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轨迹初探

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如何产生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其中，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通过梳理恩格斯的文章及著作，探寻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轨迹，对于全面理解其思想、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恩格斯;国家起源;形成轨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39-04

恩格斯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方面，是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环节。他晚年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集其国家起源思想之大成，是后世学者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必读经典。然而，认真研究恩格斯的其他文章及著作，亦可发现诸多相关的思想火花。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以时间为脉络梳理恩格斯的文章及著作，探索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全面理解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碰撞和在现实的理论论战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一、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

恩格斯初步思考国家起源问题是在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人共同探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相关问题，提出最初的“分工理论”。在“分工理论”和对“部落所有制”的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的产生同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第一次涉及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利益本质问题。

（一）最初的“分工理论”奠定了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产生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着本质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二人对“分工理论”进行了初步梳理。首先，“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80分工从最初的性分工到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有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1]68由此可以看出，分工决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分配关系，进而决定阶级和阶级关系。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83-84。这是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国家产生的内在依据。

（二）最初的“所有制”理论触及国家起源的经济利益根源问题

在“分工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也称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1）部落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对应，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部落首领管辖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2）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也称国家所有制）是通过契约或征服的形式使邻近的部落联合为一体而产生的。分工相对发达，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也已经发展起来，并开始出现对立关系。（3）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基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与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类似，区别在于统治者共同体相对立的不是“奴隶，而是小农奴”。三种所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基本处于渐进式发展，是随着分工的发达程度而逐步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各种层次的对立关系，其本质是经济利益的对立。

（三）用“市民社会”概念揭示国家起源的必然性以及阶级本质问题

在提出“分工”理论和“所有制”理论后，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87-88。从“市民社会”的概念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是对国家起源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已触及国家起源的经济利益根源和阶级本质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摆脱纯粹理念上的思辨，将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置于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中，但是对国家起源的话语表述和本质概括，仍然存在着黑格尔式的哲学抽象话语;另外，作为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的“分工”理论还是一种雏形状态，其中对“分工”范畴的分析还不够准确。所以，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这些思想是对国家起源问题的一种初步探讨。

二、中期：国家相关问题的不断思考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很多思想尤其是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都包含在他的论战性文章及著作中，这些文章及著作多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所做的评论，也有一些则是和某政治理论流派或个人进行争论的产物，如《反杜林论》。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国家和国家起源问题，但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

对于经济在国家产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问题，恩格斯较早的论述在《论住宅》一文中，“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211在这里，恩格斯认为“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即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在《反杜林论》中表现得更明显。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时，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365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在国家起源中起决定作用。

（二）关于国家的职能问题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现实情况下，恩格斯在对国家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更多地关注了国家职能问题。而国家的政治职能是恩格斯较早关注的对象。他在《论权威》中阐释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时，就意在说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解释国家暴力权威的必要性。“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1]226恩格斯此时已经意识到，作为自治一方的社会须让出自己的部分自治权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而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国家运用暴力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阶级对立斗争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1]630-631。因此，国家在阶级社会中运用暴力权威或阶级镇压职能是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

国家除了政治职能外，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到：“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1]622可以说，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随着“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1]622。由此可知，恩格斯认为国家不仅包括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政治职能，也包括作为国家起源条件和国家存在前提的社会职能。

（三）关于国家起源的途径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论述阶级形成的过程时，也思考了国家起源的途径问题，并分析到国家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1]524即在公社未瓦解的情况下，出现了印度、俄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国家;“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1]524-525即在公社瓦解的条件下，出现了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共和国。国家产生之所以有两种不同条件的途径，恩格斯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需要和抵御外敌的客观条件。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非常时期，恩格斯也不断地通过论述现实问题和同错误思想做斗争来思考国家的相关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分工理论完善的基础上，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经济的决定作用。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国家职能分类也逐步明显。虽然，在谈及国家的起源途径时，恩格斯提到了氏族及氏族制度等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掌握的历史资料的局限性，使恩格斯没有系统地深入到前国家社会的研究中，也没有挖掘出国家起源的根源问题。

三、晚期：国家起源思想的系统论述

马克思离世后，恩格斯一方面独自承担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另一方面花费大量精力整理出版《资本论》。但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严峻形势以及马克思的遗愿让恩格斯下定决心系统地写一部关于国家起源的专著，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代表作。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前国家社会的社会关系、国家起源的根源、途径和国家的职能及本质特征。后来，恩格斯在其他相关著作及信件中继续探讨过相关问题。

