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动物世界(二)
时间：2020-05-11 08:03: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写小说：无奈的选择
在傣寨插队三年后，1972年，知青开始上调分工。工作自然有好有坏，最好的在昆明市区的大车总站，较次的有海口兵工厂和易门铜矿，再下一等是思茅商业局或县区级机关。在所有的工作里，当小学教师最为低档。西双版纳交通不便，很多农村学校地处偏僻山区。离开公路还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一些村级小学往往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公办教师，既是校长又是各门课程的教员又是打杂的教工又是炊事员。校舍简陋，桌椅破旧，工资偏低，单人独处，十分地寂寞孤独。因此，虽然知青都对上调分工翘首以待，但对留在当地当小学教师却嗤之以鼻，很多人宁肯继续当农民也拒绝去当小学教师。
三六九等的工作岗位势必形成一场生存角逐。
上千知青的命运就掌握在“公社知青办”几位既愚昧又贪婪的人手中。他们一句话就可以送你上天堂也可以遣你下地狱。于是，男知青请客送礼找熟人托关系。女知青认干爹或者深夜上门汇报思想……真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竞争，那些聪明能干乖巧机灵懂得生存策略的人远走高飞了，留在当地当小学教师的则大多是些一无背景二无靠山的老实人。我在生活中一向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既无钱送礼，也没法临时改变性别，更不会拉关系走后门，理所当然要做山村男教师的。性格即命运，我被分配到星火山背后的勐满区小学教书。
我在勐满区小学一待就是三年。假如不是因为同校L和M两位女教师之间的一场口角刺痛了我，我现在或许还在勐满某个乡小，娶一个当地少数民族女子为妻，过一种那些局外的文人骚客视为田园牧歌而当事者本人心情郁闷得想买块豆腐来撞死的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全体教师聚于一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巧妙地互相揭短。L和M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起来，L哭了，便揭发M曾在她面前议论过我。说像我这样上山背柴火背得比女同志都少的人，窝窝囊囊一点没本事，还想找M搭讪，真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M也哭了，申辩说她没讲过癞蛤蟆这样难听的话，只不过是说了我想吃天鹅肉。
也许M确实没说过“癞蛤蟆”三个字，并非一定癞蛤蟆才想吃天鹅肉。青蛙也可以想吃天鹅肉的。青蛙和癞蛤蟆到底在名誉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但不管是癞蛤蟆还是青蛙，想吃天鹅肉这句话，语境就是鄙视，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自量力白日做梦想入非非!
需要赘言两句，就我偏低的审美观而言，M并非天鹅，扁平的圆脸、蒜形鼻、绿豆眼、冬瓜身材，比喻为鸭子也还十分勉强，扪心自问，连钻她情网的念头也没闪过一下。
越是这样越觉得心口被刺痛得厉害。连M都瞧不起我，可见我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渺小!女人是男人的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丑陋与猥琐。当天我彻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山村女教师往往是飞鸽牌，绝大多数以后会找个在县城或州府工作的丈夫最后调离山区。婚姻是她们驶出苦海的轻舟。我想到山村男教师网多鱼少的尴尬，一般都要拖到三十来岁然后在自己所教的学生中挑个农村女孩子草草成婚。城乡、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巨大差异使得这样的家庭好似沙漠上垒建的楼房，不仅仅荒凉，还随时有被流沙淘汰的危险。我虽胸无大志，晓得自己即使把全身的一百多斤全赔进去也变不成伟人，但至少该稍稍有点出息而不致被人瞧不起，省得连个像样的老婆也娶不到。为此，我必须干点什么，必须进行一场青春的拼搏。我首先想到学跳高，一家伙蹦跶他个二米五什么的，一秒钟便可为国争光同时也为自己争来锦绣前程。但整天像蚂蚱似的跳了又跳，最终连一米五的栏杆也没跳过去。武的不行只好来文的。当时大学的校门都还关闭着，高考是没指望的。我仅仅读过一年初中，学理工科一无教材二无教师也不现实，想学文艺又五音不全嗓子粗得像老鸹叫。想来想去，干什么似乎都不太实际，唯有搞文学创作好像还可勉为其难。第一搞文学创作不需要教材：第二投资很小，只需一瓶墨水几页稿纸；第三可以关起门来悄悄干，失败了也不会丢人现眼；第四书案前单人独处的奋斗方式和我孤僻的性情自卑的心理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
我别无选择，唯有文学这条小路可彳亍。
作家神圣的使命和超时代的责任感，都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我创作的原始起因，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弥补自己性格中的可悲缺憾，这动机当然不太纯洁，也不太高尚，却是真实的。
艰难的第一步
