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三民主义”解读
时间：2021-02-17 07:51: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三民主义”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民生主义的目标和民权主义的政府建构，是自相矛盾的两极：民生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培育中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改造方案；民权主义设计的却是个“强政府弱社会”模式。由于理念上的矛盾和缺乏付之实施的条件，社会改造无法实现，而“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则为国家权力挤压社会自治空间留下隐患。它在之后实践中产生的弊端，值得人们思考和总结。
[关键词]三民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产阶级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进行重构的一套系统理论，也是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国家和社会改革方案。自我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结之后，孙中山及历届国民政府都试图践行三民主义，实现对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重构，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直到今天这一实践也在进行。诚然三民主义理论存在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一理论及其实践情况对于考察近代和现代早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当今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近代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
1.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二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传统中国以君主专制为特征，强调皇权的至高性和广大的作用范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但是就统治机构（君主-国家及其代理人-官员）对社会作用的内容和效果而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却极为松散。就权力结构言，实际上只有上下两个层面，即从中央到地方县级的行政系统和县级以下的乡（镇）自治系统。两者之间长期处于约定俗成的自然状态。国家（政府）对乡村自治社会的制约，乡村对国家的呼应，历来通过乡村中的士绅阶层作为中介进行调节：“绅士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结成联盟，自然政府官员也由他们构成。他们在本地担任许多职责，担任地方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为官员们出谋划策，同时又代表了地方利益。”2而在乡村内部，这些士绅通过家族宗法体系对乡村社会进行有力的控制。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日常的公共事务与个人事务是紧密结合的（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通过动员和弹性的规则（如伦理宗法等）解决公共事务。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原因，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某一共同体内部成员对于其它共同体或者更大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的意识很薄弱，存在普遍的“民不知有其国”现象。而国家则通过有限的汲取能力提取公共资源来处理那些最紧要的公共事务（如抵御入侵和叛乱、维护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应对自然灾害等）。3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国家）变动不居，但是这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格局则被长期保持下来。
由于清王朝是外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需要确立新的合法新基础以及新的资源分配格局（主要是土地）。为了保持自身统治的稳固，清朝自立国以来采取新的统治手段如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强化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等，挤压原有的自治结构，削弱下层社会的自治空间。下层由于过多地担负行政责任，社会的传统氛围无法适应来自上层的权力渗透，国家与社会处在日见紧张的状态（体现在清初的“反清复明”运动和中期大量的农民起义）。鸦片战争后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绅士阶层受清初统治者的打击逐步边缘化，以西方国家输入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松动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造成农民脱离土地），这就使得士绅阶层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进而开始寻求转型以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特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外部（主要指西方列强）冲击导致清王朝的主权和国家力量削弱，这又减弱了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后基督教传教士的大量进入，通过他们加入教会的农民由于教会在中国的特权而成为“法外之民”）。这就需要国家和乡村社会同时进行变革以维护自身的存续，同时也要利用这种变革来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孙中山之前也有一些思想家曾提出相应的改革设想，但大多是难以付诸实践的“乌托邦”。
2.新的国家-社会关系理念推动的转变
而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又使这种变革增加了新的内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理论认为社会和国家之间是彼此分离的，而社会又优先于国家。因此社会是能够摆脱国家的控制而进行自我管理的。这种思想的传播促成了清末普遍的地方自治要求，以地方自治为实现宪政基础的呼声甚高。表面上看，清末地方自治的要求似乎古已有之，实际上完全不同。传统的地方自治，是以血缘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宗族和士绅统治相结合的“长老之治”，而不是民主政治；西方传入的地方自治是在人人平等思想主导下，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民主参政。其核心，从思想方面言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原则；从政治操作层面言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地方政权。但是，转型初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发育的不充分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还没有形成如同欧美那样的市民阶层。这就使得晚清的地方自治只能是一个在国家观念支配下，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参政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自治，从而难以在地方自治基础上调整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此外由于外部冲击带来的救亡图存的要求在知识分子（地方士绅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因此他们更热切希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整合以调动大众的力量摆脱困境，而权力的划分和归属界定则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因此对于国家政权（统治）的建构和强化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目标。这就造成了谋求国家与社会二者力量同时强化的张力。
综上概述可知：三民主义出世前国家行政权力对地方基层的支配操控已日趋明显，社会结构的上下层之间已缺乏对应调适的活力。而外部冲击又使这种弊端凸现出来，重构成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要建立以民权为基础的近代民族国家，不仅要推翻现存的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且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培育社会的中产阶层，给下层社会以充分的自治空间，才能造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社会。但是理论和现实的差异使得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存在互为矛盾的两个出发点和两条道路，它们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且没有被正视，孙中山有关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同样从这种路径开始，且最终没能超越这一矛盾，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二、“三民主义”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1.“三民主义”的含义
