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看小说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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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及市民阶层的壮大，继宋元话本与传奇之后，明代通俗小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长篇巨帙，又有短小精悍之作，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从大量序跋来看，明代通俗小说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向俚俗化、平民化转变，小说的地位逐步提高，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小说的创作倾向开始改变，小说不仅具有娱乐功能，
还具有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
关键词：通俗小说；序跋；小说观念；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看小说社会功能
为了维护小说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小说的地位，以求得更大的繁荣，明代小说序跋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小说潜在的社会功能及小说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笔者从“劝惩”的目的、效果及与因果报应的关系方面加以阐述。
（一）“劝惩”说
“劝惩”，即“劝善惩恶”，明代小说序跋认为这是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无疑它含有进步、合理因素，但也羼杂不少封建迷信的说教。
1.“劝惩”之目的
简单的说就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尺度净化人的道德观念，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即所谓要维系世道人心。劝善惩恶标准，主要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1]这里提出劝善惩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启示，趋善避恶。酉阳野史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也认识到：“突会刘渊，亦借秦为谕，以警后世奸雄，不过劝惩来世戒叱凶顽尔。”[2]即空观主人在《拍案惊奇序》中表示自己的著作，“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并要读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3]“劝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读者规范自己的言行。这也是明代小说理论在阐述小说社会功能时的出发点和归宿。
2.“劝惩”的效果
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该词话“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4]1078劝惩之功用明显，加上其语言的俚俗，起到很好的效果，“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4]1078明白晓畅，连三尺童子都能读懂。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叙》指出：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5]对于小说劝惩达到的效果，认为比《孝经》、《论语》还好，并非夸张。无碍居士《警士通言叙》中，就里中儿代庖创指不呼痛，是由于听《三国》故事，受到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影响一事，阐发说：“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6]这是从理论上揭示了小说在思想感情、道德伦理领域能给予人们多么巨大的教育力量。
3.“劝惩”说与因果报应的密切联系
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4]1078并从天时唯心论出发，认为“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4]1078前文已述，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指出“善恶果报，谓之常理”。[1]他们都是把劝善惩恶和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阐述的。
因果报应与劝善惩恶说关系密切，都是为了协调人伦关系，但前者给后者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是“劝惩”说中消极因素的突出表现。少数序跋把因果报应和劝善惩恶混为一说，这是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理论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劝惩”说能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形象特征，分析小说的社会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
（二）“教化”说
“教化”说与“劝惩”说都有维护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等作用，但“教化”不仅包含劝善惩恶的功用，还含有自省的意味，是“劝惩”说的延伸和深化。
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高度赞扬该书，“则三国之盛衰，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7]他认为：“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7]读书，要不断对照，自我反省，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己的修养，“遗芳遗臭，在人贤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7]直接指出了遗芳遗臭，君子小人之间的区别。而这种认识，实是蕴于潜移默化之中的小说的教化作用。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提到在自己书中“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8]而其目的则是“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8]语言通俗晓畅，最终还是为了伦理教育的需要。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认为通俗小说能让更多读者不用认真思索，“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好贪谀佞当必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廣且大焉”。[9]在通俗演义小说中包含很多封建礼教的因素，而这就在无形中影响读者。
二、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看小说创作倾向的改变
明代的小说创作倾向较明之前有很明显的改变，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从明代的序跋及现存的作品可以归纳出明代小说创作倾向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改变。
（一）创作倾向由外部向内部转移
冯梦龙《古今小说叙》：“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5]凌濛初《拍案惊奇序》：“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诡谲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3]
从这些序跋中不难看出，当时小说的创作倾向已经由对外部的关注转向对内部的关注。明代之前小说创作的关注点多在鬼神、圣贤、奇闻轶事上，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转向对平民百姓、普通人的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的日用起居、家长里短进行了重点关注，并细细描绘到文学作品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明代小说不仅关注人、重视人，而且内化到对人心的关注，对人物的描写不再局限于外貌、言语描写，而是加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使人物更丰满，更立体，使小说人物更具有张力。
（二）表现对象中商人异军突起，焕发异彩
