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少数民族文学与人文价值诉求
时间：2021-04-17 08:20: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就最近几年来说，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等价值问题是人文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差不多也是大多数作家所最关注的一个时代价值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大体而言，传统题材分法其实都有走向综合、整合的趋势。换言之，乡土题材、工业题材、城市市民题材、历史题材等等，在背景上，人物形象上，心灵突变上，都慢慢汇集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这一主题上了。这也就是批评文章不约而同聚焦于文化自觉，并且高分贝观照焦虑、无助、迷茫、无意义感、不确定性、没有完全感的一个思想原因。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说，当前的人文研究最新成果或许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价值取向。
第一是思想史研究所到达的位置。就拿葛兆光1997年初版2013年再版的《中国思想史》来说，他不再以思想家个案来结构中国思想史的经纬，而是改为以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状态为重点。这一方面当然是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我的不完全统计，直接引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戒》《事物的秩序》等著作观点的多达近40处，当然广义上看，把引用的其他西方思想家算进来，比如罗兰·巴特、利奥塔、海登·怀特等，实际上葛兆光真正受用的是解构主义这一方法；另一方面，他本人实际上想在普通民众、一般读书人甚至大众的层面，反过来求证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成果的能动作用。这样的一个视角选择，一些被专门著述突出过的思想家、精英知识分子观念，反而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湮没了；而并不被思想撰述在乎的集体无意识，有时候倒显出了思想的生命活力。另外，他在建构有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思想资源时，我个人感觉，他总是带着深沉的当下观照来写，因此，读后的体会是，他一直在通过思想史梳理来突出最高认同的条件问题。政治、传媒、经济水平、日常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便构成了这部思想史实质性的结构线索。一是自下而上的生成线索，先是从民间观念到“巫祝史宗”书写，再到彻底官方化，并通过官化形成社会主导性礼仪秩序；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认同线索，从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巫祝史宗”话语，生产而成为制衡“皇权”的“天道”话语系统，再到民间社会的普遍性。这部120多万字的思想史收尾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次冲突、一次次认同、一次次重构的过程中，表明葛兆光着重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价值观念的认同方法论，最终把认同的最高标识指向了对政治秩序体系的思考。在官方与半官方，官方与民间的消极的或积极的互动中，给今天再认识“古今转化”提供了莫大的想象空间。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最高价值的良性循环、互动生成机制，在今天并不理想地存在，这给今天的“古今转化”出示了难题，当然，同时也启示我们得从另外角度切入和观察。天真的“古今转化”之所以甚嚣尘上，其实是在“回不去”的语境，安全地消费乌托邦般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连续性“道统”的当下批评功能，反而被推到了价值断裂的现实外围，“古今转化”最为自圆其说的部分，恰好成了最没有介入力量的话语赘余。
第二是民俗人类学和神话研究所显明的方向。如果以叶舒宪2009年出版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为例的话，这本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后果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的本土化表述。从新世纪初的美国“9.11”、伊拉克战争、“非典”风暴，一直到朝戈、巴荒、丁方等的绘画“复魅”，文化寻根和找寻原始神话的情结贯穿始终。该著犀利地批评了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主义、科技主义后果，同时也把自己的坐标建立在了中国道教文化、本土化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和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之上。显而易见，叶舒宪不是教导人们回到原始时期，而是希望在经济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的当下，要格外重视民间的寻根浪潮。在文化认同的层面看，这本书的启示在于，“复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或许是解决今天认同焦虑的中国化路子。由此反观，今天的发展主义才是导致一切社会秩序失衡的源头，“复魅”便是更高层次的“退回去”。这样的一个民俗人类学视角表明，建立真正的文化认同机制，在今天特殊语境下，我们不能仅在文化、精神领域做文章，长期以来被文化研究重视不够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其实是决定文化认同程度的关键环节。
