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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现的北周第一碑

    时间:2021-02-05 08:00: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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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挚绍碑;北周碑刻;书法;异体字

    《挚绍碑》(图1)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通高195cm,其中碑额高40cm,碑身高155cm。碑身略呈梯形,上部宽71cm,下部寬83cm。碑额有阳文篆书3行9字,曰:“魏故仓州刺史挚君碑。”(图2)北朝时期没有“仓州”这个地名,“仓”应该是“沧”的假借字,可知“仓州”就是“沧州”。正文有界格,每格约3.7cm见方。全碑共19行,满行41字,全文735字,没有书者姓名。首行残缺两字,据上下文可知为“兆长”,第17行残一字,不能确定为何字。全碑释文如下。

    君讳绍,字继祖,(京兆)长安人也。其先帝挚之后,故因以氏焉。若乃流胤绵长,世绪寥廓。迹兼穷达,理属兴衰。一龙一蛇,或出或处。而本枝不拔,旧俗犹存。斯盖历运之必然,实可议而不辩。晋司徒公秘书鉴挚虞德茂当时,垂风后裔,悬诸日月,昭晰丹青,系美传踪,君所承也。

    祖方瑚,进德修业,情期远大。运当姚世,迹屈人间。未射高墉,且縻近职。起家为京兆郡功曹,雍州治中。选首之美,倾注朋侪;纲维之寄,下民称善。

    考龙自得雅怀,固守难进,有志无年,早从舟壑。

    君廪天秀气,远承家庆,孝非因习,忠实自然。故能尽穆闺门,泛爱乡党。萧散委时,优游任性,郡召兼功曹,非其好也。孝昌年,旨假轻车将军、京兆大守。每以天时地利,足可自营,奉亲育子,事归产业。乃抑绝惰游,整齐家道,温恭夙夜,无匮承颜。虽无轩冕之华,自有止足之乐。不殉伏波之效,且合少游之心。所谓形名远己,全理在身,寿极天崖,无累于物矣!春秋七十有一,魏正光三年正月乙丑寝疾,卒于家。一世不扰风波,全身而归坟陇。居常得终,亦何恨也!

    君有五息。长子似兴,龙骧将军中散。次子肆兴、辅兴,居家理治,干父为用。次子文安,未及强仕,早辞人世。次子辅相,时逢进马,跋涉戎行,驱驰鞭弭,勋迹有称,累功受号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师都督。兴子重恩,辅国将军中散师都督。

    魏朝录勋,追荣既往,赠君假节假冠军将军、沧州刺史,赠兴冠军将军、渭州刺史。自非显考之仁善,贻厥之嗣昌,焉能获赠二州,门兴两师者哉?各牵征务,不遑迁奉。

    暨乎周运勃兴,人复礼义,公私无碍,各允所怀。乃于周元年岁次丁丑五月己亥朔十一日己酉合葬于霸城县西龙首之原,礼也。佥谓显亲扬名是曰孝终。居官立效,利建方始。臣子之心,愿尊君父。百年无述,后世寂寥。敢缘斯义,树碑墓次。陵谷傥迁,金石犹在。其词曰:

    胄绪仁风,世承家庆。诞载继徽,光仪独映。孝极心原,形穷礼敬。忘怀世物,与时无竞。爰自少齿,虚矜远寄。好尚然诺,轻财重义。富善□骄,仁称博施。世或告难,伊君所易。人各异趣,贵在从心。庭敞虚馆,园郁丛林。萧条委命,偃息光阴。且怡雅操,谁计浮沉。忽辞世影,奄归泉户。莫辩鸢鹏,孰分龙虎。气合芒芒,身同后土。寄迹一碑,声传万古。

    挚氏是中国人数比较少的姓氏,其历史资料亦少见。而《挚绍碑》内容丰富,详细叙述了挚氏的来源和家族的迁移过程,并历数挚绍及其五个儿子、一个孙子的生平和仕宦经历,对于挚姓家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碑主挚绍逝世于北魏正光三年(522),有子五人,后合葬于北周元年(557)。北周建立之初,前两年没有设立年号,只称元年、二年,其后才有正式年号,所以碑文中只说“周元年岁次丁丑五月”。北周时期另一名碑《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记》的刻立时间为“元年岁次丁丑造”,两者的纪年方式完全相同。从碑额名称看,碑主属于北魏;但从立碑时间看,此碑应属于北周早期作品。

