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与热情
时间：2021-03-02 07:51: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从前海上有一种大鸟，飞起来翅膀乌云一样，遮住了太阳，一飞就是九万里。鲁国的国王很爱这种大鸟，把它请下来，供在庙里，宰牛杀羊，敬给它酒喝，奏音乐给它听。但是大鸟闷得很，只想展开翅膀痛快地飞一飞。结果，活活地憋死了。”
这则庄子式的寓言，道出了人类生存的某种因境。这种困境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爱”者的强人所难(或囿于某种功利目的，以至缺乏知人之明)；二是被“爱”者的身不由己(或囿于某种功利目的，以至缺乏自知之明)。于是酿成了悲剧或喜剧：“巨鸟”变成了“死鸟”。
这种悲喜剧过去曾不断上演；现在仍不时在上演着——尽管已涂上了“改革”的色彩。而这则虽然古老但常读常新的寓言，也就成了未央的这篇小说和一本小说集标题的由来。
未央历来以诗著名。他的早期诗作《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和《祖国，我回来了》曾被编入教科书，写入文学史，获得广泛的好评；他在新时期的诗作《假如我重活一次》，获得全国中青年诗歌创作奖。相对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却鲜为人知。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诗人未央就开始写小说了，其中写于1957年的《春迟》和写于1962年的《蛉嫂探亲》还差点儿“出了名”。那是在文艺界“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到处都在搜寻射击的目标，未央的这两篇小说也进入了“左”眼的视线。据说《蛉嫂探亲》的问题是写了“中间人物”；《春迟》的问题是写“战争破坏个人幸福”，有“宣扬和平主义”之嫌。后来不知何故未展开正式的、公开的批判，使作者免遭了一次厄运，也使作品失去了一次扩大影响的机会。如今这两篇旧作也收进了《巨鸟》这本以新时期的创作为主体的小说集里。我认真读了，觉得是温馨平和之作，没有任何冒犯之处。就连如此规行矩步也几乎摔了跤，可见那时文艺的道路是多么狭窄崎岖。可是他终究未能逃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横扫一切”的政治运动，把他扫出了文坛，赶到了偏僻的山区。他的这本集子，便多以山区生活为题材，不过写的不是“伤痕”，而是“改革”。
《巨鸟》一书共收集了九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除了上述写于“文革”前的两篇以外，其余八篇都写于“文革”后的新时期。其中较引文坛瞩目的是短篇小说《巨鸟》。前面说过，这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却又全无悲剧或喜剧的色彩。说起来故事很简单：
一位姓叶的记者路过岩屋村，听说村里有个野猪迷，便登门拜访，还跟他上山打了一次猎。叶记者回去后写了一份小稿，在报纸上登出，标题叫做《打野猪的神枪手》。岩屋区的郝区长看了报纸，发现了这个“专业人材”，便要他当区里的武装部长。野猪迷曾安本并不缺乏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是个野性子，当不得干部。然而区长生气了：“你是党员吗?是党员，就要有组织观念。”于是曾安本只得服从。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种思维和存在的错位，未央在生活中看得多了，已然见怪不怪，故能不动声色地从容道来，似乎以平常心道平常事，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味。未央是诗人，当然懂得炼字造句，但在这篇小说里他却尽量写得平淡，谈到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看不出艺术加工的痕迹。没有了早期小说中那种温柔的抒情调子，那种按捺不住的感情流露，却多了一些深沉的思索。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成熟。“巨鸟”这一故事母题的嵌入，使小说的意义插上了哲理的翅膀，取得了超越具体时空人事的价值。关于县、区、乡政府机关层层仿照的建筑格局的看似不经心的描绘，则愈加暗示出发生这种悲喜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亟待改革的政治体制，以及与这种体制相得益彰的官员的平庸素质。在这种体制下，什么良好的政策(例如这篇小说所涉及的干部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等)，通过层层贯彻以后，都会变形走样或大打折扣。在这种体制下，官员的奖惩升降往往决定于与上级的关系和给上级的印象，因此做工作往往不讲实效，着意摆样子给上面看。郝区长之所以忽然看中了曾安本这个“专业人材”，是因为岩屋区的民兵“上个月在县里打靶，得了个倒数第一”，他想利用“打野猪的神枪手”教民兵练射击，扳回失去的“面子”。终于因叶记者的另一篇小稿(《岩屋区民兵习武记》)引起了县政府的重视，决定在岩屋区召开“民兵打靶现场会”。郝区长脸上增光了。不料曾安本已经明白：“他和几个神枪手是被当作稀有之物展览”，“其目的是为某某人猎取虚荣，为另一些人添点娱乐”。这就预示着这出悲喜剧该闭幕了。尽管由于惯性作用，它又搬到“格式和区政府一样的乡政府”续演了一阵。最后，作为“从宽处理”，总算让曾安本回家当农民，他又可以照常打野猪了。这样结尾，意义也许不够深刻，“份量”也许不够沉重，而且颇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怨而不悱”的“中和”原则。但曾安本初步的人格觉醒，就一个普通农民的性格发展而言，毕竟具有现代意义。这显示未央小说的创作登上了新境界。
二
