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华”中的微音：试论翻译的华语文学
时间：2021-02-27 07:58: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晚近有关华语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探讨已然成为显学，主要由于史书美（Shu-mei Shih）与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两位学者的论述与大力提倡，激发了热烈的讨论。两位学者主要以语言为基础，各自提出了重要的论点与理据，最大的差异在于范畴的界定。要言之，王德威固然将华语文学的论述重点置于中国大陆之外，但也将中国大陆的中文写作视为华语文学的一部分，指出“华语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区域互动对话的场域，而这一对话应该也存在于个别华人区域以内。以中国大陆为例，江南的苏童和西北的贾平凹，川藏的阿来和内蒙古的张承志都用中文写作，但是他们笔下的南腔北调，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发声位置，才是丰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因素”。[1]史书美则借鉴于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与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e literature）等语系的历史背景、文化意涵与文学生产以及后殖民论述的思维，主张“所谓‘华语语系’指的是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及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网络，数百年来改变并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在地化”。[2]张锦忠在2013年7月《中山人文学报》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专号的前言中，对于这两位华语语系文学的主要倡议者有如下言简意赅的描述：
不管是史书美颇具战斗性地独纳非汉语母语中国大陆作家的条款，还是王德威将中国大陆“包括在外”与将以华语为沟通的主体包括在内的对话想象，华语语系文学论述都比以往更为正视“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这两个文学复系统之间的“系际关系”；因此华语语系的“系”，除了语系之外，也是复系统的“系”。
有关中国大陆学者对于王德威与史书美两人的评论，可以朱崇科为例。他显然比较接纳王德威的论点，而对史书美的看法有所批评。他并提出“华语比较文学”一说，将以往着重于异语文之间研究的比较文学，转用于不同地域
的华语文学比较研究。[3]
然而在两人以及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中，极少论及自外语翻译为华语的作品。以近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为例，此二书都和王德威与石静远（Jing Tsu）于2007年12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全球化现代华文文学：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国际研讨会相关。石静远与王德威合编的《全球华文文学论文集》（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收录了12篇论文，其中涉及翻译的只有讨论阿来一篇中的寥寥数页。史书美、蔡建鑫（Chienhsin Tsai）与贝纳子（Brian Bernards）合编的《华语语系研究批评读本》（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收录了史书美的绪论与28篇论文，内容更为多元而丰富，堪称截至目前为止此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文本，然而全书仅有4处提及翻译，其中3处只是一笔带过，另一处则从多媒体的角度讨论高行健，以一些例证说明他的作品如何尝试藉由翻译探究语言的限制，并将语言推至、甚至超越其极限。
史书美在该批评读本绪论中开宗明义指出：“华语语系研究将自身置于许多不同的学术论述与领域之交会处，这些学术论述与领域以往不是未曾彼此关联，就是未曾置于具有生产效应的关系与比较”。[4]她接着列出三种相关的学术领域：“由英语语系与法语语系研究所引领的针对先前或当今殖民地的殖民语言文化（colonial language cultures）之研究”；[5]“在所謂的离散研究中，有关帝国语言文化（imperil language cultures）散播世界各地之研究”；[6]“族裔研究或弱势研究”。[7]本文则试图循此加以拓展，将华语语系研究连结上翻译研究，亦即在其跨国的（transnational）、语文的（lingual）面向中，增添翻译的（translational）、跨语文的（translingual）面向。另一方面企盼这种努力也可为翻译研究增添新的视野与可能性。
任何文化都难以孤立而持久，而是在与异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得到养分，转化成长。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史上有三个重要时期藉由翻译广纳外来资源，为自身增添活力，开展新页：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以及清末民初的翻译。[8]所译介的许多观念、思维与表达方式都已融入中华文化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甚至习焉而不察。在翻译研究中，易文-左哈（Itamar EvenZohar）倡议复系统（polysystem，或译“多元系统”，此二用语在本文中互通）之说，在本国文学与翻译文学之间，强调翻译文学的地位。他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复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Literature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中指出，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能会在文学复系统中居于首要或中心位置：（一）文学处于“青嫩”（“young”）期或正在树立的过程中；（二）文学处于“边缘”（“peripheral”）、“弱势”（“weak”）或两者皆是的情境下；（三）文学处于“危机”、转捩点或真空状态。[9]易文-左哈对于翻译文学的强调自有其用意与效应，令人重新省思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与本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张南峰在《多元系统翻译研究：理论、实践与回应》一书中对于易文-左哈的理论多所阐发与补充。他将多元系统与一般的系统论对比，表列出多元系统的特色，认为“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可视为由多个互相重叠、互相交叉的多元系统组成”，并指出六个主要的多元系统：“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翻译”。[10]在他心目中，“把翻译现象放在整体文化的语境下来观察，就不单能发现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而且能看到翻译相对于其他移植现象而言的共性与特性”。[11]他对于多元系统理论未能充分发挥就出现没落的现象、“开始了离心运动”觉得惋惜，认为“这个理论应能继续对翻译和文化研究作出贡献，因为它至今仍是唯一一个能够全面地、客观地探讨翻译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的理论框架”。[12]尽管我们对此一理论不易如此断言并高度评价，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探索翻译现象，因此不禁寻思，如果挪用复系统的观念于跨国的华语文学研究中，那么翻译文学的处境与意义如何？彼此之间可能激荡出什么思维？产生什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