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国际主题的转变，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慎重处理港台问题，重视周边外交和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发展；二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国际经贸和科技合作。对外政策的调整为国内政策调整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世界主题、形势判断的改变

对外政策作为对内政策的延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国内的政策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党和政府对世界主题的判断一直是革命和战争，并一度认为世界大战很快会爆发，在此判断下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使党和政府对国际主题的判断出现了新变化。

首先，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认为，既然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和资本主义不相容的，国内政策各种兴无灭资的措施得以出台。而国际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为两大阵营，长期处于冷战状态。1978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亚客人时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既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那就要重视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

其次，中国发展需要较长的和平环境。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30周年活动。12日，他在同金日成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22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重申了这一看法：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再次，通过世界各国的努力，战争可能被阻止和延缓。1978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会谈时，阐述了对国际局势的总的看法。他指出：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议上讲话：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为此开展了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摒弃了一些过时的观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1981年1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对外政策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短时期很难打起来，我们应该把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对国际形势和主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推动对美、日等资本主义大国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调整了对外交往的重点。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开拓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高度重视发展同以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1978年与1979年，他先后访问日本、美国，阐明了中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他亮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态度。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同福田纠夫首相进行会谈时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勢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这次由首相阁下决断，园田外相到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较好，日本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初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于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同样给予了特别重视。1978年5月21日，他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对其说的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很高兴。邓小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29日晚，他在出席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致祝酒词时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1980年8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他说：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

发展同以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获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获得了大发展。

对外交往重点放在经贸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上

对于国情的认识，邓小平是清醒的。1977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时说：由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要发展，我们不仅同法国而且同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会逐步发展。我们想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统统拿到手，但我们历来考虑到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接受延期付款的方式。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是50年。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邓小平的这些谈话，透露出他发展社会经济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要大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邓小平认为，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同邓颖超一起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指出：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

对于国外的技术，既要引进，也要吸收。邓小平指出，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但要根本上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说：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标准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发展自己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邓小平认为，利用外资形式可以多样，但要考虑偿还能力。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他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这些贷款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这些建设要赶快着手，因为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拖下去，到“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时发挥不了作用。引进和利用外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识。

国内设立特区，加强立法保护外资

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设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效果上了一个台阶。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一行。他说：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

考虑到外资对中国开放政策方面的一些疑虑，邓小平等认为应该加强国内涉外经济的立法工作，使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得到法律保障。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说：为了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既定方针，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以后会再搞一些具体的执行条例、规定来加以补充。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起来。

破除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

1978年6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在回答中国向西方开放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时说：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么，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引进外资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他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破除了人们思想上的迷信和误区。

慎重处理香港、台湾等问题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同福田首相进行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11月14日，邓小平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1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国的框架之内赋予台湾更多的自主权，初步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此后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为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开辟了一条新路。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一次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的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邓小平在这些针对台湾问题的谈话中，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给予台湾相当广泛的权力，“一国两制”的意思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侨务政策的调整

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指出：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要恢复過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在国外生活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侨务政策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有些需要改正，有些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及夫人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12月20日，邓小平在一封申请去美国投亲的来信上批示：“这类事今后会多起来，特别是华侨，要求家属出国，我倾向放宽政策，利多弊少。”邓小平通过系列谈话和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批示，向外界释放了很强的信号，那就是调整侨务政策，对华侨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

1978年1月26日至31日，邓小平访问缅甸期间在会见仰光华侨代表时说：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不管是对国内的或对国外的，包括侨务政策，应该恢复的正在恢复起来。现在又重新建立一个侨务工作机构，由你们都很熟悉的廖承志同志负责。华侨事务的重要政策是鼓励侨胞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考虑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华侨比较多，住在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这对我们国家与住在国的关系有好处。但也总有人不愿意加入住在国国籍，愿意保留中国国籍，我们不能强迫。我们政策的另一面，就是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鼓励华侨与住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国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3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又重申了中国侨务政策的几个要点。

通过侨务政策的调整，广大华侨摆脱了思想上的桎梏，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积极回国投资创业，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气概和战略远见，通过对世界主题的准确把握，及时调整了中国对外交往各方面的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氛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