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悖论与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反思

摘要：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构成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演进模式。如果说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掩盖了文学的本体问题，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反思则建立在悖论逻辑的基础上，认为文学的本体即悖论。文学理论必须以悖论性差异为基础。文学本质构成了决定文学“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探求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寻找文学的本质属性则成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文学活动不过是这一本质规律的模仿与体现，引发争论的仅仅是这一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通过对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以捍卫文学活动的自由。

关键词：悖论；本质主义；本源；本体反思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2－0035－04

悖论，亦作吊诡或诡局，是从英、德文“paradox”中译出的，它源于两个希腊词根“Para－”(deyond)和“doxa”(belief)，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严格意义上，是指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悖论逻辑不仅存在于理论与理论之间，而且存在于理论与现象、整体与部分之间。如果说在关于文学的诸多问题中。“文学是什么”的本体问题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那么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反思必须建立在悖论性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学本体的不断追问、对形而上学的深入批判以捍卫文学自身的自由。

一、文学理论与本质主义

在文学本体所引发的诸多探讨中，不同观点背后是不同哲学观念在本质问题上的深层悖论。长期以来，文学的“本体”(ousia)问题总是同文学的“本质”(essence)问题等同起来。这一模糊并不是偶然的。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后者乃是现代学者为了翻译亚里士多德的ousia而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它相信在现象后面存着一种自在永在、独立不待的实体，它决定了万事万物“是其所是”的根本属性。正因为如此，实体、本质、规律往往被认为是与具体而偶然的现象(phenomenon)相Ha-Y-而存在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所谓文学本体论，也就是文学观念，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文学的普遍本质是什么。文学的特殊本质又是什么”。文学本质构成了决定文学“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探求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寻找文学的本质属性则成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文学活动不过是这一本质规律的模仿与体现。引发争论的仅仅是这一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他律的还是自律的。而文学本质的存在与否作为一种自明的观念却从未在学理上受到真正的质疑。

正因为如此。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理论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倾向，作为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拨，后现代对差异、碎片、断裂、播撤、含混的强调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元叙事。而且也打破了森严的学科壁垒，颠覆了一切传统的意义、价值、真理与权威。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文化理论将文学理论的文本分析被运用到一切文化现象上，无论是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是大众文化研究，它们都以解构主义的方法为利器，通过消解历史意识、削平深度模式。颠覆整体主义，对当代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为“偶发事件、零星的特例、毫不相干的事物、奇迹般的例外大声疾呼”。不过，颠倒的形而上学依然是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所宣扬的感性解放与能指狂欢作为一种文学本质观。其对必然性、连续性的否定同样是对文学本质的理论独断。

在甚嚣尘上的后现代思潮中，“建构论”无疑是一种更加辩证的本质观。在卫·L杰弗里看来：“现在该把文学研究重置于社会语境中，重新承认文学巨著具有使人产生追求真理意志的传统作用S-而恢复文学研究学科的权威。”对建构论者而言：“本质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对各种建构进行批判的所谓‘标准’也是建构。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建构之外的‘基础’‘实体’‘本质’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建构论者并非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本质僵化的理解，为本质言说找寻其政治社会学的语境依据。建构论往往以福柯的权力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理论以及现代语言哲学为支撑。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本质不过是不同意识形态话语动态博弈的产物。就建构方式而言。建构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历史建构”，它强调“文学本质”只是历史的产物。而文学理论只能历时性地考察这一过程，在不同理论话语中寻找某种交叉共识，而不是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解释；二是“关系建构”，关系建构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的网络中，通过文化符号系统间的横向比较来确立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本质；三是“本土建构”，建构论尽管放弃寻找某种终极真理，但却没有走向对差异性、个体性的盲目崇拜。在它看来，对西方民主与后现代文化的鼓吹本身就是西方资本、技术与话语全球化的产物，建构论者更强调地域、民族的传统性与归属感，重新发掘本土的文学经验与理论话语。可以说，三种建构方式都是对文学本质进行了一种更加灵活的理论重构。作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理论形态，建构论更像奎恩所说的“本体论承诺”，它只与我们言说事物的话语有关，与事物实存与否并无关系。不过，被建构的本质依然是本质。这使得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同样是一种理论独断。

