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著名藏学家柳升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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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19日下午3点半，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柳升祺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
柳升祺先生1908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兰溪县。1925年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光华大学，1930年毕业于该校英国文学系本科。1931年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盐务管理局，先后在松江盐务管理局和四川省自流井川康盐务管理局任英文助理秘书。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
1946年在拉萨驻藏办事处林卡内的留影。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即1944年，柳升祺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在拉萨生活工作了5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辞职赴印，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员，研究藏学。1952年底他离开印度返回祖国，被分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8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柳先生在西藏的5年工作期间，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防止和反对英国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分裂西藏的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使国人和世界客观和正确了解与内地隔阂甚深的西藏真实情况，在工作之余，由他执笔（与沈宗濂合作）用英文撰写了《西藏与西藏人》一书（后在美国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写作论述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书籍，在西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黄教寺庙组织》和《西藏地方政权组织》两章，为当时国内外仅见之作。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一些揭露西藏亲英势力策划热振事件真相和抨击英国侵藏阴谋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中英文报刊上。
新中国成立后，柳升祺先生十分向往蓬勃发展的祖国建设事业，毅然放弃在印度优裕的物质条件，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回到国内。
1944年与一拉萨贵族子弟在花园里的留影。
归国后，柳升祺先生重新审视和研究藏族历史，为创建我国藏族历史学科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他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讲稿《西藏历史概要》。1958年至1961年，又两次赴藏参加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随后，与王辅仁先生和常凤玄先生合作，使用藏族社会调查资料并结合史料，编写出内容更为丰富的《藏族简史》。“文革”后，这本书重新修改后公开发行。1963-1964年，柳先生先后撰写了《西藏喇嘛教的寺院和僧侣组织》和《西藏喇嘛寺庙与国外关系述略》两本册子。除上述论著外，柳升祺先生还撰写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西藏阴谋活动的论文，如《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挚签的经过》、《英人乔治·.布格尔（E.Bogle）入藏的使命及其执行结果》、《汤姆斯·马涅（T.Manning）——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丹贝意希1738-1780》、《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历史观及其他》、《西藏名义辨析》、《关于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受封经过的几点商榷》、《回顾西藏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用历史眼光认识西藏》等等。1988年，柳先生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长篇采访，用英语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柳先生愈古稀之年，飞至伦敦查寻和复制英国档案，并在1990年写成长篇论文《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ⅩⅣ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确证西姆拉会议是无效和“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柳升祺先生的这些著作，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批驳了帝国主义和达赖集团对西藏历史的歪曲篡改和对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攻击污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柳升祺先生十分关心我国和民族所的藏族历史学科建设，经常提出各种有益建议。他一向关心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对其带培的研究生悉心指导；对向其请教的所内外人员热情接待，耐心教诲。
柳先生的一生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西藏的史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位极富正义感且学识渊博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