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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秦牧谈“文人贵正直”

    时间:2021-02-18 08:05: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一.访问秦牧

    记得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读了一些好书后,就好浮想联翩,就好舞文弄墨,当时的文学青年往往最初学写的便是散文,我亦如此。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散文园地百花齐放,其中以“南秦北杨”最为引人瞩目。“南秦”指的是广州的秦牧,“北杨”即是山东的杨朔。早在读初中时,我就读过秦牧的《花城》,还买了一本《艺海拾贝》视为写作的范文。在1978年又读到刚经历腥风血雨、劫后余生的秦牧先生写的《鬣狗的风格》一文。在这篇杂文中,秦牧巧妙使用了鲁迅式的“借题发挥”,以鬣狗喻人,把那些跟随“四人帮”后面的党羽与风派帮闲文人比作“鬣狗”,这些卑鄙的帮凶亦步亦趋,争相告密,跟风而动,仿佛如鬣狗吞食剩余的尸体,连“骨头也要细细嚼碎”。这篇杂文发表后引起当时文坛极大的反响,也显示了秦牧杂文有一种尖锐、犀利的风格。

    1981年我考入《新民晚报》社,先当了两年多的记者,后调入副刊部,执编“夜光杯”。我当编辑之后,便在1983年就给秦牧先生写了封信请他赐稿,并承他回复,对我在业余时间选学《二十四史》给予了鼓励,又在信中谈到:“我是重是非超过重利害的。因此,常常遭遇挫折,但也不见得就很倒霉。余年无多,更是一本初衷,走完人生的道路。”秦牧这番话,表明了一个作家要敢于坚持真理,首先在人品上要保持正直的襟怀,在大是大非上要敢于旗帜鲜明。我读后,油然而生敬意。我于1984年初秋去广州参加全国历史小说作者座谈会,便去拜访了秦牧先生。

    秦牧的家很有书卷气,他的夫人紫风女士为我沏了茶,我便在他的客厅内作了访谈。秦牧生于1919年,他当时已65岁。秦牧先生长得很高大,宽大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棕红色的眼镜,说话带点潮汕口音,笑起来很爽朗。他当时担任《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并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作品》杂志社主编等职务。

    二.秦牧谈自己经历

    我首先请教秦牧先生,他怎么会走上散文文学创作的道路,秦牧喝了一口茶,说:“是读书让我爱上了写作。”

    秦牧,原名林觉夫,又名林顽石,他是广东澄海人,1919年生于中国香港,后随父母迁居新加坡。他的童年在新加坡度过,生活很艰苦,他10岁那年随父母返回广东澄海,小学毕业后,在汕头读初中,后来又去香港读高中,他在读高三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抛弃学业,走上了抗日救亡的前线。

    秦牧娓娓讲起了这段经历,他说:“我在童年与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动荡与贫穷,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与澄海三个地方流浪漂泊。”

    我问:“哪些书对你当时的生活很有影响?”秦牧想了想,说:“我在汕头读初中与在香港读高中的两年间,课外读了不少书,如《西游记》《安徒生童话》《鲁滨孙漂流记》,还有《三国演义》,稍大就读先秦时期的散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还有现代文学作品与社会科学著作,这些书后来成为我生活中的明灯,我通过阅读,热爱上了写作,并开始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据秦牧回忆,19岁的他在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担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后辗转广州、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战地记者、演员、教师等职业。1942年秦牧在桂林时,一家电影院征集《浮生若梦》的影评,秦牧写了一篇影评,被评为第三名,而获第二名的是后来成为秦牧夫人的紫风,他们在共同爱好中走到了一起。

    秦牧在22岁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25岁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中国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再生》编委,秦牧25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秦牧杂文》。1949年秦牧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

    记得我采访秦牧时,我虽已在《新民晚报》任编辑工作,但并没有大学文凭,秦牧听了我的经历,哈哈一笑:“我虽说是个作家,但也没有大学文凭,我读高中还未毕业,后来读的是‘社会大学’。”他接着说:“文凭、学历,固然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部分水平,但绝不是全部水平,社会需要真才实学的人,刻苦自学可以成才,也可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 秦牧又喝了一口茶说:“我记得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说过一句特别精彩的话,他说,第一个教大学的人,必定是一個没有念过大学的人。”

    三.秦牧谈散文写作

    秦牧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工作,他开始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并担任报社的领导工作。他创作的题材十分广泛,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珍茜姑娘》《贱货》,散文集《贝壳集》《花城》《艺海拾贝》,儿童文学集《回回》《在化妆晚会上》《蜜蜂和地球》,以及文论集《世界文学欣赏》,报告文学集《祖国的港市》,杂文集《星下集》等,其中以他的散文集在当时文坛最负盛名,成为新中国散文的一大家。

    我请秦牧谈谈他的散文创作。秦牧说:“我写散文,是受了中国古人写散文的优秀传统与其风格的影响。”他说,先秦至汉,我国就出现了庄子、荀子、李斯、韩非到贾谊、司马迁、诸葛亮等人写的优美散文,到了唐宋时代,“唐宋八大家”无一不是一流的散文大家,尤其是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散文成就特别高。明清文学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明清时期散文的成就也相当高。中国历代优秀的散文大都收入《古文观止》这部书中,我建议年轻文学爱好者要写好散文,一定要读这本《古文观止》。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秦牧说,鲁迅的散文就很别致,寓意深刻。秦牧还推崇周作人、梁实秋的散文写得好。新中国成立后,散文的风格也多姿多彩。50年代周立波编了一本《中国散文特写选》,把国内有特色的散文几乎都选了进去,各种风格,百花齐放。