参照这一研究成果，当前凡涉及文化认同的小说创作及其批评，确乎还很难谈得上是对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真正叙述进入，也或许能折射出那些把全部结构寄托在反腐和官场上的用心，一定程度可能是对“法”叙述的根本陌生。
第三是在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批判中所给出的经验。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阅读成批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著作，都没有读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亲切。究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部书的镜头是近焦距的。在现代社会，而且还是现代社会机制运行深处，反思西方现代性话语，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经常掉在嘴上的“中西转化”问题。所以，这部书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是不限于文化领域的。总结说，它是在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文学艺术等综合话语网络中，来谈文化认同的条件问题。西方现代性的焦虑或者后果，能否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借鉴，这关系到当代中国如何处理日常生活方式与经济主义价值观之间的错位感的迫切问题，也深刻关涉到个人发展的意义感与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之间的契合点怎样建立的问题。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有效性，被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它既是每个人将来的事，也是我们民族将来的事。按照张旭东所谓文化认同的最有效形式是文化的政治认同来打量，当前长篇小说批评起于个人经验，最后也不得不又止于个人经验的封闭“内在性”诉求，或许真的已经走到了思想言说的死胡同。
当然人文社科话语的总体情况和发展水平，还可以有另一条线索，在社会学话语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目前为止人文学话语用力的空间。比如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孙立平的“社会断裂三部曲”等等。这一线索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从大的方向而言，他们的论述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解释清楚现代焦虑，视野不能限于某一行业、某一学科内部，尤其视线不能被具体的个人经验、学科惯例、既有知识惯性所规定。
有了以上大致的人文话语背景，对于当前的小说创作及其批评理论，特别是宗教色彩和身份标记比较明显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我总感觉许多地方还显得不深不透，有时候觉得批评家的用语很凶猛，但话语内涵与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其实又显得很“隔”；有时候理论话语似乎非常安逸，但读被评对象，又好像并非那么回事。总之吧，从宏观上说，我认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急需一些必要的整合，评价尺度也急需一些必要的调整。具体说，我以为以下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急于转移认同危机的迫切心情，文化认同似乎被仪式化了。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中仿佛有一种重构的偏颇“愿景”在慢慢抬头，那就是对宗教原典和宗法化乡土模式的诉求越来越多了。
实际上自莫言小说经验被世俗化以来，藏污纳垢的乡村世界，连同它宗法、迷信、鬼魅的乡土文化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应运而生，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世俗化的一个次贷反应。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少数宗教信仰民族原教旨主义仪式文化的倾心。这一点，在边远地区的小说中尤其明显，比如以伊斯兰文化为宗教依托的写作，“换水”和“要口唤”就经常出现，甚至于不得不出现。其实，换水是方言，就是沐浴洗大净，意思接近洗澡，但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洗澡有很大不同。洗澡要随意些，可以是泡，也可以是淋，先洗头还是先洗脚都无所谓，洗净为目的。换水就严肃得多了，须是活水，先洗哪后洗哪，哪个部位洗几次，用哪只手，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任何程序，遵从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了神圣性或宗教意味。因此，“换水”可以说是一种生活习惯，也可以看作一种宗教形式。按规矩，七天须换一次水，上寺礼拜、过乜贴要换水，出远门也须换水。而“口唤”，一讲是许可，《古兰经》云：“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另一讲是命令，《古兰经》谓：“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从他”。穆斯林认为自己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是由真主的“口唤”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严格规约，“要口唤”，就是个人的死，也得真主允许才行，表明了生者对死、对死之意义的神圣感。二是对传统文化拯救人的焦虑、矫正人的价值取向、给人提供意义感，太过自信。这一点从作家们对中国传统节日、边远地区神秘文化的反复叙事中就可看出端倪。
