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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思想史意蕴

    时间:2021-04-18 07:54: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但是,对“以人为本”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力图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分析“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论内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解。从西方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三个角度,我们发现“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指导中国人的发展问题的强大理论武器,必将对中国人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57-03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但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从西方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现“以人为本”理念包涵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西方近代思想史是在人们反抗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要求个人的自由、独立和幸福。为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对神权进行了全面而猛烈的抨击,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西方近代思想史,生发出了早期资产阶级学者对人的一种理解。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使广大劳动者融入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机器之中,所以资产阶级学者宣言人必须无节制的追求个人的物质感官享乐,这就是“感性人”时期。“感性人”的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由于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出现了一批城市,在这些城市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巨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1]。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但丁、彼脱拉克、薄伽丘、拉伯雷、爱拉斯谟、达芬奇等。正是有了这一批思想巨人,人们开始从中世纪走了出来,有了人的自由与发展的观念。但是“感性人”对人的理解也有它的缺陷:他们破坏一切社会规范,放纵情欲,淡化社会责任感,极端宣扬人的权利与自由,放弃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同时,他们对人的理解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种运动。它只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为对象,这是人数有限的城市和贵族精英;不像路德或诺克斯那样,也不像后来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那样,以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为对象。”[2]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动势力的组织压制下归于沉寂。但他们关于人的价值、地位、尊严的思想冲出意大利,传播到西欧各国,随着时代的发展,获得了更完备的理论形态,这就是“理性人”的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颂扬了人的伟大、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但人何以能伟大?何以有尊严?何以自由?当时的思想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同时,由于过度的放纵情欲,迷恋于感官享受,也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给意大利的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后思想家们找到了理性这个武器,人应该是有理性的。首先提出要发展人的理性的是弗兰西斯·培根。培根理解的理性首先是指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即“人类的理解力”,其次是把知识、原理转化为技术,即他所说的“机械性方术”的能力,理性为什么重要呢?培根认为那是因为理性可以使人认识事物的法则,获得知识,知识就是力量,“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而为一”[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培根把发展人的理性放在了人的发展的首要地位。笛卡尔则特别强调知识理性对人的意义与作用:“我们所以有别于野人同生番,只是因为有哲学,而且应当相信,一国文化与文明的繁荣,全视该国的真正哲学繁荣与否而定。”[4]笛卡尔这里所讲的哲学指的是广义的科学,也即知识。笛卡尔确定了理性在人中的地位,随后理性在西欧开始广泛的传播开来,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还把理性运用到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领域,运用理性来管理社会,建筑政权,把个人理性上升到社会理性。“理性人”的提出并且传播发展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是作用。但是,一旦把个人理性发展到社会理性,我们就会发现理性的不足,理性也许对个人来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理性必然受制于外在的力量,社会中的人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而要找到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必须要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答案。

    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当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时,对人的理解还不够科学。马克思曾经写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问题有过一些论述,国内一些学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做研究人的问题的经典文献和成熟之作,其实是不够科学的。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其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只是用异化劳动理论和类本质理论来解释人的问题,其哲学基础主要还是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只有到了后来,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现其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发现理解社会发展的钥匙之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才达到了科学的水平。他从早期对异化劳动的价值批判中解放出来,不再先验的设定人的本质,而是把“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解人的前提,在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过程中去研究人的变化与发展,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 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科学的理解现实的个人而区别于施蒂纳提出的唯心主义的“现实的个人”。首先,我们要摆脱自然加在人身上的束缚,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人的自由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人生活在社会关系当中,人的自由也包括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在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依旧存在的条件下,人无法真正的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因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必须从属甚至屈从于这种社会关系。因而,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为人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那里,每个人都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不再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随着人的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逐步推进,人的解放也必将能够实现。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人的问题的理解也出现过曲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带来了不良的后果。特别是第二国际机械化、教条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把人客体化,过分的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把人的发展看成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人的主体地位被取消了,在理论上使人们对人的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偏差,一些西方的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没有“人”,只有经济决定论,这样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在实践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反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攻击第二国际的宿命论,弘扬人的主体地位,主张进行意识革命,深刻分析了工业文明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侵害。可以说,他们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后,有些学者鼓吹用青年马克思代替老年马克思,认为青年马克思是讲“人”的马克思,而老年马克思中没有“人”,此时,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步入了歧途。他们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来取代经过哲学变革后的马克思,说明他们犯了青年时马克思犯的同样的错误,用先验的人代替现实的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而只具有伦理和审美的意义。要真正的理解人,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上来,把理论的基础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人类。

    现在让我们把视阈回到中国,到了近代,由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人才找到了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了自由与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解决人的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晚年是有失误的,特别是当自然解放遇到障碍时,他把社会解放作为发展人的主要方式。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仍把社会解放当做第一位的要素,以社会关系的变革来代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问题。首先,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除去阻碍人的发展的体制和做法。最后,重视人的素质培养。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6]“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6]“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推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首先,江泽民同志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看做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其次,江泽民同志全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再次,江泽民同志提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最后,江泽民同志指出,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8]。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关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总结我们党建党八十年经验的基础上,为我们国家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进入21世纪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从西方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在启蒙运动中相对于“神本”、“物本”而提出的“人本”思想,其中的人不是“感性人”、“理性人”和“伦理人”,而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现实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不是指少数人或者多数人,而是指每个人。马克思说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从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出这里的人指的是每个人,指广大人民群众。随着我们党“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贯彻,必将对中国人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11-05-19

    作者简介:黄晓波(1978-),男,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现代社会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9.

    [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英]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8.

    [4][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序言[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520.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380.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0.

    [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3-29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责任编辑 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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