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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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疏离甚至排斥、对经济自由的忽视，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虽然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曾一度流行于世，但最终这种昙花一现的思想还是被淹没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浪潮中。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从最初倡导自由竞争的发声，到后来倒向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变调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是由中国近代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也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界以及外部环境等种种情况有关。虽然经济自由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中未能开花结果，但对当下的中国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启示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9-0001-03
一、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缺席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有学者以问题领域为视角，区分近代自由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为便利起见，本文所使用的经济自由主义范畴是一个宽泛的、相对的观念集合。凡是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或是在非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高涨时期倾向私有、民营或市场调节的观点、理论或学说，都可以归于其中）三个方面。经济自由本应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议题与核心要求，作为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西方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经济自由，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如斯密、哈耶克等均以经济自由为其自由思想的核心。然而在近代的中国，除了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做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并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外，后来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经济自由的议题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那是一株带刺的玫瑰，纵然芬芳美丽，却生怕自己受到皮刺的伤害而颇显疏离，他们反倒对与经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津津乐道、趋之若鹜，着实让人为之扼腕。
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与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相比不仅是“变调”了，而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刘军宁在梳理自由主义传统时曾指出：“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1]就连自由主义的热情推崇者胡适在谈及计划经济模式时也认为其可圈可点。因此，对市场经济的疏离甚至排斥、对经济自由的忽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
二、荒芜中的绿茵——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坦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排斥市场经济的现象，并非是说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完全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子。实际情况是，最初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以严复、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学者，他们都对政府干预的经济模式嗤之以鼻，而对自由市场青睐有加，这便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雏形。
有学者认为严复提倡经济自由的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即政策层面的期待：从“政令烦苛”到“听民自谋”；制度层面的寻求：从无所限制到“定之以公约”等。其实，严复在1902年就翻译出版的《原富》（即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体现。通过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分析，再加之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严复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极其赞成斯密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并以此为据，严厉抨击了传统厚义薄利、耻于言利的义利观，高调地为那种谋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辩护，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显得十分别具一格。“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称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2]不仅如此，严复还明确表达了反对政府干预、追求自由放任的观点。他认为能够官办的，其范围应只限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3]其他的，他则表示能够商办的尽量商办，为经济释放更大的自由，谋得最大的利益。可以说，严复当真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无独有偶，梁启超在20世纪初也受斯密的影响而大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他也不约而同地指出：“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competition）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济，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4]
严复、梁启超等主张借鉴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这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言必谈政治自由，但一涉及经济自由却几乎万马齐喑，即使有人偶尔谈及也总是偏向于以计划、统制、均富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当然，“自由经济”的思想也不至于完全销声匿迹。在干预主义、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的主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时，“自由经济”仍如涓涓细流般潜滋暗长[5]。胡先啸先生在1947年还专门撰文以肯定“自由经济”，他说：“自由经济固有其必然之恶果，但其优点亦不能抹杀。在人类尚未能进至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国家民族之经济，一方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又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6]中国民主同盟的政纲也提出了“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两者兼顾，取其长而去其短”的经济主张，为经济自由的发展提供了一席之地[7]。
三、经济自由主义普遍缺失的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从最初倡导自由竞争的发声，到后来倒向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变调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是由中国近代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以及外部环境等种种情况有关。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近代中国的经济自由思想没有普遍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不具有那种经济环境。众所周知，囿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加之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在近代的中国无法充分地发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带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营经济始终无法冲破外资挤压与国内官僚垄断的双重压力，再加上烽火不断、社会不稳，最终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甚至奄奄一息。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谈自由竞争与放任主义，更如天方夜谭、遥不可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再加上近代中国以文人为主的自由主义者自身知识结构等方面的欠缺，使他们对经济问题难有兴趣，而只能将自由主义落实到政治与文化层面。”[8]
当然，除了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首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暴露了一系列弊端，包括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掠夺导致战争以及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对于这一现象，严复也加以严厉的痛斥。他在《原强》中淋漓尽致地指出：“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困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3] 时间推移到20世纪初，过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的贫富悬殊、“兼并盛行”等现象也同样引起了梁启超的注意，并使之在自由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举棋不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弊端暴露无遗，使得一些之前看好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产生了质疑与困惑，一些自由主义者也逐渐弃自由主义而向社会主义靠拢。祸不单行，发生在1929—1933年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促使人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加以反省，并不断向统制经济与“新自由主义”倒戈。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都重农抑商，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而注重集体荣誉与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有充分的本土思想支持。这一困境使得近代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社会宣扬经济自由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意志自由的根源。严复首当其冲地指出，中国匮乏“政界自由”，但并不缺乏争取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仁人志士。胡适也说：“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两千多年的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先锋。”[9]但中国长期以往形成的“罕言利”“均贫富”以及“重集体”的文化传统始终与自由主义难以相融，更有争锋相对的趋势。
四、经济自由思想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经济自由思想虽然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大放光彩，但对当下的中国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经济自由的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一方面，经济自由意味着应当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经济自由不是没有边际的放任自由，政府还是要发挥市场监管的作用，其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促进经济自由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自主选择的经济权利是经济自由的重要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逐步形成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理念并付诸实践，这既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正确选择，也顺应了人民对经济自由的企盼与意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直是在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进行的，总的走向是政府逐渐由改革前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为不断让利放权、自主限权的服务型政府，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从“基础性”走向“决定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政府不要直接参与市场行为，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要主动“简政放权”。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自由有了更快、更大力度的发展。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获得自主经营之前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某些不必要的审批不仅降低了效率，也是腐败发生的温床。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下放的权力不计其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也以权力“减法”换活力“加法”，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自主选择的经济权利为社会生活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极少，经济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计划控制，严重抑制了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创业激情井喷似的爆发。据全国工商联在2014年2月28日举办的“2014中国民营经济大家谈”活动中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 253.9万户，私营企业注册资金39.3万亿元，户均注册资金达313.5万元；个体工商户达也达到4 436.3万户，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10]。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给予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活力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军宁.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前言[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02.
[3] 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724.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5] 黄岭峻.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J].武汉大学学报，2005，（4）.
[6] 胡先啸.经济之改造[J].观察，1947，（20）.
[7]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8] 俞祖华，等.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J].河北学刊，2008，（2）.
[9] 胡适全集：第2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35.
[10] 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3-01.[责任编辑 刘娇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