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华语圈

摘要：

“东亚与村上春树”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藤井省三教授自2008年开始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本篇是藤井先生对这一研究课题一个概要性的描述。它在表面上似乎只是有关村上春树之文学传播的一种个案研究，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对于目前日趋升温的跨文化交流研究恰恰具有极富启发的“典范”意义。关键词：村上春树 ；村上现象；华语圈；版本研究

在现代华语圈里，村上春树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2002年11月，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曾报道：“他（村上）的抒情式小说（fiction）催生了一群被打上了所谓‘村上之子’（Murakami’s children）印记的摹仿者。”（Velisarios Kattoulas “POP MASTER”）曼哈顿的唐人街出售的香港华语报纸也刊载消息说：“谁是台湾最红的外国作家？答案毋庸置疑绝对是：村上春树。”①中国大陆的读书周刊还编辑了一期特辑称：“阅读村上春树已经成为都市青年的一种时尚。”②新加坡的书店里也设置了村上专柜（Murakami Corner），并排陈列着台湾和大陆出版的译本。据东京的东方书店主页上刊载的须藤みか（mika）的“上海通讯”报道，2003年7月，《海边的卡夫卡》（林少华译）在上海已成为文学类畅销书，《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也再次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村上春树的作品已经广泛流行起来。即使撇开所谓“外国”的限定，村上的作品在华语圈里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文学类书籍，这样说并不为过。

一顺时针回转传播的“村上现象”

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1900年代末离开故乡神户的庐屋市，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戏剧系就读。1973年毕业后一直经营爵士乐咖啡店，一面开始创作小说。1979年发表《且听风吟》步入文坛。其后陆续发表了《1973年的弹子球》（1980）、《寻羊冒险记》（1982）等作品，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上下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即发行了400万册，到2004年总发行量创下了826万册的成功记录，被称为“村上现象”。此后村上又以旺盛的势头创作了《舞！舞！舞！》（1988）、《奇鸟形状录》（1994-1995）、《神的孩子全跳舞》（2000）和《海边的卡夫卡》（2003）等作品，堪称现代日本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村上现象”以《挪威的森林》为开端，从日本广泛传播到了东亚各国和地区。首先是台湾，台北的故乡出版社将这部作品分给五位翻译者分别翻译，再由编辑统一文稿，做法虽属低劣，但1989年刊行的盗版作品很快就成了畅销书。时报文化出版社于1997年取得了该书的版权，由赖明珠翻译出版，截止到2002年1月已再版21次，2003年分上下两卷刊行的新版总计达11万册。估计故乡出版社的盗版发行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故乡出版社虽然在后来又出版过几部村上春树的作品，但最终仍倒闭了，而时报文化出版社则连续出版了20部村上的作品。

村上作品的流行甚至在台湾催生了“非常村上”这样的流行语。2000年10月，在香港的岭南大学召开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台湾的年轻作家林俊颖报告说：“张爱玲那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已经被村上春树变化多端的都市神话给取代了。”③当然，到现在为止，在华语圈里被称为“张迷”的读者仍然大有人在。

1991年，香港的博益出版社曾发行过叶蕙翻译的《挪威的森林》，其后至2004年的10年间曾再版22次。1998年，我在香港偶然看到一部搞笑喜剧电影《超级整蛊霸王》，扮演护士的女主角朱茵在广九铁路的站台上等候上班电车时，一不留神把正在读着的小说掉在了地上，单恋着她的喜剧演员葛民辉飞奔过去为她拾起了小说。这场闹剧中，等特写镜头一拉近才发现，那本小说是《挪威的森林》，文学作品和男丑角之间的落差再次让观众哄堂大笑。

《挪威的森林》被用做通俗电影的噱头而被广为人知，除了村上的作品，恐怕也没有别的能用来切实地展示台湾和香港的现代文化了。

1990年代末期，台湾、香港的“村上现象”蔓延到了上海、北京。据1999年11月中国大陆《中华读书报》的报道，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挪威的森林》时，读者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到1996年，印刷量也只有15000册，1998年发行了12000册，只能说发行量很一般。但在1998年9月改版之际经重新装帧并附录详细解读之后，发行量开始急遽上升，仅半年的时间上海就卖出了1万册，北京高校集中的海淀区某书店一个月就卖出了400本。据说这一年总共销售了6万册。④

