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服务型政府与转变发展方式

摘要：作为后发展国家，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西方领先的知识经济时代，如此的历史背景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性，即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经济、政治配套共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积极建设以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为基本内涵的服务型政府，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抑制特权腐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立足于自主创新，注重宏观调控，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大力发展经济，大力发展民主政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变发展方式，富裕人民，增强国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服务型政府；转变发展方式；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1

马克思，包括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不完全适合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大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历史遗留的落后生产力的局限，由于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压迫，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特权主义的危害，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还没有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集中与发挥，符合我们人口大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政治经济学，仍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我们的经济实力尚处于建立在廉价人力物力基础上的世界代工厂地位，还不够强大。这种局面须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建设以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为基本内涵的服务型政府，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抑制特权腐败，才能真正务实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积极主动性和创新性，并通过继续的对外开放，与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恰当衔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生机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方式向可持续的集约式转变。

一、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发展，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先经济后民主政治自发型的，而成为具有当代特色的经济、民主政治配套改革齐头并进的跨越式的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经济生产力最本源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展程度；同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民主政治（也即阶级斗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临界期集中表现为暴力革命，在缓和期则为和平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它的决定性是第二位的，两者都是物质力。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这里的“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专指阶级斗争，指和平改革及民主政治建设，阶级团结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被压迫阶级有机生命体为和谐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合力，物质力。物质文明是基础的基础，政治文明建立于物质文明，又高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又建立在两者之上，凌驾于两者之上，但不是直接的物质力。

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自发的发展规律，是先经济，后民主政治，文化不是第三，因为文化涵盖了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总体的深层次反映。典型的例子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由经济的一体化连带的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的先进影响，近现代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是非自发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经济、民主政治并列第一，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也是马克思晚年深切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因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同时存在），预言其若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有可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本意，也是我们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是经济、政治、文化整体式的扬弃借鉴，不能像洋务运动那样一星一点的就军事而论军事，就商业而论商业，我们的改革是整体式的经济、政治配套改革的本来意义。

我们东方，通过近代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联盟革命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她奠定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初步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不牢固，破除过分集权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任重道远。不过，这给了我们今后发展经济与建设民主政治并驾齐驱的优良平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依据。

二、后发展国家为了紧跟当代发展步伐，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汇聚亿万人民集体合力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导；同时，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最终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使宏观调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

总结西方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再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近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在世界统一市场体系内，市场调节由多向少递变，国家乃至区域间宏观调控，计划调节由少向多递变。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不同历史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在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这种变化轨迹更加显著。今天，世界已经迈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开始多国联合研发高新科技，以凯恩斯理论做基础，以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小区域内少数富裕者俱乐部内以宏观调控为主导，计划为主，进入福利型社会，国际上仍是市场主导，低附加值的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甚至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发展国内绿色经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人口大国，更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且跟上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良性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须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合力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我们后发展国家需要政府主导型社会，首先在于以群力为基础，以公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在基本社会保障和最终发展目的上，符合最大多数劳动者的意愿，为民谋利。这也规定了必须以群策的方式，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其次，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高度国际垄断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后发展国家也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政府的牵头，才能形成足以与西方发达科技经济剥削的规模抗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改革中期的抓大放小、搞活国企是对路的，近期在资源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国进民退”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第二，在国内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但仍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仍是国际大背景的情况下，须积极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首先努力使国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使社会资源流动起来，合理配置；其次，适当衔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纳外部资金和先进技术，包括科学管理等积极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制度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个体私营为辅助，宏观调节为主，市场机制为辅，两者有机结合，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这也正是继续贯彻落实陈云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济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早期的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与市场机制为辅助的有机结合，是以公有国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为主导，与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基础性调节的有机结合，互补，总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提就是公有经济体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担负着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社会基本保障，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防止内部的复辟变色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的基础，保证建设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直接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规定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为主导，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民族复兴，应对依然强大的西方的根基。市场经济可以发展，但是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资本可以发展，但是是在社会主义政府有效控制和引导之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宏观调控直至行政干预较多是必然的，必需的，关键在于是官僚主义式指令性干预，还是科学民主式务实指导性干预。如果人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主次有机结合，效率倍增；如果还是高度集权，透明度差，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效率低下。当前有少数人说政府管多了，严重约束了经济发展力，若针对官僚政治有一定的道理，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总体来说则是肤浅的，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别有用心。

至于完善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我们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必须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弥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对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必须改革开放，积极与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市场经济接轨，积极有选择地承接它们的高端先进制造业转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此充分调动、促进、激励各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国内外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只是我们坚决不能再回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市场机制调节为主导，发展资本主义，那样富裕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要遭殃。

三、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即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由起步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主要依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重点关注生产规模扩张、满足市场数量需求，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重点关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这种转变，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则不正常。比如我们改革中期以来的情况，原因在哪里？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经济剥削，也有国内经济、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地方与部门高度集权导致的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浓厚，政府部门层层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下级负责，急功近利，不科学的维GDP政绩考核标准。国内的，我们掌握主动权，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大众积极性，释放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外的，我们尽力争取。