（一）阐述家庭、氏族的历史变迁

家庭和氏族是国家产生之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它们的发展变迁是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有力切入点。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所绘的家庭史略图和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史学材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尽描绘了家庭和氏族的发展变迁。“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1]33-58。

血缘家庭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它排除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性关系。普那路亚家庭实行外婚制，进一步终结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这是群婚制的最高形式。恩格斯认为，氏族主要是产生自普那路亚家庭。在群婚制时期，人们按照母系血统组成亲族集团，亲族集团内部彼此不能通婚，逐渐形成氏族。后来，随着婚姻受到各种限制，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家庭所代替。对偶制家庭要求只能一男一女结为对偶，是人类由群婚制向个体婚制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优势愈加明显，女性丧失了被尊敬的地位，“父权制”逐渐代替了“母权制”，出现了专偶制家庭，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在专偶制家庭中，男性控制着大量的生产资料（财富），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相比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更为稳定，但是这种专一只针对女性适用。专偶制家庭的出现同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同步的。

氏族是由一个共同祖先传承下来的具有血亲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团体。母系氏族最古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赞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1]95分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也使古老的母系氏族制度终结，逐渐发展成为父系氏族。父系氏族区别于母系氏族最大的不同是实行私有制，子女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产。此时，部落战争频繁，俘虏增多并开始当作奴隶使用;军事首领职权扩大，开始与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职权抗衡;氏族和部落内部出现了混杂居住的外族人，氏族制度开始出现瓦解。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1]107

（二）论证私有制的产生是国家起源的经济根源

对私有制产生和阶级起源问题的系统论述，恩格斯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完成的。母系氏族时期，简陋的石器生产工具和简易的采集狩猎产业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动物、土地等尚未开始利用，分工只是最初的性别的分工，“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1]159。氏族内实行财产共有的共产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氏族的共产制经济内部开始出现财产私有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生活资料的私有。人类最早的生产便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其制造者和使用者具备所有权。“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1]159丈夫的职责是制造获取食物所需的劳动工具并拥有这些工具的所有权，游牧部落的还拥有他所饲养的牲畜，一旦离婚，丈夫要带走这些财产，妻子只能保留她自己的家庭用具和衣物。这是人类最早的私有财产。

其次，动物驯养业的产生。对捕获的野兽进行驯养是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重大举措，使人类历史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当时社会因动物驯养业而出现四个方面的新景象：其一，以家庭（对偶家庭到后来的个体家庭）为单位对牲畜进行饲养和看管，使牲畜渐变为家庭私有财产。其二，妇孺分工逐渐从采集转为饲养牲畜和家务劳动。其三，部分由俘虏转为的奴隶补充驯养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其四，随着驯养业发展，出现食用以外的肉、皮、毛等富余的生活资料，促使游牧与非游牧部落之间产生交换。这四个新景象充分表明，动物饲养业的产生开启了财富私有的历史。

再次，交换的出现。在生活资料私有和饲养业产生的基础上，从游牧部落的牲畜、畜产品和非游牧部落产品之间交换开始，到冶炼金属技术的发明而生产的商品，最初的商品交换出现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通过冶炼技术改进的劳动工具使手工业生产的原料日益丰富，农牧民开始从事家庭手工业以供自需，手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1]163专门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当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文明时代之际，又产生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1]166这便是社会第三次大分工。至此，人类社会开始发生快速变化，通过铸造金属货币、买卖和抵押土地、奴役奴隶劳动等方式，少数人迅速占有了大量财富，相反，贫民和奴隶数量越来越多。“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1]168当人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阶级对立的矛盾与斗争便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私有制的产生导致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是国家产生的经济根源。

（三）论述国家的阶级性本质特征

面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超阶级的国家本质论，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从国家起源来论证国家的阶级性本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172“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76这里不但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特征，更是批判了超阶级的国家本质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指出国家也有社会性的特征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除了具有阶级性的本质特征，还具有社会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116“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1]170。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1]253这表明，国家的本质特征不但有阶级性，同时还具有社会性，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

上述关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但不是完全的。在这本著作中，他只是指出了国家起源的一种途径，即“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国家起源的另一种途径，则在《反杜林论》中有明确的表述。

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历了一个较为艰难的探索之路。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考古学依据的基础上，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逐步成熟、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统一、冲突论和融合论统一的国家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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