村上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主要是由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的林少华教授独立翻译的，《挪威的森林》中文版曾有过下述的改版，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版权页大多记有发行的总册数，据我的收藏本，能够确认发行数量的均在括号中作了记录：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版3万册，1990年4月第2次印刷，累计65000册，盗版）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7月新版第1版，15000册，盗版）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5月新版第2版，2000年9月第2版第10次印刷，累计216000册，已取得版权）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2002年5月第11次印刷，累计471700册，已取得版权）

正如前述须藤みか关于上海书店的报道那样，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发行的同时，《挪威的森林》也再度成为了畅销书，据说该书从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开始，到2003年3月已经累计出版达62万册。更不用说1989年的漓江版还曾在1992年由台北的可筑书房（1993年9月第4次印刷）将汉语简体字改为港台式的繁体字被出版的数量了。

中国大陆的年轻作家们，也有在自己的作品中透露出“村上现象”者。譬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有一节就曾描绘过：“‘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日本菜？’（中略）‘日本菜。’我说，这城市文化有严重的亲日现象，安室奈美惠的歌，村上春树的书，木村拓哉的电视。”

男作家石康的《支离破碎》中也有村上的出场，自认“格调最低”的“我”被迷上了《挪威的森林》中“阿绿”的女学生弄得迷迷糊糊，觉得自己也有了成为小说家的才能，“她”激励我说：

“你以后不许写王朔那种书骗小姑娘，听见了吗？”

“我不会写他那种书。”

“我告诉你啊你应该写村上春树那种，你看过村上春树吗？”

“看过《跳跳跳》。”

“《挪威的森林》你没看？”

“我有，还没来得及看。”

“回去看，回去看，特来劲，真的特来劲。”⑤

石康在后来出版的散文集《北京姑娘》里还记述了一件事情，“我”看见缴纳养路费的混乱的大厅里突然吵起架来，有很多人跟在后面瞎起哄，却独有一位年轻的女孩旁若无人地在读《海边的卡夫卡》，超然物外的情形打动了“我”，回家后，“我”从凌乱的书堆里找出了买了好几个月却没有读过的这本书。

如此情形的“村上现象”，算得是以日本为起点，经台湾→香港→上海、北京，依顺时针方向回转，形成了现代东亚的共通文化。只是台北、香港的村上现象，与上海、北京的村上现象之间，为什么会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差距呢？

二现代都市成熟的标志

没有读过《挪威的森林》的人会片面地以为，那只是一本描写青年男女浅薄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小说。但实际上，这部小说以主人公叙述者“我”的一段恋情为轴线描绘了一种深层的失落体验。故事从“我”搭乘喷气式飞机到达德国的汉堡机场开始讲起，时年36岁的“我”突然想起18年前，也即1960年代末期的一段恋情，自此陷入了深深的怅惘之中。1960年代后期，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17.6%（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增长率为11.1%），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市的面貌被急速改变，令人怀念的旧式景观在陆续消失。《挪威的森林》中的恋人们在东京徘徊，寻找着那些日渐消逝的风景。从那时起历经18年，在“我”的青春时代结束之际，也即1980年代后期，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近三分之一的6.1%（实际上为4.9%）。相反的，1975年人均4450美元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在1987年却增长到了近4倍的人均16271美元。

另一方面，台湾出现“村上春树现象”的1980年代后期，由于从父亲蒋介石手中继承了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蒋经国的开明，于1987年7月解除了戒严令，台湾也处在了革命性的大变革时期。蒋经国于1988年骤然离世，本省的李登辉成了后继的领导人。

台湾从1964年的10年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1%，1987年曾创下13%的高增长率，最后却又回落到了6%左右。“村上现象”从日本传过来的时候，台湾也同日本一样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期，一面是过分的都市化所导致的城市景观与人的关系的巨变，一面也迎来了这种关系的成熟。

香港也和台湾一样，GDP（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60年代实际为8.8%，1970年代持续增长到9.0%（名义上称19.4%）。1980年代为6.5%（名义上15.4%），1990年代前期下降为5.7%（名义上14.3%），与之相伴随的，相对于1960年代第一次工业化以服装、纤维工业为主而言，1970年代的行业种类GDP增长率中，建筑及金融、保险、不动产等各种产业达到了26%，超过了占17.4%的制造业，进入1980年代以后，小商品批发、贸易、餐饮、旅馆业，以及运输、仓储、通信等各式行业达到了17-18%，比13%的建筑及金融、保险、不动产等行业要活跃得多。

