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财富观基本内容研究於

[摘要]中国传统财富观鼓励人们在树立崇高德行的基础上追求财富，并在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财富观则主张通过财富的集中来实现财富持续不断地速增长，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等都纳入财富的范畴。详细梳理中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对现代财富观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人们从本质和来源上认识现代财富观，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财富观；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财富观；内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制度设计”（12YJA790118）。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界对金融危机问题和国家发展道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财富观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财富观是经济学的根本思想和观点，是决定一国经济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对财富观的研究有助于从根源上探究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不管是一国范围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观，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这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逐步演变为今天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主流财富观。在当今大多数学者都在关注现代财富观的情况下，详细深入研究中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和演进历程，对现代财富观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究，有助于人们从本质和来源上认识现代财富观，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今，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经济强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正是执政党财富观的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财富观是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和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财富观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科学财富观。因此，探究我国传统财富观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的执政党财富观，并对当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正本清源性的深入研究。以美国和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是世界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当今西方经济体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很多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都受到其现代财富观的影响，而现代财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现代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实践，另一方面则要受长期以来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财富观的影响，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因此，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中财富观的变迁及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西方主流财富观，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详细梳理中国传统财富观和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

二、中国传统财富观

（一）孔子的财富观

1.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一方面，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认为人的趋利本性是一种正当追求。从儒家典籍中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很少说到利（即财富），但却并不是否认利。第一，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人作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都必须有物质的供应才能够生存和发展，所以追求财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第二，孔子肯定并鼓励人们的正当求富行为，指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如果能让自己获得财富，即使是让自己去拿着鞭子给别人赶车，也愿意。第三，孔子非常重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他曾引用过古代尧对舜说过的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承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第351页。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使人民普遍满足基本生活并逐步达到富裕，要注重在分配上保证人民生活的温饱和财富的普遍增加。相反，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过不了多久就会灭亡。第四，孔子还提出“先富后教”的观点和主张，认为在物质上的富裕和满足可以促进公民道德的养成，而建立在人民穷困潦倒基础上的空洞道德说教则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应使财富的创造来源多样化，他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不反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第一，孔子在游说各国君主时主张统治者要重视农业生产，“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为人民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增加生产；第二，孔子在主张发展农业生财的同时，也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来赚取财富和利润。孔子的学生子贡在跟随孔子学习期间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得到了孔子的同意还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孔子把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和子贡做比较，指出“回也其庶民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此外，孔子还把子贡比作价值连城的宗庙礼器“瑚琏”，并说“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表明自己也想经商的愿望。

2.“以义制利”的财富创造观。虽然承认并鼓励人的逐利本性，但孔子认为追求财富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建立在符合或不违背道德的基础上，所以孔子主张培养良好的人性道德，并教育人们要取财有道。一方面，孔子认为人应该把道义放在利益的前面，淡泊名利，多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而孔子自身也一直在追求安贫乐道的人生，从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利益，在收取弟子时只拿一块肉就可以让其跟随自己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文化，并以此为乐，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曾明确表示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能“不堪其忧，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即使“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能“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孔子在不否认人们追求财富本性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做到“以其道得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主张君主和人民要在遵循正义或道义的前提下富国、富民，以正当途径获取财富，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人们盲目追名逐利，就会导致“放于利而多行，怨也”（《论语·里仁》）。由此可以看出，在财富和道义之间的选择上孔子明确了自己选择后者或主张道义至上，用道义规范和制约利益的观点，“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将道义放在物质利益之前，并用道义来约束和规范人们取得物质利益的行为，由此便有了先秦时期形成并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的“以义制利”财富伦理。