宗教经典如此讲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即便小说故事的预期读者只是信教大众，小说毕竟不等于宗教，有时候在审美上甚至还可能要求高于宗教，小说叙事才能完成对人的整体性观照。不过，这一类现象之所以近年来高频率出现在标志少数民族文化的小说叙事中，和一些汉族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过于自信，以及对黄老秘籍的信赖，究其本质是一个性质。即小说的终极叙事目标，都指向元典的或“元文化”的魅力。“复魅”元典文化和神秘主义，意图都大同小异地指向今天人的焦虑、迷茫和无助感、无意义感。而关注这一方面的批评，据我的粗略浏览，除了使用个体、圆满、本土经验、文化认同等概念之外，还有个重构目的，那就是通过以上概念解释人们的精神困境，从而达到以“回去”的方式获得安静、清醒，并找到意义感，从而证明因“得道”而“多助”，外部问题从而被成功转移到个人的私人世界里。那么，这一类批评，相对于目前哲学社会学，特别是现代性反思已经达到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因对现代性话语的疏离，对启蒙视野的摒弃，这一类批评的审美话语诉求，也就显得与现代社会秩序格格不入，更遑论内在于消费主义对时下的消费社会进行有效言说了，批评因与现实隔膜，与前沿现代性话语反思隔膜，而无法实现与西方话语的对抗。相比较，西方的现代性诉求也罢、现代性反思也罢，一直内在于现代社会结构，因此他们对人的内在性的整体表达水平，要比中国的这一路小说叙述、小说批评高得多，他们对认同的理解，也必然更加切实而有效。因为他们所表达的内在性在外在的之中，“并且通过外在的，来实现这内在的”。这就避免了黑格尔意义的那个矛盾，“如果主体片面地以一种形式而存在，它就会马上陷入这个矛盾：按照它的概念，它是整体，而按照它的存在情况，它却只是一方面”。恰恰相反，当前中国这一路小说批评话语，实在都陷在了对片面“内在性”求索的逻辑怪圈之中。所以，阅读这类文字，总感觉它们是在逃避什么、拒绝什么，或者在有意掩饰什么，它们的那个被无限张扬的“内在性”，仿佛与其想要达成文化认同的终极诉求目标是越来越远了，而不是越来越近了。
其次，逃避现实和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文学观的问题。除了对宗教原典的故事化处理以外，另一突出写作现象和批评现象就是，对“文化现代性”价值期许的淡化和对狭隘文化传统主义的青睐。这与前者是一对因果关系。
“现代社会”首先发端于并相对成熟于西方某些现代国家，现代理论自然还是西方某些世界级理论家的要比中国的更透彻一些。如果中国要回到传统社会，甚至回到传统宗法社会，那就有必要摒弃相对成熟的现代理论，回过头来膜拜中国宗法社会理论论述。近三十多年来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主要靠现代观念和现代理论，而并非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一种把传统文化缩减成与人的现代意识毫无关联的宗法社会的具体道德伦理方式方法，并且唯具体道德伦理方式方法是求的文化选择观念。这是与现代社会现实、文学的现代主义需要分不开的。另外，如果文艺彻底大众化了，那倒反而是文艺的取消，尤其在当今消费主义社会，更是如此。
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我认为中国恐怕只能在现代社会的道上再往下走，而不是倒回去，走传统宗法社会的老路。近年来，之所以一部分创作者和评论者选择从经济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来论证文学的任务，即认为文学及其批评只要参照宗法社会道德伦理标准，谴责某些个体的人性状况就够了，并认为以物质上的成功叙述个体“幸福”、“快乐”的世俗途径，是文学和批评的全部内容，都或多或少与没解决好以上问题有关。究其根源，是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在作祟。
正因为我们很少谈论社会文化潮汐的涌动、文化现代性的具体状况，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总习惯性地把宅在家里的那么一丁点暂时的安乐，误当作整个社会的安乐时代已经到来，审美实质上是审美幻觉，既无批判精神又乏力于建立真正强悍的审美乌托邦世界。耽于对整体社会机制、对社会阶层处境的探讨，而仅仅把个人对社会的一点浮浅的感知，误当作社会的本质存在，从而成为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始基。这种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的文学观，最致命的一个认知是，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共同体，没有整体意识，或者，根本没有社会疑难杂症，没有尖锐的民生问题。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审美、诗意表达的根本原因。
现代理论把批评的触角伸向现实社会结构内层，并决不把文学仅当作个人事件的一种思想表达行为。以此观之，它的对立面———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原点，以物质丰裕、成功为整个幸福叙事的价值观，和把文学的写作旨归仅仅规定为对自我内心遭遇、得意、亏欠等个人事件为表达对象的文学观，便只能是借用“传统文化”的名，实则十足市侩主义、流行主义。反映到文学中，极端者，是封建礼教的复燃；次一级是宣扬人的动物性和物质性，成为马克思意义的“拜物教”；再理想一点看也至少是对于自己则无限自恋自大，对于他人却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道德审判者而已。一句话，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及其文学，究其根本，并不是真的热爱传统文化，而是觉得传统文化安全，进而消费传统文化也适逢其时罢了。
以上在整体人文话语的框架下梳理当前小说，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最显著理论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批评自身能够调整观照小说的距离，整合分析小说的知识资源，最后，输出有效的价值观。如果文化认同乃至文化自觉，是目前最为棘手的知识分子诉求，那么，面对我们时代共同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如何自觉的问题，批评实在没有理由低于同时期思想的、人类学的和哲学社会学的话语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