不同的本体论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在本质问题上往往都相信自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代而不惑的绝对真理。而当前的文学研究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本质悖论的基础上。不过，尽管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但它们都将“本体”理解为抽象、僵化的“本质”，对文学活动进行一种本质主义式的解释与判断。可以说，本质主义的真正含义并不仅仅只是宣称文学具有某种抽象的本质，而是指一种理论将对本质问题的探讨作为自己的根本旨趣与核心问题。围绕本质的存在与否所、意义何在作出一系列独断性的理论假设。如果说作为本质主义的逻辑演进。“反－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同样构成了文学本质的不同面相，那么“悖论性”因此成为了文学本质的根本属性。悖论的解决不是依靠一种绝对的答案，而是需要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悖论中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本体追问。

二、本体追问与文学本体

本质主义的内在悖论引发了对文学活动存在论上的本体追问。首先，就追问的问题而言。本体追问是对文学本体的困惑。皮浪建立的怀疑主义学派认为，人们无法认识事物的终极本性，只能悬置二元对立的判断以回到内心的宁静。作为形而上学摆脱不掉的阴影。怀疑论意味着终极本体仍处于无限可能的未知状态。对它的表达必须采用一种“非常道”式的沉默。维特根斯坦有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但他同时指出：“确实有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它们是沉默的东西”。文学艺术就属于这一领域，这种神秘主义与强调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中国诗学有着精神的相通。其次，就发问本身而言，作为本质主

义逻辑悖论的产物，对本质的悬置既同本质主义其他形态构成了一种逻辑上的悖论，又蕴含着某种超越本质主义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发问总是面临着一个怪圈。发问固然意味着某种未知，但在发问之前我们又已先行掌握了大量流传下来的意见，二者的张力体现出发间内在的悖论结构。在当代学者杨春时看来：“正像一切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及哲学问题根源于人们对于世界意义的追问一样，文学本质的问题根源于人们对文学意义的追问。”再次，“发问不仅包含有问题之所问，而且也包含有被问及的东西。”引发追问与困惑的总是具体而独特的事物，对理论的怀疑也总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浮出水面。这意味着本体追问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而是向复杂的经验现象开放。任何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总是建立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理论的悖论往往来自文学活动的具体性、复杂性。如果说本质主义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质的规定性，那么在思维与存在、应然与实然、“主义”与“问题”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悖论。而本质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将本质问题与本体问题等同起来。在现代哲学中，essence往往被用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术语to ti en einai(本质或是其所是)，即“第一ousia”。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ousia既指抽象本质又指具体事物，而在中国语境中本体也包含着内在之“本”，与外在之“体”的和合。这种悖论无疑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超克。

这首先涉及到文学的本源问题。本源既是作为事物本质与根据的“本原”，又指事物经验上的“起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它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诗同样来自惊异：“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宜于这种方式，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正因为如此，诗比历史更接近真理。惊异来自既有经验与对象之间的矛盾。维柯相信，人类文化起源于初民对自然暴力的惊骇，这种诗性智慧尽管被文明时代的理性智慧所取代，却在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中保留了下来。黑格尔认为，惊异作为哲学与艺术的起源。是象征型艺术的特点；而尼采同样将“酒神精神”建立在生命惊骇的基础上，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惊异，它必须通过艺术回到自己的诗性本源。至于本雅明、阿多诺等一批现代哲学家则在当代艺术的诞生中发现了现代生存的“震惊”体验。而这些和中国诗性文化中“目击道存”“触物起兴”的感兴传统是相通的，它们都意味着审美对象在对审美主体感官、经验乃至信念的冲击中，冲破了既有观念的重重遮蔽，按照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的功能就是揭示存在的复杂性，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之下”。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品体现了“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它保持了物之为物自行隐匿的自然属性，使人能够在大地上诗意栖居。