3.“均贫富”的财富分配观。虽然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本身不存在恶的因素和性质，但是当人与人之间在财富的获得或追求上产生矛盾时，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为了得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去侵犯别人的利益或其它东西，从而导致利益或财富的争夺。而在上述这些矛盾中，财富的分配不当或不均最易导致矛盾或冲突，并且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孔子生活的先秦时期，因为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务农的人们往往靠天吃饭，社会生产力很低，所以统治者往往不能意识到要通过鼓励自然知识学习和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增加财富，更不能有现代的经济意识，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增加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财富的需求，从而使得先秦时期各国一直处在因财富纷争而导致的战乱里。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往往通过宣传“少私寡欲”、“相互不争”的理念和实行相同等级内的“均贫富”来缓和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矛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财富分配领域，让人们忽视造成财富不均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均。具体来讲，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君主和达官贵人往往通过对“社会安稳、人伦有序、相互不争”统治秩序的宣传来使人民安分守己，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已经取得的财富。而关于分配制度，孔子在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时曾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有加”（《论语·晋语》）。先秦时期在社会中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所分得财富的多少是有明确层级规定的，但孔子在对各国君主的游说中力劝统治者要实现在同一阶级内部财富分配的基本均等和公平，即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就使处于社会底层、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能够因自己阶级内部的“均贫富”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并达到心理平衡，遵循统治者所倡导的“不争”“礼让”“清心”“寡欲”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

（二）司马迁的财富观

1.鼓励人们崇尚和追求财富。司马迁继承了孔子承认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的观点，认为对财富和利益的欲望是人的天性，指出“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史记·货殖列传》），并道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人之本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运用较长篇幅讲述了一名叫做清的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的故事，通过对清的赞美表达了自己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的主张。和孔子一样，司马迁也主张人们物质财富需求的满足有利于仁义道德的养成，认为“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指出财富的获得要取之有道，要通过正当手段，而不能通过“弄法犯奸”来致富。司马迁在鼓励人们致富的同时，还指出“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史记·货殖列传》），认为物质上的穷困是可耻的，并鄙视那些不去脚踏实地、努力创造财富却空谈仁义的人，认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

2.“富无经业”的财富创造观。根据司马迁的观点，当时的社会上存在农、虞、工、商四大行业的分工，四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来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史记·货殖列传》），不应有轻重之分。在我国传统君主制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因为害怕商贾拥有巨额财富，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与之相反，司马迁提出了“富无经业”，即社会财富不是由某一特定的行业创造的，而是由所有行业共同创造的。对于商业，司马迁主张“因之”，认为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的富裕都取决于“衣食之原”，即当时社会上生产财富的所有行业，并指出“衣食之原”越大，国家和人民就越富裕；“衣食之原”越小，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少，国家和人民就越贫穷，因此，要使国家和人民都富裕，就必须同时发展农、虞、工、商四大行业，四者缺一不可。此外，司马迁还特别注重农商并重，提倡经营农业和商业的科学有效方法，坚决反对“重农抑商”的经济和社会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运用大量篇幅专门记载了当时计然和白奎二人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与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并详细阐述了白奎“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的经商观念和才华。

3.“国不与民争利”的财富分配观。司马迁认为普通老百姓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富裕可以和国家的富裕并存，且能够相得益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拥有巨额财产、富比君王。关于国家或统治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司马迁明确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对于统治者的经济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插手干预，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任其自由发展，第二，是通过利益获得的多少对其进行引导，第三，对其进行教育，第四，是运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规范，最后，也是最不可取的方法是国家与民争利。这一经济主张与后世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政府充当“守夜人”，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观点极为相似。

（三）孙中山的财富观

1.民生主义的财富观。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延续，民众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是整个三民主义的灵魂。孙中山致力于使民众摆脱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谈到其毕生的理想和信念时，他说“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第462-463页。孙中山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生主义的大旗，为了防止我国在实现富强后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财富的增长和人民贫困加剧并存的状况，他提出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并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然后中国四万万人才可以享幸福”。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所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方面，通过让人人有就业机会来实现民生改善；另一方面又通过人人以平等的地位谋生活，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生，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孙中山没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其民生理想也未能实现。

2.“实业救国”的财富观。孙中山一生致力于让中国人民过上富足、安乐的幸福生活，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他在自己所著的《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了能够使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实业救国之道”，即“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而这些实业的内容则包括交通运输业、矿产开采业、工业等很多方面。此外，孙中山还主张通过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并提出很多发展农业的现代化措施，如广泛推行和实施农业机械化作业，正确使用农家肥料，科学换用高产种子，及时预防和治理农作物病虫害。