随着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壮大的市民阶层中的贩夫走卒逐步引起小说家们的关注，加上庞大的商人群体也有发声的需求，商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商人群体的不断增长，自然而然，市井商人也就成了关注寻常百姓的作家笔下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上述诸多因素使得明清小说中商人故事比较多，商人的精神品格、商人道德观念、商人的经营方式等都有很详细地描述。特别是三言二拍中的商人故事占了很大的篇幅，塑造了一批诚实守信、艰苦创业、勤扒苦做、乐善好施的正面商人形象，当然也偶有奸商形象产生，但是他们多数得到了报应。
（三）出现了以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表现形式
《金瓶梅》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此著作在描写对象方面，涉及的不是王侯将相，英雄人物，而是常人琐事、闺阁淫猥，虽然也会牵涉官场，但表现的主要还是西门庆一家人的生活场景。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高度赞扬作品通过家庭这一特定环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和各色各样的生活画面：“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4]1080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琐琐碎碎，日用起居，方方面面，自 《金瓶梅》始，开创了以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表现形式，此后一路发展壮大，至清《红楼梦》达到顶峰。
三、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看小说审美功能
小说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来说，就在于它具有审美功能，让读者在阅读中陶冶情操，增长见识，享受艺术之美。明代小说序跋在或隐或显的语句中，揭示了小说的某些审美特征。
（一）典型说
小说具有审美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故事情节是否具有典型性。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通俗小说，审美素质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它们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因为作品所塑造的人物以及情节等具有典型性，能够让人增长知识，获得美的感受。李卓吾在《三国志叙》中说：“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祢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4]895“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 ”[4]894人物性格非常鲜明，就如同看到画像一样。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极力推崇《西游记》：“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摩索，亦知其出自何人…… ”[10]人物形象之典型，如同实有其人。随着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审美对象不断丰富和扩展，审美开始触及生活中非美的乃至丑恶现象，从而出现了前代长篇小说所未有的典型艺术形象——西门庆、潘金莲。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概括了西门庆的典型形象：“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4]1080淡淡之笔，勾画出骄奢淫逸之纨裤形象。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对潘金莲、西门庆的典型性也作了分析：“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4]1079从中可看出，此时的人物性格比较丰满，作品创作视角转向世俗，这是世情小说审美素质重大发展的结果。
（二）真实说
反映现实之真实不仅仅是对优秀作品的一个要求，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美学问题。传统写实手法渐趋消隐，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野史中得以延续，显示出真实之审美素质的独有价值。五湖老人在《忠义水浒全传序》中直接提出真实之可贵的观点：“夫天地间真人不易得，而真书亦不易数觏。有真人而后一时有真面目，真知己也；有真书而后千载有真事业，真文章。”[11]认为世事变幻莫测，而孩提之性是最真实的，“故真莫真于孩提，乃不转瞬而真已变，惟终不失此孩提之性则真矣。”[11]并指斥一些小说如《西洋》、《平妖》、《浪史》之类的书滥竽充数，起着不良的导向作用。极为赞赏《水浒》血性之真：“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11]憨憨子在《绣榻野史序》中认为正史因不敢讥刺时政，真实性值得斟酌：“盖以正史所载，或以避权贵当时，不敢刺讥，孰知草莽不识忌讳，得抒实录。”[4]1340对野史敢于实录的真实性的赞赏溢于言表。
（三）形象说
形象说也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明代小说序跋中，不少提到形象性对小说叙述的重要价值。袁于令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在《隋史遗文序》中，首先对正史和遗史作用作了说明：“正史”要“传信”，要“贵真”；“遗史”要“传奇”，要“贵幻”。他花了很多笔墨说明“幻”的意义，主张历史演义小说要运用艺术虚构以及夸张、想象等手法，创作出“忽焉怒发、忽焉嬉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12]之形象。通过这些艺术手法，使“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催坚陷阵之壮”[12]得到最佳刻画，达到“凛凛生气，溢赞毫楮”[12]的效果，使历史小说更加生动、形象。
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叙》中对小说的形象性效果作了延伸阐发，赞扬话本小说的通俗，具有感染力，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顿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5]可见，小说的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对读者的影响颇大。
从大量序跋来看，明代通俗小说观念、创作倾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向俚俗化、平民化转变，小说的地位逐步提高，当时的理论家们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和进一步细化。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A]//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明）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A]//古本小說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3]（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A]//古本小说丛刊[M].中华书局，1991.
[4]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叙[A]//古本小说丛刊[M].中华书局，1991.
[6]（明）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A]//古本小说丛刊[M].中华书局，1991.
[7]（明）庸愚子.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
[8]（明）林瀚.隋唐志传序[A]//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明）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A]//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0]（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A]//古本小说丛刊[M].中华书局，1991.
[11]（明）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A]//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2]（明）袁于令.隋史遗文序[A]//古本小说丛刊[M].中华书局，1991.
作者简介：陈丹丹，女，湖北宜昌人，文学硕士，广东开放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