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
时间：2021-04-17 08:19: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李泽厚三部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作者介绍了各个时期的思想特征，并以一种反思的姿态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纵向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几千年的文化中，讲求实用性成为不同时期主流甚至非主流思想体系的重要特征，李泽厚将这种追求实用和现实意义的这一倾向命名为“实用理性”。而这种一脉相承的“实用理性”最早最突出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因先秦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潮流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性”的倾向。
关键词：李泽厚；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
李泽厚先生的三本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包含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其中却暗含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即李泽厚对每一阶段的思想进行叙述和评价时都提到实用理性。实用理性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特征贯穿三本书的始终，并且对后世有很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把书中不是太明显的这一条线索抽出来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重新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相比较，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在于其实用理性。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论述先秦时期思想文化特征所说：“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用理性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之下的特征。
一、什么是实用理性
关于实用理性，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这种理性不涉及抽象的思维辩论，他们考虑的不是永恒的人类话题，不是超经验的辩论，诸如柏拉图提出的“美是什么”等纯概念的探讨，而是从现实出发，探求的是现实所需要的问题，一切以眼前的境况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这种理性，基于现实需要考虑，调整人们的情感与心理，并提出一系列的标准要求人们照着去做，如孔子的“仁”，要讲“孝悌”、讲“尊卑”，要“发乎情止乎礼”，到宋明理学把这一特征发展到极致，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存天理灭人欲”之上的。基于现实来调整情感与心理还表现在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这一点可以用康有为借孔子来“托古改制”这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康氏一方面举着孔子的大旗，另一方面又把竭力维护封建伦常制度的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孔子。
第三，在对待未知的或无解的事物时，采取不谈论的态度，如《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甚至在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时也采取这种回避的态度，“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第三》）。思考的原则是基于此种现实我还能改变什么，不作无谓的思考和辩解。
实用理性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基于现实需要考虑的思维方式，而非历史的、发展的、宏观的思维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为我所用，服从现实。这样的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使得中华文明在几千年中既没有走向抽象的思辨，也避开了神秘主义的漩涡。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体现实用理性这一特征的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下文将从儒家、墨家和兵家来具体阐述实用理性。理由如下：儒家的思想理论从孔子以来一直至今虽然不断演变发展，其核心思想一直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并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可以作为实用理性的发端；之所以把墨家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因为墨家的思想在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社会中是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正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形式；而兵家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更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特征。
（一）孔子的“礼”与“仁”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和“仁”。但是何为“礼”？孔子把“礼”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部分又有什么现实依据？
“礼”的起源是古人祭祀时的风俗习惯，后来演变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典章制度。这其中就包括周王朝的等级制度及在各种典礼仪式上的各个等级间不同的行为准则。并以指导各等级各阶层的行为。虽然“礼”只是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
正因“礼”的意义和内涵如此，孔子被指责有一种逆时代的思想，被指责是等级制度的拥护者。我们暂且不提孔子这一理论在历史中的意义如何，我们先探讨孔子这样提出“礼”的现实依据。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礼崩乐坏、氏族社会体系瓦解的时代。周王朝自上而下严密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时期的动荡与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提出的“礼”更大的意义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中的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社会。孔子只不过是想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可惜的是他没有向前看，而是向后看。
如何恢复“礼”，孔子用其思想结构体系中的另一部分“仁”来阐释。“仁”在《论语》中出现了很多次，每次所指的意义各不相同。为此，李泽厚先生把构成“仁”的要素分为四个：“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并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用理性”这一整体特征。总结说来，“礼”是外在的一套规范各个等级人群行为的仪式、准则；而“仁”是建立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之上的更多的要求个体是源自内心而自省、自觉的行为标准。
我们可以总结，“礼”和“仁”在孔子那里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讲究孝悌、尊卑、秩序、礼节（其基础便是血缘）来建立的一个的有“人道主义”意味的社会，而如何建立便是孔子提出的一些对个体心理层面的要求，这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提到的“心理因素”和“个体人格”，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难看出，孔子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对个人的要求终究是为了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社会。
（二）墨家
墨家在吕不韦那里只用了一个字做概括：廉，即“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吕氏春秋·不二》）。这里将着重从墨子思想中所体现的的小生产者思想出发，探讨其中的实用理性因素。
墨子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小生产者的思想。他首先最关注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人民最主要的问题，墨子称之为“民有三患”。“兼爱”、“非攻”则体现了作为底层人民所希望的通过无差别的爱来实现和平的社会环境。只有和平稳定才能保证农业生产，保证手工业继续进行，进而使得劳动者劳有所获。与诸家不同，墨子非常强调“节用”，反对贵族的奢侈糜烂，反对厚葬，甚至反对过度消费，而这一切都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思考的。
他没有看到通过不可避免的战争来达到统一来获得和平状态，而是希望用普遍的爱来达到乌托邦式的和平。他没有看到消费刺激生产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得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而是简单的排斥消费主张节用。总结说来，墨子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根据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来评判、褒贬一切社会现象。
（三）兵家
《汉书·诸子略》把“诸子百家”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在我看来，这一分法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重要作用的兵家给忽略掉了。不得不承认，兵家在当时及后世包括今天都有很广泛的影响力。
《孙子兵法》的出现有其重要的现实依据：中国自上古时期的蚩尤与炎帝之战起，就战争频仍，而孙武所处的战国时期更是各国虎视眈眈他国即便没有犯人之心也必须有防人之心的动荡的年代。正是基于此，总结前人经验，意在指导现实，有很明显理性态度的兵书便出现了。
中国的兵家有非常强大的理性态度，一切以现实为依据，不谈感情，不谈义理，“兵不厌诈”是很多有计谋的战争的托词。作战计划也是非常理智地多方面考虑现实情况，讲究“天时”，讲究“地利”，并且能够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迅速抓住事物的关键，能够识破敌之虚，能够巧妙地示敌以虚：“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孙子兵法·行军》）、“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这种“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与“近”对立而又相互利用的智慧，并不是来自超经验的辩论而是来自相当多的军事经验总结；并不是用于矛盾的两个语言概念的辩论，而是用于具体地指导战争。其原因和目的都是来自现实并用于现实。
三、实用理性的反思
实用理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先秦诸子丰富又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有很深远的积极作用，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本文只提出几点负面影响，以期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一，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这种只注重人世现实，注重与实用结合的思维方式和压抑人的自然情感的道德标准，阻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得文学和艺术只停留在与现实相去不远的状态，表现内容和形式相对稳定，而突破较少。具体到古代的文学来说，古代文论中有许多诸如“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文学和政治观念的传播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文学被赋予较重的现实任务。
第二，对于人的个性来说，这种实用理性从孔子那里开始便有一种压抑情感的态度，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不讲究个人情感，更加注重是否符合社会和谐，是否符合统治者统治需要，宋明理学更是达到极致。当西方开始了轰动的启蒙运动时宋明理学还在高呼“存天理灭人欲”，不遗余力的为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作辩护。
第三，对于思维方式来说，实用理性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的依据也大多是已有的经验，而忽视了超越现实和经验的抽象思辨，于是形成了以现实为依据和旨归的思维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系统的思想体系的形成。
先秦时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为我们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所蕴含的实用理性也构成了我们文化心理结构。讨论实用理性的起源、影响及作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新的时代课题下，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今天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一方面要注重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要注重横向比较学习，比如英美经验论的知性和不惑、德国抽象思辨的深刻和俄罗斯的忧郁深沉，以更加系统、更加注重逻辑的思考和分析，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