“三民主义”一词，缘自于欧美的“三大主义”。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05年孙中山撰写的《〈民报〉发刊词》：“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以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4而在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对华侨的演说中开始使用“三民主义”来代替“三大主义”：“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5此后“三大主义”仍是用来概括同盟会政治主张的主要核心话语，直到1912年4月16日《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才正式使用“三民主义”一词。6自此以后，孙中山无论在讲演、著述中，都不再使用“三大主义”，而专用“三民主义”一词来概括他所指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内涵。
“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7显然，孙中山所说的“救国主义”，实质上还包涵建国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因之三民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民族主义要求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防卫自身、实现本国的发展目标的；民权主义要求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政体，国家和政府要受到民众和市民社会的制约；民生主义要求缩小社会的贫富差别，尽可能实现共富，建立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近代社会。这里所谓“中产阶层”，并非是当代社会学的概念，而是孙中山自己使用的名词。他认为欧美等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并终将发展成为对立和分裂，导致社会动荡乃至解体。孙中山希望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后，形成一个众多“小康之家”的社会，出现一个“不穷不富”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除了资本家、工人两大阶级外，还有一个“不贫不富”的中产阶级即第三等级。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欧美那样的贫富两极对立，而且可以促使社会稳定。
2.“三民主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想及局限
按照三民主义的理论逻辑，推翻清王朝是实现民族主义的前提，对外争取平等、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对内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和政体是确立近代国家的根本保障；消除贫富不均、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近代社会是奠定近代国家的坚实基础。这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孙中山对人民的终极关怀。所以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就此而言，三民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应该是一种对应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关系。然而对“三民主义”每一个总体目标的实现策略进行具体考察后，会发现在策略的出发点和路径上是有矛盾之处的。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孙中山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曾多所论述。而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很早有此设想。1902年与章太炎讨论土地制度时称：“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81912年与袁世凯晤谈时又说：“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足见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农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之重视。尽管这一主张后来未能实现，但它的提出对“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后的土地国有，从而使平均地权有了新的内涵和新意义。从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论述中可知，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不主张消灭地主，而是通过平均地权和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自耕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将成为农村中“不贫不富”的中产阶级；在私人资本的发展上，不消灭资产者，通过节制资本避免少数人操纵国计民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民生主义不仅是个“社会经济史观”，而且也是个社会改造史观。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说，这是一个在发展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改造方案。就此而言，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本质上是一个培育和造就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民权主义设计的却是一个类似国家主义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不仅与其本义不符，而且与社会改造目标相悖。民权主义的本义是要给人民自由平等、当家作主的权利。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一个无民主、无法治传统的国家，在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要有一个增进国民民主意识、健全法制、改造官僚机构、摧毁专制传统的渐进过程。领导这项重大改革的新权威机构在建政过程中只能逐步放权，以适应国情，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何况彼时维护新生国家的独立地位，确保不受外国的侵略和干涉是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法消解国家的权力而只能尽量增强。而军权是维持国家的最基本力量，所以一定要保障其优先地位。就这一意义上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设计的程序，符合中国“民智未开”的国情，有利于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所谓革命家迷恋权力，不信任群众的问题。
但从国家与社会对应互动的角度审视，首先，在这一时期内成立的地方议会，是在军政府授权下组成的。它的职能不同于国家议会。作为国家权力的附属物，显然它的自治权力是不充分的。其次，作为这一时期标志的约法如何产生，《军政府宣言》也未作说明。约法实际上是在没有民意参与、社会力量缺位的情形下由军政府自行制定的。那么以一个自己制定的法治文本作为全社会必需遵守的准则，其结果，只可能是国家权力对民众和社会权利、政府公权对地方自治权的制约和支配。第三，形式上看，设定期限似乎递进可期，但实际上以“天下平定后”作为结束约法之治时期的前提条件，反而为拖延进入第三时期“宪法之治”提供了借口，也使权力掌握者（军阀和大官僚）产生了对于权力的依赖而缺乏实现“宪法之治”的动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制衡力量的缺失为时限可长可短的弹性埋下了伏笔。“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之所以把程序论改称为“军政”、“训政”、“宪政”，作为政权建设的三个阶段，正是这个理念的直接体现。
三、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三民主义理论施政，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挤压和管制民间社会，结果弊端丛生。原有的自然村落逐步成了政府的行政村，农民不仅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而且丝毫没有政治权利。农村的生存状态日见恶化。在城镇，民间社团受到管制和挤压，连一贯具有活力的工商社团、舆论媒体，都在政府的操控支配之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无法生成。只有在少数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如上海、广州等略具雏型。国家垄断资本蜕化为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抗战胜利后，国家与社会失序的紧张状态，已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国家极权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后果，延缓了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这其中固然有外国侵略加剧、国内割据分裂、政令不行的因素，但是“三民主义”本身包含的通过强化国家以培育社会的路径选择可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样的结果确实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和总结。
参考文献
[1]《诗经·小雅·北山》
[2]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67页
[3]王焕炎《水利·国家·农村——以水利社会史为视角加强对传统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88页
[5]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4页
[6]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37页
[7]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84页
[8]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74页
作者简介
谢光远，男，1987年5月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2012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