3.“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财富观。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富强和全体国民的幸福，孙中山还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主张，试图通过制定和规范相关的土地所有制和资本所有权政策来实现国家和人民对财富的最大化利用。关于“平均地权”孙中山规定“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4页。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国家占有因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土地增值部分，并通过以后低于市场价购买的方式逐渐实现土地的国有化，终止土地私有制。而孙中山所提出的“节制资本”政策则是节制私人资本，只允许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之外进行经营、谋取利润，但对于国家资本则要进行发展壮大，运用国家资本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财富观

（一）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国富论》详细论述了国民财富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当时的英国在其一系列经济理论和主张的指导下，取得了经济的巨大增长。斯密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首次提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此外，他还通过论述“一个人是贫是富，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页。从使用价值角度来界定财富；并通过说明人类社会自出现生产劳动的分工和劳动产品的交换、售卖以后，人们开始主要通过他人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衡量个人财富多少的标准要看这个人能购买和支配多少劳动，以此从价值的角度来界定财富。此外，斯密还论述了如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人数两种方式来增加财富，把分工和资本作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分析了劳动力、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对财富增长的作用。

西斯蒙第作为法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在承认斯密“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的基础上，提出“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1页。认为财富是能够积累的、可用于日后享受和消费的劳动产品，对财富的享受和消费有利于财富的增长，人们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享受和消费。西斯蒙第主张财富的合理使用与公平分配，认为判断一国财富是否增加的标志是该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享受的增加。

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詹姆斯·穆勒则通过对财富从被人们生产到被消费使用过程的分析，划分出了经济学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且被沿用至今。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财富观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批评古典经济学只看到了财富本身而忽视了可以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巨大增长的财富生产能力。李斯特把生产力看作财富的原因，明确指出“财富的原因……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8页。生产财富的能力大小是国家和个人富裕程度的衡量标准。李斯特重视生产力的观点对促进国家和个人生产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没有意识到已有的社会或个人财富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此外，李斯特还指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有助于激发人们创造力的社会环境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罗雪尔则主要研究如何“增进国家财富”的问题，并建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罗雪尔提出把贫民生活状态和私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巨额国家支出和对外国的贷款作为衡量一国国民财富的标准。此外，罗雪尔还提出要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大一国财富的真实源泉和实力”。[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2页。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

相比于之前的各经济学流派，新古典经济学不再关注财富本身，而是关注人对财富的欲望和主观评价，形成了关于财富问题的“主观价值论”。如门格尔认为某个物品有没有价值或是不是财富，取决于人的需要和主观心理评价。同时，门格尔还把财货划分为经济财货和非经济财货两类，认为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经济财货具有稀缺性，而非经济财货则不具有稀缺性。

在上述关于财富问题的“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了主观效用财富观，认为财货是指能被人们所需所用的东西，但只有具有私有权的财货和能够带来额外收益的非物质财货才是财富，并指出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共同构成了一国社会财富的总体。马歇尔还指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实现财富的最大程度增长。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基于这一认识，索洛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索洛又认为大部分技术进步有其独立的形成体系且与经济因素无关，从而把技术进步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忽视了经济因素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四）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财富观

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各经济学流派的财富观，古典经济学着力于解释到底“什么是财富”，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则一直在探索“是什么创造了财富”。但二战结束后，随着知识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和逐步应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知识和技术进步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财富观，开始研究“是什么能使财富增长”。从经济现实来看，知识财富观形成的基础是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知识经济既是以现代高新技术知识为基础，又是知识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有机统一，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和利用是财富增长的直接动力。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开始修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正视知识在财富生产中的地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把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和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研究知识积累对财富增长的影响，使得知识日益在财富创造中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把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总产出与实际要素总合之比）作为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来反映技术的进步，并指出日后的财富增长应主要靠教育以及知识和技术进步来拉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又将“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数量及其平均技术水平，花费在教育、技能、健康、知识的改善，以及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