在就业人数方面，制造业从1982年的90万人持续减少，1991年已让位于小商品批发、贸易、餐饮和旅馆业，1993年则被运输、仓储、通信及金融、保险、不动产等所超越。香港出版《挪威的森林》的1991年，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行业和信息产业大幅度转移了。

在中国大陆，从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的GNP再次加速，同年达到了14.2%的纪录，到1995年一直保持在10%的水平，1996年挤进9.6%到10%，1997年为8.8%，1998年和1999年公布的数值为7.8%和7.1%，开始出现放慢的阴影。另一方面，全国人均GNP则从1978年的379元增长到了1999年的6546元。仅就上海和北京而言，已分别达到了30805元（3721美元）和19803元（2392美元）⑥。上海的情形已经接近《挪威的森林》所述故事背景的1960年代日本的经济水平。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统计中也可看出，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已趋于缓和，这就不难理解上海、北京的市民在欢呼进入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1998年，何以会出现“村上现象”了。

“村上现象”从日本开始，依顺时针方向在台湾、香港、上海、北京的东亚地区回旋传播，以此即可断定，战后东亚社会的连锁反应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东亚各个城市对于村上春树的接受，正可视为现代都市趋于成熟的标识。

尽管如此，台湾和香港走过了差不多同样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何以台湾的“村上现象”会比香港要早几年出现呢？事实上，台湾很早就有了《挪威的森林》的翻译，1985年，赖明珠就开始翻译发表村上的作品了。⑦而且村上作品香港版的译者也注明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见博益版《挪威的森林》中的“译者介绍”），这一点很是耐人寻味。其中似乎暗示出台湾社会比香港更接近于日本文化。

三现代日本文学对于华语圈的深切关注

自19世纪中叶以后的150年间，华语圈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是政治经济的战略性要地。不仅如此，日本还与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一起入侵了华语圈及朝鲜半岛，中日战争后的1895年和1910年，相继将台湾和朝鲜变成了殖民地，1932年“满州事变”后，又在中国的东北建立了所谓“满州国”的傀儡政权。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爆发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占领了香港、新加坡和南洋。

在这样的时代，日本的文学家们对华语圈会寄予深切的关注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比如夏目漱石。

在《草枕》（1906）的结尾，女主角那美与前夫告别的地方，正是满载士兵前往日俄战争的战场中国东北的火车站。《三四郎》（1908）的开头，刚进大学的主人公三四郎搭乘东海铁路线时，同座女子的丈夫也是去了大连工作而音信全无，同座老人的儿子也同样在日俄战争中战死在旅顺“那个地方”。而且，面对身边在中国东北失去了丈夫或孩子的众人，三四郎还乐观地对同车的广田老师说：“不过，日本也在逐渐发展啊。”漱石却让广田回答了一句“终归要亡国”。这句话不幸言中，以东北事变（1931）为开端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45年使日本的主要城市全都变成了焦土而几近亡国。中国的东北其实一直是贯穿在夏目漱石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对夏目漱石来说，最初的“外国”指的是1900年他前往英国留学的途中相继路过的上海和香港，那个时候，中国正陷入因义和团事件而被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的混乱之中，漱石到了伦敦也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境况。

1918年谷崎润一郎的江南之旅，以及为大正文坛带来了《女诫扇绮谭》这样的杰作的佐藤春夫在1920年的台湾之旅也都不容忽视。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曾在中国旅行过4个月，在上海还拜访过李汉俊（1890-1927），其后李家还偶然成了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芥川或许还秘密地向日本的读者报告过会场的情形。

芥川对古都北京颇为赏识，他曾放言：“跟北京的雄浑相比，上海简直就是个闹市。”不过，在自杀前，他又对新感觉派的领军人物横光利一（1898-1947）说：“你一定得去上海看看”。⑧依了芥川的话，横光在1928年4月到上海旅行，创作了以“五卅事件”为背景描写日本银行职员与中共女特工故事的著名作品《上海》。对于1935年设立的芥川文学奖，有学者甚至认为，“‘昭和文学’已经扩散到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亚洲，与芥川文学奖这一文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