更进一步说，尽管哲学本体与文学本体都来自审美惊异，但二者也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前者作为ontology往往被翻译成“存在论”，那么后者作为ousialogy则更经常的被翻译为“本体论”。二者都包含着“共性”与“特性”的双重含义。究其区别，就在于前者研究万事万物的存在，即世界的本体，而后者只研究某种特殊的存在，即文学的本体。文学本体既从属于哲学本体又有着自身的特性：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文化中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本身就有着令人困惑的一面。文学理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言说总是建立在快感、情感乃至灵感的基础上，受到文学话语活动的制约，而本质主义文论对文学质的规定却往往扼杀了诗的灵动。苏珊·桑塔格明确提出了“反对阐释”的主张，认为批评的目的就是恢复人们对艺术的感觉。反对理论将艺术同化到思想与文化中。在马克·埃德蒙森看来“面对作品提供的生机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快感，理论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消减了作品的意味。”而对于保罗·德曼而言：“试图从理论上看待文学，倒不如索性让它自身听由下面的事实摆布：它必须从经验的考虑出发。”诗言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不深则不足以惊心动魄，垂世而行远，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这必然带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诗有别才、诗有别趣”等一系列诠释学上的问题。可以说，正是由于文学保持着感觉的敏锐，使它能更早地发现理论思维过度膨胀的危险，反抗理性的无限扩张。

对艺术灵感、审美感觉的强调并不是放弃对文学本质形而上的理论探讨，相反，只有理论对文学规律的抽绎、文学意义的升华。才会赋予文学情感以价值的提撕。同样，对文学本质的探讨也只有不断面对文艺活动的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才会不断推进理论的进步。可以说，在对话中，“诗”与“思”在各自的维度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贸然拆除二者的藩篱，则很可能一损俱损、两败俱伤，不仅失去了思辨的超越，而且丧失了感性的源泉。在这一点上，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将诗歌分为“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的看法或许更加中肯。其实，“诗不可解”不仅是指其“托物假象，兴会适然”如水月镜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深层含义则是指文学不可以常理而解。而是必须依靠一种本体论上的理性智慧。“智慧”与“知识”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能知道自己的无知。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边界意识，发现并揭示出理性、理念自身的动态的界限，对形而上的本质主义进行一种诗性批判。理论只有超越自身才会发现自身的局限，这种反思与批判作为文学理论的自我超越，恰恰是它内在的应有之义。乔纳森·卡勒曾将文学阐释分成两种，一种是从外在强加的阐释，一种是从文本内部引申出的解释，而对文学悖论的认识无疑属于后者。正像理论的明澈来自源头的活水，不设理路、不落言筌的文学艺术又总是隐含着精神的维度、内在的规律，充满了情与理、形与神、通与变、言与意的张力。在罗森看来，“哲学与诗的纷争，是哲学与诗的根本统一派生的结果，当我们企图确认或者描述统一的原则本身时，冲突就产生了；冲突总是导致诗的获胜。发生在派生层面的胜利，被视为根本性的了。”因为。对于理论而言，“纷争本身就是诗的胜利”。在超越了本质主义之后。“理论悖论”与“文学悖论”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实现了一种深层的耦合，而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诗意辩护、为生命见证，通过探寻文学本质与文学活动间内在的牵缠，澄明出文学活动的诗性本体。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在思与诗的对话中，阐释的最高境界就像一场落在钟上的降雪，在显现艺术本体的同时也消融了自己。

三、本体形态与理论反思

文学的本体悖论固然是文学的共同属性。但它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新兴的理论形态往往以“后理论”自居，以文学的

名义反抗“前理论”形而上的话语霸权，然而，一旦这种反抗由“破”而“立”、“后”来居“上”，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就会重蹈自己前任的覆辙。对理论话语的本体反思也随着自己反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对文学本质的经验主义考察正是建立在自下而上式的实证、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强调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经验主义的本体观看来，只有回到复杂的文学活动中经过不断的追问、反思与批判，才能透过重重遮蔽，在历史的变迁中实现文学自身本体的澄明。