改革开放是时代的潮流，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但不能说，改革时代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先验的合理性。因此，讴歌改革进程中披荆斩棘的英雄，固然是“改革文学”的“正宗”；揭示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是“改革文学”中应有之的——特别是在改革已进行了好几年，许多事情需要冷静地回顾、思索的时候。
在小说集的另一个短篇《游子》里，城里人李光祖也陷入了某种困境。遗憾得很，和山里人曾安本相似，这种陷入也是身不由己的——虽然他是一个在国外工作的知识分子。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李光祖可算得一个幸运儿：不但“留学国外五年”，而且“现任职于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由于长期生活于现代化的环境，他当然十分赞成祖国的改革开放，然而回到国内休假，却感到处处难以适应，碰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消极现象，而且都是和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
首先是几近公开的索贿受贿。他为父母办城市户口，先送上两条三五牌香烟，“答应研究研究，”再送上一段进口布料，“不久传下话来，可作特殊情况考虑”。此后一年时间里，“有时说快了，有时说还早”。知情人去摸底，“得到一个暗示：带个彩电来”，于是送上一台夏普十八时，受者“许诺一个月内解决”。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是那句话：不要急”。知情人又从旁去打听，意思十分明确：带个冰箱来，这次是买，给钱。老实说，对于李光祖而言，个把冰箱，他还是有办法的，“只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屈辱感”，觉得这简直是欺侮，戏耍，甚至是滑稽，悲哀——而且岂止是他个人的悲哀!后来事情虽然由于市体改委黄主任的关照而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但这份悲哀无疑已铭刻在心了。
其次是失调失控的物价，尤其是房地产。李光祖要为父母在城里买房，托人找到两间，但要价很高，“几乎要花去他所有的积蓄”，他不免犹豫了。可是卖主奇货可居：“现在都是这个价，我要放到明年卖，起码翻一番。”介绍人也说：“现在钱不值
钱。”害怕又被别人抢走，他还是决定买下了，心里“不禁有一种被敲了竹杠的感觉”。然而作为一个经济管理专家，他所忧虑的又何止是个人的消费!从他关于价格双轨制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是“以权谋私的温床”的议论，即可见其心迹之一斑。
其三是不妙的社会风气。李光祖是从自己的婚恋中感觉到这种变化的。他曾有过几次恋爱，当时很少想到婚姻，如今三十好几了，才感到了问题的紧迫。这次回家不久，一个据称“已留职停薪，做个体企业家”的初中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位聪明大方的姑娘，初步的印象是“朴实、坦率，像一池清水，决不会对你隐藏什么秘密”。两人的恋爱以理智的方式进行，发展很快，“相识二十来天，即由见面、恋爱、提婚直到订婚”，直到替她办好了出国手续，正准备一起到国外结婚，才偶然发觉了介绍人(那位老同学)与她的暧昧关系。这与他在国外留学时和一个荷兰姑娘的坦诚关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是侮辱人，这是欺骗”。他气得“头轰轰响”，一时“六神无主，一双脚又沉重又轻飘”，在大街上茫然地接受了一位嘴唇涂得过红的陌生姑娘的“安慰”，而不曾意识到自己已堕入某种难堪的境地。直至钻出两个警察．把他俩押到派出所盘问……
和《巨鸟》相类似，《游子》也体现了作者对改革的反思，但后者涉及了更多的方面，含有较大的信息量。它通过一个具有异国参照系统的海外游子的敏锐身心来具体感受，从而意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两篇小说的结构有某种表面的相似性，都写了主人公的来而复返。不过猎人曾安本的回归山林使他恢复了心境的平静，好像被别人牵着，毫无必要地兜了一个圈，虚度一些时光，又回到了原地，生活似乎发生了变化，又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游子李光祖的离国而去，却带着难以排遣的忧郁情绪：“从前多次离去，都不像今天这样难过，这次为什么胸口闷闷的，像堵着什么。”这是无法确切说明的。
“再见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父母之邦”，从主人公复杂的心声中，我似乎听到了作者的叹息。一个书生无可奈何的叹息。
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当然会带来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变化，甚至难免会付出道德的代价。但如《游子》里所反映的那种政风的腐败与民风的失范，如不加以惩治、纠正、防止、引导的话，恐怕到头来反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是每一个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不得不深长思之的历史难题。
三
对改革的反思贯串于这本小说集的多数作品(两篇旧作除外)。其中有对于依然故我的不良会风的谐谑(《会议与爱情》)，有对于积重难返的不正党风的深思(《昨天的信》)，还有对于权力与金钱双重夹击下的人情世态的讥讽和慨叹(《余兴》和《云淡风轻》)。但时常萦绕作者心头的，是对于和文化生态环境同遭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忧虑。未央生长于缺少林木的滨湖地区，又曾下放于边远的林区，这两种经历无疑都加强了他的“恋树情结”。创作于新时期的八篇小说中，就有三篇(一个中篇和两个短篇)与此题旨密切相关。需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当提到这个问题，作家的反思便延伸到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公社化”……