战后昭和时代的作家中，还有战前在东京帝国大学主攻中国文学而在上海迎来了战败，以《审判》、《蝮蛇的后裔》等登上文坛的武田泰淳（1912-1976），战争期间在日本占领的北京当过穷困的留学生，后来成为新闻记者，并陆续创作了描写战时北京感受的《暗夜钹声》（1967）、《北京饭店旧址》（1992）的中薗英助（1920-2002），还有战后在新建的京都大学师从吉川幸次郎（1904-1980）学习中国文学，自己也成了母校讲堂里年轻的助理教授的1960年代的代表作家高桥和巳（1931-1971）等。

近年的作家里，还有茅野裕城子（1955- ）和辻原登（1945- ）。茅野裕城子早年在青山学院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时，被选为“青山学院的校花”。她曾在巴黎、纽约和南美游历，在香港偶然遇见一位中国的艺术家而陷入了恋爱，并一路紧随其到了从未真正关心过的北京暂时定居下来。曾获得过芥川文学奖的辻原登近年也创作了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约束》（2003），以及以上海和神户两大都市为背景的小说《茉莉》（2004）等上乘佳作。众所周知的是，1994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中也特意提到了莫言和郑义这两位中国作家的名字以示敬意，2000年他还专程前往北京发表过演讲。

中国对于现代日本文学而言一直是一个大主题，从文学的角度经由对中国的考察来反观日本的现在及日本作家自身的方法，在当下的日本已经逐渐地流行起来了。

村上春树也是密切关注中国的作家之一。村上最早的短篇小说《开往中国的慢船》（1980），描写的就是日本人“我”与留日的年轻中国女孩之间微妙的恋情。这篇小说和其他六篇作品都被收入了《开往中国的慢船》小说集（中央公论社，1983）。这部小说集是村上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他特意选择了《开往中国的慢船》作为书名，大概这篇小说对村上来说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村上在作品中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核心话题，虽然显得有点“慢”，却不失为一个切实的出发点。

村上在198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批评家川西政明对该作有过这样的评价：

就经济层面而言，岸信介等年轻的官僚们在1930年代对于满州的科层化构想被直接挪用过来，成为了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由那个时期的科层化与民主化结合而成的官僚所主导的日式经济体制最终得以形成。今天，日本的这种迫于整个世界的压力而放宽限制、扩大内需、防止自由化的日式体制，其发源地就是满州。

所谓的“羊”，即是战时、战后和现在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贯穿起来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我们所幻想的国家》，讲谈社，1996）

自发表《且听风吟》（1979）以来，村上的作品中时常会出现像“杰伊酒吧”的老板杰伊那样的身处边缘的“不起眼”的中国人形象。这些所谓“不起眼”的中国人，也许正是提醒读者将中国看做重要主题的符号性人物。⑨

这里以《奇鸟形状录》（初版1986-1994，单行本为新潮社1994-1995）中的一节为例：

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豆肉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家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押内。这里曾有中国派遣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州，是中国大陆，是1939年诺门坎战役。可是我和久美子何以被卷入这种历史因缘之中呢？我不得其解。那些全都是我和久美子出生以前的事啊！⑩

故事展开的同时，我们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这类哲学式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比起主人公对于所谓井底的感觉，可以说他在刹那间已经从历史的阴影里看到了答案。

1998年，村上自己曾回答台湾驻日记者洪金珠的采访说：“‘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B11如今，在东亚的读书界持续扩散的“村上现象”，不正显示出日本和华语圈里日渐壮大的年轻读者群（也包括韩国的读者）在借助村上的作品来重新咀嚼20世纪东亚史的共同读书经验吗？

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2004年的《天黑以后》中，村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惯于采用“我”之类的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了，而是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而且在这种叙述手法出现变化的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也成了一位在大学里专攻汉语，一周后又留学北京的女学生。从我们所讨论的日本文学跨越国界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女学生对在鸳鸯旅馆遭遇日本男客暴行的中国妓女怀有深深的同情。小说的结尾写道：“在我们周围，原因和结果相互拉手，整合与解体保持均衡。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在无从触及的深壑那样的场所展开的。”这里的说法比前述所引《奇鸟形状录》中的“历史因缘”更为肯定。村上作品中的“中国”主题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四镜像映射中的“两岸三地”

版本研究的可能性

村上的作品在欧美的翻译也曾掀起过热潮，与之相伴的，也出现了英文译本与日语原文的差异。以英文版为基础被再度翻译的德文版，与直接从日语翻译的德文版之间就相差得很大。这就是翻译中所出现的问题。B12这种情形在华语圈里，也发生过同一作品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多种汉语译本的独特现象。