四、政府主导型社会里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积极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

近现代以来，西方是资产阶级社会，是资本家满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掠夺廉价人力物力资源、并伴随着暴力侵略的进攻型社会，资本家剥削阶级领导的大型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自由发展阶段，还是垄断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进行自主调节，故叫做市场主导型社会。即使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区域间多国联合，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宏观调控为主。但是，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重点，早已随着殖民地的世界化，随着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等制造业的世界性转移，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转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总体上西方还是市场主导型社会，大资本家说了算。

东方后发展国家则不然，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相对落后，始终是被侵略者，被动型追赶型发展者；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必须群策群力，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公有国控经济组成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我们提出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口号，以此转变，切实贯彻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单指政府的行政部门，而是针对政府四大班子整体（广义的政府），实质内核是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常说的四大班子，包括党委、人大、政府（狭义的政府）、政协。宪法界定了他们各自的职能范畴：党委是最高领导部门，负责战略层面的最高决策与管理，人大是最高权力部门，也负责重大决策与管理，包括立法、选举、监督、审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政府是行政部门，主要执行党委和人大的决策，接受领导和监督，政协是协商部门，负责建议和监督。以上四大班子，组成了我们政府的主体，既有决策监督部门，也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民主法治不成熟期，我们习惯于以党代政，党政一体（不分），行政部门权力过大，个别领导甚至以言代法，人大的最高权力职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处于“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与党委、政府的关系。建国以来，人大代表基本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上级赐予的，且绝对多数兼任党、政、军多个领导职务。这是不正常的，须从改革选举制度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入手，从县乡人大代表直选、人大代表专职、县乡主要领导直选开始，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理顺人大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根治后发展国家的核心政治弊端，也是重要发展瓶颈、短板——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并由此带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的深化协调改革，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事实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最终回归到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即依法治国的大道上。针对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时代高度集权的沉痛历史教训，邓小平在八大上曾作过深刻分析：“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②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不是领导机关或者领导者恩赐的。“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党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服务。而且，不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的当家作主，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在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行事，集体领导与首长负责有机统一，正确的领导决策必须经过群众路线。强调党的领导，不能是大搞集权官僚主义的借口，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是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依据。党的正确领导，必须经过群众路线，经过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来实现，且尊重群众的首创性，正确思想只能来之于群众的科研和生产实践是我党的永葆青春法宝，这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必需桥梁，人民大众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舍此无通途；人民正确的当家作主，也必须经过党的正确领导，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来完成，航行要靠舵手，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结合体，最终达到依法治国，科学民主决策及管理。群众路线就是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最佳路径。革命年代，我们发动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更要开展党领导下的广泛深入的群策群力的人民建设高潮。这并不矛盾。现实中，要彻底实现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观念的转变，从传统的“父母官”向“人民公仆”观念的转变，必需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

五、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换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不同步的矛盾，就是要不断克服上层建筑的某些体制性障碍，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生产与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主要的一点，就是初步下放了中央的高度集权，使地方和部门获得了较多的主动性，使工人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性，放权搞活。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匹配发展，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每时每刻的重要任务。

百年前的先哲罗素说：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③这非常吻合马克思辩证唯物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抓住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上，曾经做过非同一般的历史性贡献，经济上也获得过巨大成就，但终因过分集权，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致官僚主义及其腐败而改变颜色，重新倒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列宁临终前的政治遗嘱，核心是党内民主的嘱咐，政府须实行集体民主决策和领导，不要某一个人少数人独断专行，以克服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弊端——过分集权而致的官僚特权主义。但是，斯大林却把官僚特权发展到极致，虽也多次指出，“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④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 ，⑤“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为它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潜力，” ⑥并针对建国初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先后提出著名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响亮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是对的，生产力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但是干部决定一切就不恰当地夸大了领导干部的力量，是官僚主义作风大发展的有力助手。实际上，应是“科技与民主决定一切”。

中国初级阶段的摸索，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在学步，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创特色。改革前，在向苏联老大哥学步；改革后，在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取经，期望从中摸索切身的经验。但离成功还有很远。关键在于什么？必须从深层次的内因上去寻找，从政府制度建设本身上找原因，这才叫抓纲治国。因为我们后发展国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政府，建设取得的成就，有党的正确领导及政府的非凡功绩，社会有什么问题，党和政府也是第一责任人。故关键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钳制了人民大众思想探索的翅膀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实践的脚步，钳制了阻碍了人民大众虚心向上的途径。集权是专制的，是官僚主义的，是消极愚民的，不可持续的，达不到实事求是，更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建国后改革前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很有限的，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下，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发展，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国内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同样由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共八大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们就犯了“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乃至于最终走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国民经济实际上达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连带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结果发生一系列失误。邓小平的多次评价，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都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过程中，多次深刻阐述经济、民主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重要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⑦，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⑨，直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⑩，指的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建设的实际高度。但是，由于改革中期实际放权的不彻底，由之前的中央高度集权过渡到地方与部门高度专权，官僚主义作风仍然相对浓厚，特权腐败比较严峻，经济发展与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提出来了，但效果不佳，素质教育改革难于落实，创新型人才相对缺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不可再生资源逐步呈现短缺，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成为民众较大的负担，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再看看同样具典型性的拉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拉美化陷阱”成为横亘在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标志性障碍。

