从国家形象、国家崛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等角度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回应与驳斥。

“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责难和扭曲。张云莲、李福建认为，一些国家有意炒作“中国威胁论”，致使中国的国家形象被误读，也使中国的国家形象面临挑战：一是把中国经济发展和谋求改革国际秩序的努力与争夺霸权相联系;二是从意识形态对抗角度歪曲中国国家形象;三是以非民主的判断来误判中国国家形象。[36]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邵永灵通过归纳各时期西方大国的崛起历程，分析了西方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与规律，提出当前国际形势下发动世界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相对稳定的金融制度为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条件。[37]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不是霸权与侵略，而是合作与发展。刘传春通过深入阐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历程和发展趋势，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走向的质疑，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是以国际合作的和平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趋势是中国致力于改善并稳定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38]

（三）关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国内学术界在驳斥“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深度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主要从发展经验、意识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三个角度展开。

从发展经验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了全新大国崛起模式，给世界其他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余丽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中国的成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9]孟飞、袁久红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新型发展道路，它为世界历史进程打开了新的一页，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谬误，丰富和完善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明确表达了坚持走和平发展、文明进步道路的堅定决心和信心。[40]黄仁伟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超越传统大国的崛起模式， 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超越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 并为世界带来更大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41]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孙景峰、刘佳宝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巩固了社会主义力量，重塑了社会主义形象，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42]肖晞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43]

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余丽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引领者，是世界发展的贡献者和促进者，是国际合作的受益者和推动者，是“共赢”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必将为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44]毛强认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始终坚持合作共赢，既让中国更好地利用世界的机遇，又让世界更好地分享中国的机遇;始终坚持共建共享，既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始终坚持互学互鉴，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促进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共同发展;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既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又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45]

四、述评与展望

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研究成果丰硕，为日后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也存在学理性分析较弱、跨学科研究耦合程度不深等问题。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未来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一是坚持跨学科研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既涉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同时也涉及大国外交等国际关系领域，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国文化等相关领域，因而要始终坚持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也要注意不能只与相关学科建立牵强的表面联系，而应深入其中，探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相关学科的本质和必然联系，强化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耦合程度。二是拓宽国际视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不仅关心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同时也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关注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因而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要拓宽国际视野，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三是创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宣传方式，塑造中国和平大国的国家形象。虽然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效果还有待增强。总的来看，宣传内容上偏理论、偏官方和形式上比较依靠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影响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未来学术界应该在如何宣传好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塑造好中国和平大国形象方面下功夫，以讲好中国故事等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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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