譬如《挪威的森林》，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就有过两种台湾版、一种香港版和一种中国大陆版共4种汉语译本。一部外国作品在同一时期用同一种语言被多个翻译者译介并且成了各式各样的畅销书，这种现象在整个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尽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两岸三地”所使用的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书面“国语”，但由于其各自历史与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才会出现一本《挪威的森林》有4种汉语译本共时存在的所谓重复翻译现象的发生。

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林少华所翻译的《挪威的森林》也曾出版过，但最终没有能扎根，人们现在所偏爱的是时报文化出版的赖明珠的译本。香港和台湾一样使用的是繁体字，尽管台湾出版的书曾被大量引进，但对于村上的作品，到今天仍在再版的是香港博益出版的叶蕙的译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上海、北京）都流行各自本地版本的村上作品，也正显示出了各地社会文化的区别及村上作品在接受上的根本差异。

欧美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颇为盛行，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编的《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中收录了他自己的论文《翻译、共同体、乌托邦》（Translation，Community，Utopia），论文写道：

所以，归化就是总体化的过程，即便从来不是整体的，从来不是天衣无缝或终极的。可以说，在读者进一步加工译文、使其带有本国意义、服务于其他本国目的之前，这就是每个词的翻译过程。……当以差异的这种伦理政治为动机的时候，译者就寻求建立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一个共同体，分享并理解外来文化，进行基于这种理解的合作，进而允许外来文化改造和发展本土价值和体制。B13

如果借用韦努蒂的这种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理论，则村上的作品也在一字一句的汉语翻译过程中已经被中国化了，林氏翻译的汉语版本恐怕也被中国的读者再次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国语（Nation Language）和民族市场（National Market）是共同建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关键因素，这样的民族国家体制最早始于18 世纪的欧洲，后来才传到了东亚。19世纪末期，日本创制了国语，20世纪 20年代，鲁迅等人也创制出了“国语（guoyu）”。韦努蒂的本土文化变革理论（foreignization，即异化论）认为，翻译者寻求一种建立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共同体，并且认同这样的共同体对于本土价值与体制的改造和发展。村上的作品在被汉语译介的过程中，必然会促进它的中国化。建立在对村上作品的共同理解基础上的共同体，也会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带来变革和发展，这也正是翻译者的使命。

村上春树在少年时代阅读过鲁迅的日文译本并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对于鲁迅的接受，从1909年有关《域外小说集》出版的报道至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村上所阅读的是竹内好的译本，竹内好先生193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文系。鲁迅借助竹内好的翻译对村上产生了影响，村上又通过林少华的翻译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进而催生了卫慧、安妮宝贝、田原等可以被称做“村上之子”的新一代作家，而且，中国的“村上之子”的作品被翻译为日文，又激起了众多日本年轻人的共鸣。以此可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经有悠久而深远的历史了。这其中，中国文学的日语翻译及日本文学的汉语翻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中日两国的翻译交流史，既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本土化与日本本土文化变革的历史，也是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变革的历史。

不同地区的文化界和大众读者的反应，以及4种汉语版本彼此之间的误译也包括了翻译、装帧、编辑等虽然细微却影响广泛的量的差异，这也反映出了“两岸三地”，或者说加上新加坡和南洋的“两岸四地”的市民社会的区别。不同区域的华语圈对于村上春树的接受，正是在以村上的作品作为镜子来反观自己的影像。有关村上作品在东亚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说为我们考察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东亚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视角。

注释：

①丁文玲：《村上热》，《明报》（纽约版）2003年3月24日。

②沈维藩：《村上属于都市和青年》，《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7月5日。

③林俊颖：《寻找张派在台湾的接棒人》，《香港文学》2000年12月号。

④吴虹飞：《译著10年后忽见风行》，《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7日。

⑤石康：《支离破碎》，华龄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⑦赖明珠选译《村上春树的世界》，《新书月刊》1985年8月第23期。

⑧[日]横光利一：《静安寺的碑文》，《改造》1937年9月“中国事变增刊号”。

⑨[日]长崛祐造：《村上春树与中国》，《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集刊》，1986年3月。

⑩[日]村上春树：《奇鸟形状录》，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46页。

B11洪金珠：《村上春树的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中国时报》1998年8月5日。

B12[德]伊尔梅拉·日地谷（即盖伊休奈瑞特）：《有关村上春树的冒险》，《世界》2001年1月号。

B13[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陈永国译，见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著《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作者单位：藤井省三，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贺昌盛，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