    我请秦牧先生结合自己写散文的经验谈谈怎样写好散文,秦牧谦逊地说:“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散文作者,我以为写好散文有三个要素,第一是思想,第二是生活,第三是技巧。”

    据秦牧先生的看法,散文是不是优秀,首先是这篇散文要有思想,立意要高。他说鲁迅的散文不能说是艺术水平最高的,但他的散文有思想,有独特的见解,分析事物很深刻,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秦牧又谈了生活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他说,人的知识一部分来源于直接获得,如亲身经历。另一个是间接获得,那就是启发我们必须多读书,读万卷书,知识积累多了,写的文章才能摇曳多姿。读书还可触动人的灵感,让人产生联想,这些都是生活给作家的启迪。第三个问题,秦牧才谈到技巧。他说,散文也是语言艺术的表现,搞文学创作的人,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没有独特的语言艺术,那是很大的失败。我们在探索语言艺术方面,要下很大的努力,要掌握丰富的词汇、要学会用比喻、尽量采用新鲜的口语。写散文要自然,切忌装腔作势。最后,秦牧又谈了“熟能生巧”的问题,文章只有多写,多练笔,在不断修改中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问:“您的散文以知识性见长,您怎么会形成这一风格?”

    秦牧莞尔一笑:“我想,读者读报刊上的文章,目的之一就是增加自己的知识面,获得过去不了解的知识。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单纯追求技巧,文章中并没有什么新的知识告之于读者,读者读了之后,又能获得什么启迪呢?我想,一个散文作者应该在学习读书与观察事物中,有所悟,将获得的知识告之读者,一篇文章要说明一个观点,必须旁征博引,也就是材料要多、资料要新,才能让读者有茅塞顿开的快感。我以为,知识性也是文章应具备的魅力之一。”

    秦牧的散文不仅精巧以知识性见长,而且他的散文中有诸多隽永而发人深省的哲理。我取出一本读书笔记本递给秦牧先生,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许多摘录,如“优秀的书籍像一个智慧善良的长者,搀扶我一步步向前走,并且逐渐懂得了世界。”又如“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更可怕。”再如“思想像一根线串起了生活的珍珠,没有这根线,珍珠只能够弃散在地。” 秦牧先生看完,笑了。

    四.文人贵于正直

    秦牧是新中国散文的一大家,但他却对我说:“我最早写的是杂文,是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让我愤慨地提起了笔。”

    秦牧说,“七七事变”发生时,他还不足20岁,他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迫害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这时许多中国民众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抗日运动中去,但在大后方,许多官僚富商与帮闲文人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地寻欢作乐。秦牧在桂林当教师时,就亲眼目睹这一现象,他忍不住提笔抨击,这也促使自己走上了文学道路,秦牧说,他当时是想通过笔来表现生活的真善美,批判现实中的假恶丑。

    秦牧话锋一转,又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有些封建专制的意识仍在不少人头脑中作祟。”他说,新中国成立了,宣告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但封建观念仍然会残留在不少人的頭脑中,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些极左思想的人就会跳出来打棍子,煽风点火,表现一番。因此,写文章的人首先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写出光明磊落的好文章。作文先学做人,作家要有思想,要敢于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崇拜,不能听到风就说雨。同时要划清理性的尊敬与盲目的崇拜之间的界限。

    秦牧还说:“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受到人民的教养,文学创作者首先要敢于为普通老百姓代言。”他还举了唐代诗人宋之问的例子,宋之问写过两句动人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的文字技巧很不错,但他的人品却很卑劣,武则天执政时,他为了取媚于上,就写了不少奉承拍马、吹捧武则天的诗。宋之问为了谋取官位,向上爬,还出卖了帮助过他的朋友,甚至还想把自己外甥刘希夷的一首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占为己有,因刘希夷不同意,宋之问竟然暗中把自己的亲外甥弄死了。这种人品极坏的小人,只能是“无行帮闲文人”。秦牧说,这是一个反面典型,写文章的人都要以此为戒。

    访问秦牧先生前后约一个小时,告辞时,秦牧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小说签名本《愤怒的海》与散文集签名本《秋林红果》,并答应要为我编的版面写稿。

    我主编的“读书乐”专刊创刊后,秦牧先生过了半年才写来一篇《漫谈读书方法》的短文,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读书乐》创刊后,我觉得这个专版办得颇好。编者几次来信让我谈谈自己的读书方法,我想在探求读书方法之前,先得解决一个决心、信心、韧性、毅力的问题。” 秦牧先生在文中批评了那些为了无聊消遣而读书的人,他说一个人为了饭碗而读书,为了出人头地而读书,为了把读书当做敲门砖而读书,那都不是正确的读书方法。秦牧认为一个读书人要为社会进步而读书,为民代言而读书,读书可以让我们打开知识的一扇扇窗子,通过阅读来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对人类现代文明生活的启迪。文人贵正直,只有做一个正直而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的读书才真正会有收获。

    秦牧先生于1992年去世了,但他关于怎样读书与文人须正直的教诲,至今仍在我心中回荡,让我每次提起笔时,得以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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