对于本质主义的诗学理论而言，如果说一切文学现象都是文学本质的体现，那么后者又总是受到感性现象的反抗与渗透。柏拉图第一次试图寻找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但他却因此将充满审美迷狂的艺术视为真理“影子的影子”，试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不过，柏拉图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深地懂得“美是难的”，绝对真理只存在于生活的彼岸。正是这种理性智慧在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激发起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欲”。使他的对话录中充满了悲剧式的激情。只有艺术的敌人才最了解艺术。柏拉图所以对文学采取否定的态度，正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学艺术引发的审美迷狂具有强大的颠覆功能，体现出一种不可遏抑的感性力量。同样，亚里士多德在哲学面前为诗所做的辩护。恰恰是以真理的名义剥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如果说文学比历史更接近真理，那么它同样比真理更接近历史。体现出一种生命的或然。希利斯·米勒指出：在《诗学》对《俄狄甫斯王》理性化的努力下“出现的却是被压抑的非理性因素”，俄狄甫斯的命运悲剧本身就来自理性的狂妄，而这恰恰构成了形而上学自身的反讽。近代以来对艺术自律的强调固然带来了文艺学科的独立，但这恰恰是理论进一步深入到感觉世界的体现，对“文学性”的追求让文学研究成为一种更加抽象的语言解剖。也正因为如此，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变得尤为重要，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不仅意味着理论与文学、规范与创造的悖论已经深入到文本的层面，而且意味着，文学的话语创造有着一种感性解放的功能，不断为我们带来对世界新鲜的感受。

吊诡的是，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抗争往往演变成“否定一切”、“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如果说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话语殖民，那么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像尼采的“超人”一样。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理论的设想。正像鲍曼所说：“对后现代新型热情的颂扬为时过早，而对于差异的热爱也不过是叶公好龙”。后现代的缺憾不是来自压抑而是来自自由，它以牺牲个体安全为代价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这个检验。而艺术虚构则在不断测量着后现代的缺憾，揭示现实试图隐藏的东西，即后现代人由于感觉的缺乏，边界的模糊、顺序的杂乱与生存的无常所遭遇的困扰与痛苦，而这恰恰是一种对弱势个体的审美关怀。同样，“反—本质主义”对理论的解构成为一种解构的理论，对规范的破坏成为了一种新规范。在埃德蒙森看来，德里达对“在场”的攻击依然是对感性形象的敌视。这使他“利用语言干预语言，把抽象的强度提高到一个全新的程度”。而文学所具有的诱人魅力，恰恰是来自幻想、想象所带给人们的诗性愉悦与审美迷狂。而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扩容也往往使文学迷失在后现代的文化碎片中。这构成了对诗性更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韦尔施在提出“超越美学”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审美疲劳，认为：代之而起的是对非美学的需要，“这是一种对中断、破碎的渴求、对冲破装饰的渴求”，它使得艺术能够“在超级审美化中开辟出一些荒漠”。可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活动在解放感性的同时也受到感性的制约，或许更重要的不是文学是否超出了传统纯文学的范畴。而是这种超越有没有失去自己的生命根基。

伴随着文化理论黄金时代的衰落。建构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一种新的选择。尽管建构论者同样宣称本质主义理论的终结，但将文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却让文学活动面临着一种新的威胁。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指出：理论缺失的另一半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实际上只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完全没有什么一体性或个性使它充分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思想”。布鲁姆将这种政治批评称为“憎恨学派”。对他而言，“审美与认知标准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可以说，尽管各个时代的文论有着各自的理论范式。但作品对规范的抵制却构成了一种永恒的冲动，或许正是这种拒绝解释的抵抗力，才使得历史批评家对文学的挖掘乐此不疲。伊格尔顿自己也指出：“艺术和文学包含着大量与现行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在那个经验本身看似脆弱以致落魄的世界里，艺术和文学提出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只是在他那里。文学自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承担了一种政治批判的功能，而这恰恰忽视了文学活动生命解放的意义。其实，文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未来的政治愿景，它同样执着于当下此刻的生命体验。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回到意识形态背后“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马克思语)，探求意识形态建构在激发个体追求与反抗中的美学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批判的美学必须经受美学的批判。这种矛盾在中国文论与文学中同样存在。长期以来，中国文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研究，而是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神道设教”对文学的控制与规范，无论是“载道”说还是“言志”说，文学都被视为“持人性情”的教化工具。正因为如此。重新发掘中国文论与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在政治权力与文学话语的动态博弈中找到某种动态的平衡就成为了中国文论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本体论意义上悖论思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一种质疑与超越。它既需要理论的升华，又需要不断向着活泼，生动、具体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开放。可以说，正是这种互动将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带到了它的边缘。在理论自身的不断反思中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