    东汉末年,民生凋敝,曹操发布禁碑令,直到隋朝颁布立碑制度,禁碑令才正式结束。这期间所有的立碑活动都要经过官府的层层审批,导致这个阶段的碑刻数量远少于之前的汉代和之后的唐代。北周立国时,禁碑令已日渐松弛,但朝代本身仅有25年,所以遗留的碑刻也不多见。目前所知只有隶书《豆卢恩碑》(566)、隶书《西岳华山庙碑》(567)、楷书《张僧妙碑》(570)、楷书《曹恪碑》(570)等少数几块。《挚绍碑》立于557年,从立碑时间来看,它可以说是北周的第一碑刻。其他北周碑刻出土时间较早,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挚绍碑》为近年新出土碑刻,刊刻精致,保护完好,字数又多,对于北朝书法艺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挚绍碑》的碑额为双钩阳文,字形凸显,整体造型厚重朴实。其所使用的篆书并非标准小篆,加入了书写者和刊刻者的诸多臆造元素,字形诡异,使碑额有一种神秘的气息。北朝和隋唐时期有许多墓志盖或碑额使用这种厚重而奇异的篆书,例如北魏《高贞碑额》、北魏《元氏薛夫人墓志盖》(图3)、隋《郑译墓志盖》(图4)和隋《张君墓志盖》(图5)等。这种篆书的设计性和装饰性强烈,正如李刚田所说:“去许氏六书远矣!求纹饰之美,入俗匠之格,不可以斯篆规模度量之。”因与毛笔书写关系不大,它没有成为篆书的主流,却在民间使用广泛而长久。一直到明清和民国时期,碑刻中仍能看到这种篆书的遗存,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北周、北齐与魏碑同列入碑派书法,包含了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等书法作品。北周《挚绍碑》属于同一种书法风格,自然归入碑派书法。但它与北魏时期的碑刻、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略有不同。《始平公造像记》《元桢墓志》用笔方截,以“斜画紧结”为基本特征,统称为“洛阳体”。《广武将军碑》《姚伯多造像题记》《魏文朗造像题记》等位于洛阳以西数百公里处,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书写相对自由,形成了不同于“洛阳体”的“长安体”书风。这种差异主要与地域文化有关。《挚绍碑》用笔圆转,以平画宽结为主要特征,显然与“洛阳体”风格不同,应该属于“长安体”。但它与早期“长安体”的粗犷、恣肆有所不同,其用笔已从浑厚走向精致,形成了清秀文雅的书法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中心的转移,这种字形宽博,雍容闲雅,以“平画宽结”为特征的书法风格慢慢替代了“斜画紧结”的“洛阳体”,并告别粗犷豪放的“长安体”而成为隋唐碑刻楷书的主流。

    《挚绍碑》书法的最大特点是篆、隶、楷杂糅的复古面目,这与北周、北齐时代的书法复古风气有关。从书法史来看,北朝曾经有一段复古的历史。《周书·卷四十七·黎景熙传》记载,黎景熙学崔浩“楷篆”,曾与赵文深一起“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从北周时期的碑刻文字来看,这次“正定古今文字”就是文字复古的官方行为,它对当时的文字使用有重要影响。文字复古有多种方式,一种是把篆书字形融入楷书碑刻中,如东魏时期的《李仲璇修孔庙碑》等;另一种是在楷书中掺杂隶书的结体,使得字形古拙、浑厚而又有飘逸之态,如北齐的摩崖刻經和北朝写经等。《挚绍碑》兼而有之,碑文大部分是楷书字形,另外还有篆书和隶书字形。例如子(图6)、以(图7)、五(图8)、乎(图9)、古(图10)、碑(图11)、自(图12)、石(图13)、时(图14)等字,就是直接从篆书字形而来。碑文中或把部首“宀”或“冖”写成篆书,而其他部分仍为楷书,例如营(图15)、实(图16、图17)、穷(图18)、军(图19)、官(图20)、党(图21)等字;或把部首“糸”写成篆书,例如绵(图22)、纲(图23)、维(图24)等字,这些都属于篆楷杂糅。另外,碑文中有些字的部首被写成篆书,也可能被写成楷书,例如“寄”可以写成如图25,也可以写成如图26;“军”可以写成如图19,也可以写成如图27;“家”可以写成如图28,也可以写成如图29;“运”可以写成如图30,也可以写成如图31。写篆书还是写楷书,在《挚绍碑》中有很大的随意性,说明篆楷杂糅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在碑文中还有一些隶书字形,例如可(图32)、一(图33)等字与篆书、楷书同处一碑。由于篆、隶、楷杂糅,许多字似篆非篆,似隶非隶,在篆、隶、楷之间形成的复古气息是此碑的最大书法特征。

    “字之变体,莫甚于六朝。”南北朝时期用字混乱,俗字、变体遍布书籍和碑刻。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割据、南北阻隔以及使用文字趋于简易等多方面原因,异体别字逐渐增多,秦汉以来文字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挚绍碑》的异体字也是俯拾皆是。略举数例:把部首“亻”写成“彳”,例如俗(图34)、仪(图35);或把“彳”写成“亻”,如徽(图36)、后(图37)、征(图38)、徒(图39)等字。有的字多写一笔,如鸢(图40);或少写一笔,如全(图41)。有的字直接把篆书楷化,如晋(图42)、德(图43)。有的部首被写成了不同的形状,如“门”旁可以写成如图44(间字),也可以写成如图45。这些字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北朝异体字的研究素材。

    北朝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北周第一块碑刻,《挚绍碑》出土较晚,内容丰富,为研究挚氏家族提供了可靠的原始素材,有重要的考古价值。《挚绍碑》补充了这一时期的书法史材料,为北周复古书风和异体字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在文字学、书法学和考古研究方面,《挚绍碑》都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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