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洛神”的追寻
时间：2021-03-26 08:08: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梦幻文学发展的中心——美人幻象，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绎，终于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话题。沿着这条线索上下探求，追寻这“美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影像。
关键词：美人幻象 《红楼梦》 鸳鸯蝴蝶派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基础，强调现世生活的务实精神。虚构和梦幻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它默默地在传统文化的空隙中，经营着一个又一个美丽梦境，作为文化底层的一种潜流，积蓄着力量。梦是个人的神话，神话是集体的梦。在一个个神话故事的演绎中，这种集体意识渐渐显出一种神奇的力量，中国梦幻文学发展的中心——美人幻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绎，终于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话题。我们沿着这条线上下求索，探寻这“美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具体影像。
一
中国古典文学中美人幻象的原型非常活跃。在早期的民间神话中，出现了能给男性带来幻梦满足的超自然力量的女神形象，如巫山神女、洛水女神、汉水女神、九天玄女、谷神女、蓬莱宫娥、洞箫美人、麻姑、湘夫人、洞庭君女等等。原始社会以母性的生殖崇拜及其相关的宗教狂热为主流。中国古典小说最早的起源，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在那些神话传说中，“美人幻象”的原型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生殖力的母体，它源于原始人类对女性繁殖能力的崇拜。原始人在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情况下形成孤雌生殖观，进而认为女性是生命和富饶的源泉，女性孕育了生命并且始终关注和热爱生命。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女娲的地位尤其突出。娲，本意为上古神圣女，化万物者。她有两大盖世奇勋，一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二是抟黄土造人。女娲孕育了人类并创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她可以称为“至尊之神”。母性意识从女娲时代便深深植根于东方人的思想中，在漫长的母系社会，东方文化总是笼罩着神秘的“母性”魅力。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了以“梦幻美人”作为典型形象的宋玉的《高唐赋》。在《高唐神女：中国的维纳斯一文》[1] （P53-57）中，宋玉塑造的神女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填补了爱与美女神的空缺，无论从这一形象的来源还是从其地位和影响上看，她都相当于西方文学史上的阿弗洛狄忒·维纳斯。高唐神女或维纳斯都不约而同地代表着一种超功利的性爱美观念。维纳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热恋，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对象，仍不失爱与美的神圣地位。高唐神女主动与楚王发生了非婚性质的性爱关系，却也无损于她在文人笔下的光辉与美艳。在她们的风流韵事中蕴含着一种伴随文明进化而来的新思想：性爱本身可以通向审美，而不考虑其原始的功利性目的——人类个体的再生产。这两种美学观使这两位女神获得青春永驻的美丽，却早已失去生命创造的快感和母性的光辉。
当原始的生殖崇拜向爱与美的崇拜转化时，性爱女神才能从主管生殖与丰产的大地母神中蜕变而出，成为单一的感性形象。这开辟了中国文学以幻梦形式表达非婚性爱的创作模式，如曹植的《洛神赋》，“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2]（P288）他以梦幻的形式塑造了一个象征爱与美的风华绝代的洛水女神形象。曹植没有像宋玉一样只关注于女神的性爱价值，而是对女神本身进行赞美，他没有把目光仅停留在男性对女性的需要或利用上，而是关注女性生命本体。
二
梦幻中的女神是美丽的、令人向往的。《诗经·周南·汉广》中这样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3]（P14-15）对于“游女”历代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指人间凡女，也有人理解为汉水女神。唐代诗人李白在诗中也表现出对梦幻女神的追思之情，如《古有所思》：“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4]（P305）再到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巫梦缘》、《寻梦记》、《惊梦啼》、《梦幻姻缘》、《牡丹亭》、《红楼梦》，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人幻象”达到高潮。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是美人梦幻的最大载体，是与世无争的神话世界，作者在这里避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造就了一系列的“女神”。《红楼梦》明确的把文化丝带的开端直接系于女娲神话，“母性”在这里重新被唤醒。