我们是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建设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面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的现实，面对发达国家对后发展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高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我们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自主创新为主、依赖世界高端产业梯度转移为辅的发展方针。这都客观规定了我们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关系国计民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主体性主导性作用。同时，也更规定了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去除束缚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官僚主义作风，从根本上遏制特权腐败的紧迫性。邓小平1985年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就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所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缓慢，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于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教育部长解决不了素质教育问题，财政部长解决不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缓慢问题，人力资源部长解决不了选拔人才上的跑官要官任人唯亲权力腐败问题，卫生部长落实不了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权力需要继续下放，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必须是在切实走群众路线的前提之下，建立在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的服务型政府基础之上

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文明，一种相对最规范的国家社会管理制度，不能依赖某一个人（领导）或某少数人的觉悟，道德自觉。一个国家民族的近现代化发展，是群体的事，人民大众的事，不能仅仅寄托于一半个人（领导人）、少数人。尤其是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真正实施进度。当前我们的紧迫任务，就是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民众综合科技文化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从发展完善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入手，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落实发展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综合比较后发展国家的改革，自上而下官僚主义式改革代价较大，被民众逼迫，自下而上暴力革命式改革代价最大，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上下结合走群众路线式改革代价最小。上下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的科学与民主的指引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指引下，继续真真实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权于民，走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再“干部决定一切”，或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充分发挥亿万人民大众的智慧力量，广聚民智，合理民主集中，建设阳光政府，和谐社会，务实改革开放，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动力足，方向正，可以最大化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时代大环境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是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就是基础性调节，不是主体性调节，主体必须是国家宏观调控。远观一下西方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等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在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西方经济已经高度区域化跨国集团化垄断化的现当代的经济体，经济单元，经济活动，必须从国家甚至区域间乃至于洲际间合作的战略高度，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以更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导，展开纵与横的布局。列宁时代，西方已经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先是在国内垄断后是在所属的殖民地垄断，再继续朝国际垄断方向发展的程度，但“一战”“二战”的历史实际，事实地证明了一国一极独霸世界的不可能。经过了血与火的教训，首先是北约，是“马歇尔计划”，其次是欧共体，发达国家间就开始内部团结，组成“富裕者的俱乐部”集体之合力，一致对付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接也对付傲视群雄的美国。那么，作为后发展的大国，也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只是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再强调以市场自主调节为主体为主导，市场自主调节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不能作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方才符合世界市场形势和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大潮。就像不集团化不链条产业化多种经营的企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形势，已经与跨国集团型企业不是一个重量级一样。

至于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事实存在的国有国控经济大而不强、主要靠权力垄断而非科技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弊端，如何有效避免国有国控经济体里面的大量官僚腐败与论资排辈、消极怠工，如何有效解决事实存在的主要针对民营经济的“弹簧门”“玻璃门”甚至是“隐形门”不公正待遇，如何有效地解决绝对少数的官与绝对少数的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而造成的对其他大多数的商和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直至如何健康规范发展国有国控以及民营经济体的社会责任，归结这几个问题，可以综合性地一言以蔽之，即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民众综合科技文化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力继续下放，大力落实发展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方式，形成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形成集体领导与首长负责的有机统一，最终达到依法治国，达到科学民主决策及管理。有了合理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权力得到人民大众的制约，群策群力，一是造成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党风政风继而民风环境，可以根治腐败，优化社会风气，充分激发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为“中国创造”奠定雄厚的高新人才资源，二是务实，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急功近利、浮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弯路，量力治国，从而使社会和谐可持续，三是真正通过民选，选出适当数量的专职任期制国资代表，而非一人二人三人五人，经常性地就同一类行业走动监督、决策与管理，只是这个过程中，要因企而异结合一定数量的工会代表、工人代表，以达到比较的公开公正，比较的因地制宜、务实。也就是说，国资的管理与国企的生产，也必须是集体领导体制，党委集体领导、人大专职代表具体操作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有了以上三者，我想，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不在于高度集权式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而在于务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打造阳光政府，从根本上遏制官僚腐败，从制度上遏制新的大跃进，确保实事求是，确保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七、结论

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在近现代世界逐步高度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产生“左”或右的东西已不再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了，而是落后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高度集权导致的官僚特权腐败。时代的最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直选制度，是我们有效地落实群众路线，建立现代型服务型政府，有效地防“左”防右的根本途径，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良性转变，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唯一途径。官僚集权已经葬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使“拉美化陷阱”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的屏障，我们当然要高度警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关键在于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民主性。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9。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217-218。

③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民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1-42。

④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3。

⑤ 同上，57。

⑥ 同上，194。

⑦ 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77。

⑧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333。

⑨ 同7，164。

⑩ 同8，168。

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6。

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375。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