如果说中篇《喷香的松林》通过戴名世取代丁福光承包采集松脂，写了掠夺性采脂与保护性采脂两种思想行为的矛盾斗争，那么短篇《云淡风轻》则通过余兴喜(“喜劳模”)的凄凉晚景，写了森林(以一棵劫后余生的老楠木树为象征)与护林者同遭冷落、伤害的情状，其中都笼罩着“权力”与“金钱”的阴影。《冰雹》更向深层开拓，通过一个县委书记的观察与思考，从具体指导方针上探索了失误的原由。金惠寿长期在一个边远县工作，从县委办公室秘书一直当到县委书记。现在，那个县终于“由过去靠返销的缺粮县一跃而为贡献大的余粮县”了，其中甘苦，书记自知。三十年来，他一直未返乡，乡情日渐淡薄，“几乎把自己的老家忘了”。这次借省里召开农村责任制座谈会的机会回到家乡，最初的印象是“变化真大”，这是褒义的。他不禁赞叹：“从前这些地方山多田少，哪像现在到处是水田旱地，真是田园化了。”可是愈到后面，这“变化”二字愈带贬义了：樟树，“现在看不到一根”；松树坡也已名不符实。在家乡，金惠寿亲眼目睹了“沿着荒山秃岭走”的大冰雹这一自然现象的严重报复。推此及彼，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工作方针的失误。并且开始怀疑：这真是不可避免吗?怀疑即是觉醒的开端，尽管觉醒来得迟了一些。
金惠寿回到故乡方才重新体会到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这一艺术设计富有启迪意义。
四
当一些作者由于对现实生活的淡漠(这种淡漠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而竞相标榜“玩文学”的时候，未央却始终不曾忘怀文学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他的诗歌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贯特点。只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政治的无条件或不得已的追随，已日益变为独立的思考和自觉的热情了。因此他的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文学”，它着重写了改革进程中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并想以此影响、推进改革的事业，从而在“改革文学”上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作家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自觉的政治热情，乃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振雄风的主要动力之一。可惜由于种种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这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曾经高昂激扬的政治热情，似乎日渐淡薄冷漠了。不少人在创作中都回避这种热情，离现实远远的，以为这才是回归“文学的本体”；同时在内心里却倾慕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殊不知拉丁美洲文学的一大特征，正是作家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艺术地表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政治觉醒——当然，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他们的创作经验。另一主要动力——艺术想像的奋发飞扬(其中包括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消化吸收)，也由于热情的淡漠和因循的习性而显得中气不足，后劲难继。在这种情况下，未央在创作中仍保持着适度的政治热情，自是难能可贵，但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谨小慎微的被抑制的心态——也可说是一种出于一个党员作家的组织观念的自我约束。这种微妙的创作心态可用已故的老作家赵树理用过的比喻“投鼠忌器”来加以表述。只是在遇到适合的题材，瞄准合适的目标时，这种热情才充分释放，爆发出炽烈的火花。如在诗歌《误入货栈的发现》里所显示的。尤其是涉及重大题旨的时候——我想，这不仅是由于体裁不同的缘故。说透彻点，这是作家为适应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长期自我抑制的结果。这种抑制造成了未央小说的“温吞”状态。如果注入哲理的沉思，便能于舒徐委婉中产生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却使人觉得平缓沉闷。
至于艺术想像力，似是未央的弱项。虽然生于楚地，受到以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像而著称的楚文化的熏陶，终难改变数十年爬格子生涯所养成的循规蹈矩的积习。由于翅膀乏力，使艺术构思不能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像那被“请”前的巨鸟，“一飞就是九万里”。读他的小说，除少数例外，往往使人觉得过于拘谨平实，缺乏艺术的光华和魅力。这似乎是像他那样年纪和经历的许多作家的通病。那当然不是他们自身缺少艺术才华的缘故。作为一个生存于同一方土地上的读者，我不想对此多加批评挑剔，惟有寄予无限的同情，并希望后来者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