从天上的女儿国到人间的大观园，“女性”真正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对象。“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忠于女儿，须眉男子只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5]（P10）这里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金玉其质的妙玉，才貌出众、聪颖过人的薛宝钗……还有一个真正“母亲”的原型化身贾元春，她是警幻仙子在现世中的转世。警幻仙子不仅是美神，而且是爱神，“司人情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这正是女娲神话中“母性神”的特征。而贾元春作为现世中警幻仙子的影子，她也具有“母性神”的特征，这种“母爱”集中体现在她对贾宝玉的关爱上。她自幼教抚宝玉，即使身在深宫，也时常关心宝玉，两人实为姐弟，亲如母子。她还亲赐大观园，为宝玉及众姐妹提供了和平、宁静、幸福的天地。在她的庇护下，少女们才得以享受这无拘无束、不染尘埃的逍遥乐土。这种建造乐园、提供食物的供养之恩，显示出人类深沉的“母爱”。
但正如古典文学中的美人幻象一样，“大观园”女神的梦最终也会在强大封建文化的威压下醒来，只留下一些美妙的幻境供后人回味。宝玉的顿悟出家正是对他所梦见的美丽人生的消解。“功名利禄”、“儿女情缘”都成为镜花水月般的梦境。曹雪芹扬起女性优越的大旗公然向男权社会进行挑战，把梦境中的仙子拉入了人间，说明了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甚至现代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曹雪芹无力否定漫长的男性专制社会造成的女性依附地位的事实。即使是贾府中地位尊崇的贾母也是靠了男人留给她的荣华和事业，以及传统伦理文化所保留的对母亲宗法制的敬重，才得以享受一点家长似的敬畏。
三
封建父权时代确立了男性文化的主导地位，女性逐渐失去了往日神圣的“母性”光辉，其优越意识也日趋式微。因而文人心中潜在的“母体”崇拜只能深藏于潜意识中，通过梦幻来表达。
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使封建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现代文学承接了历史使命，继续关注着“母亲”的命运，焦点不再集中于对“女儿国”的赞美，而是致力于男女平等的现代文化模式的确立。它把“女神”从人们的潜意识中拉回到现实，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作品中的女子不再是被幻想的神或妖，而是作为鲜活的人被描写和叙述。鸳鸯蝴蝶派小说以“情”开道，传递出现代人性的正当要求。在这里，女主人公终于有了人的性格，不再存在于梦幻中，而来到了现实生活里。《恨不相逢未嫁时》中的伊人、《玉田恨史》中的妻子、《爱神的模型》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阿四，这些女性都不是梦幻中的形象，而是在生活中可以找到的原型。虽然她们没有摆脱封建的宿命，依然是男权社会的附庸，且总有一些令人哀怜的病态，但她们已有了独特的特点，这就是她们作为现实存在的资本。徐枕亚的《玉梨魂》是一场爱情悲剧。年青教师何梦霞任教乡村，与主人家的寡媳妇白梨影投合，彼此诗书往还，沉迷于“情”中。但碍于礼法，梨影荐小姑代嫁，情伤抑郁而身殉。小姑也深感这非自由恋爱的痛苦，满腔抑郁而死，最后何梦霞也以身殉国。这篇小说中的佳人已成为有一定思想，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虽然她基于封建礼教而放弃爱情，但她内在的生命欲望已被激发，心灵不再麻木。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6]（P126）中有过极为精当的描述：“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己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这里，男人对女人的情感不再通过梦幻表达，而是通过热烈的爱情表现出来，虽然这爱情不持久，但却比古典小说前进了一大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女主人公冷清秋已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了自觉或自主的意识，她不甘心只做金家的寄生虫或丈夫的附属物，她的思想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这位金家七少爷心目中的“梦幻美人”一旦走入现实，便为男权社会所不容，这种乌托邦似的幻象注定成为悲剧。
中国文学的“美人幻象”从古典演变到现代，最终摆脱了梦境的虚幻，女性作为真实的“人”屹立于中国文坛之上，从而在思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华人新生代作家历史文化品格比较研究——以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为例》，项目编号：08jc751029。）
注释：
[1]李小江：《华夏女性之谜：中国妇女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
[2]张俊，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5]沙地，詹红旗：《名家评点〈红楼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鲁迅：《鲁迅作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张琴凤 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25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