我看过一些作家自传，不少人出身于书香门弟，孩提时阅读过大量中外优秀童话，有个爱讲故事的外婆，从小沉浸在一种香软的艺术氛围里。对此我羡慕得直流口水。我小时候几乎和书籍无缘，家境贫寒，入不敷出，父母没兴趣也没能力为我买书，家里除了学校发的教科书外连一本闲书也没有。外婆住在宁波乡下，几年才见一次，见了也不讲故事。
我七岁进上海金陵东路民办小学，读书时成绩平平，最大的官是当到小队长。算术还勉强，抓紧点可考90分以上，语文总在70分上下浮动，尤其是作文，最令我发怵，把铅笔头咬得像麻花也想不出可以让老师在下面用红笔画圈圈的优美句子。我记得很清楚，读五年级时，有一次老师出了个“我做了件好事”的作文题，我因贪玩而忘了按时去做，等到临交卷的头天晚上，这才想起作文簿上还没一个字呢，急得哭起来。当时姐姐比我高一年级，看我可怜，刚好她有一篇同题作文，便拿给我抄。这一抄抄出个奇迹来，我的作文簿上第一次密密麻麻地出现红笔圈圈，不仅得了个优，老师还破天荒地把我这篇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念。
自我当了作家后，姐姐还常拿这件抄袭作文的趣事来嘲笑我呢。
在勐满乡村小学，我虽然立志文学创作，但基础实在太差了，一封普通的家信都写不通顺，错别字不用说了，字典也不会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学习写作的办法笨拙得令人可笑，先是借来本二十多万字的《写作知识》，从头抄起，抄了数月之久，总算明白了文章还分各种体裁。然后，拼命阅读我所能得到的所有书刊报纸，凡看到陌生的字眼或我认为生动优美的句子，赶紧抄录下来，反复浏览背诵，细细品味琢磨，化为己有。两年下来，光摘录句子的笔记本就用掉十多册，厚厚的一大摞。那时我占有一间八平米的小土坯房，勐满还没有电，照明用的是马灯，我怕浪费时间，在床上拥衾夜读后，疲倦了，就将灯芯捻小，浅浅睡去，半夜醒来，随手捻亮灯光，又继续读或写。我本来体质就弱，白天要教一个五年级班的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所有课程，每天六节课一节不能少，夜里还要学习文学创作，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体重从一百三十六斤锐减到一百零五斤，才二十挂零的年纪，牙齿就脱落了两颗。
代价虽然沉重，半只脚却总算跨进了文学的门槛。
1973年，我的第一篇散文《金竹瑟》刊登在《云南日报》副刊上。次年，第一篇小说《车轮滚滚》也在《边疆文学》上发表了。就因为我发表了几篇东西，1975年，部队把我招去从事新
闻报道工作。文学这块砖，为我敲开了前途的门。
我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像蜗牛一样缓慢地朝前爬去。
转向动物小说
我开始学习创作时写的是成人文学，后来又在边疆从事新闻工作，写了一大堆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之类的应景文章，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对儿童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才全身心投入到动物小说创作当中。
转向的原因有点复杂：一是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调到西双版纳州府允景洪工作，急功近利的想法也就自然淡薄；二是娶妻有子后产生了一种为孩子而写作的浓厚兴趣：三是在几年的写作生涯中逐渐发现自己比较擅长编故事，而我始终认为好故事是儿童文学的精髓；四是刚刚投石问路，就出现了热心的引路人。
值得铺开谈的是第四种原因。
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写于1979年。那时。我在西双版纳军分区任新闻干事。有一天，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来串门，告诉我一个消息，寨子里那位为土司养了半辈子大象的老象奴死了。我在农村当知青时和那位老象奴很熟，据说他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再桀骜不驯的野象，经他手调养，也会变成听话的家象。我还曾听他亲口说过，他曾因不忍心让土司来锯象牙而放跑过一头大象。报告消息的那位同学走后，我夜不能寐，老想着老象奴，他养了一辈子大象，死后应当还和大象有点瓜葛。人生才算画上圆满句号。我觉得被他放跑的那头大象应当从密林深处跑回寨子。在老象奴的坟墓前哀嚎三声，以示祭奠。想着想着，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约12000字。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就是动物小说，我甚至对动物小说这个概念都没有听说过。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的《儿童文学》，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不料半个月就有了回音，主编康文信和小说编辑刘滢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不久，刘滢女士和美编吴银妮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西双版纳，当面进行辅导。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橄榄坝小旅馆里，年近半百的刘滢女士不顾疲劳，就着如豆灯光，运用她二十多年的编辑经验，逐段逐段帮我完善短篇小说《第七条猎狗》的构思，直到远方的村舍传来公鸡司晨的啼叫。后来，《第七条猎狗》成了我立足儿童文学的成名作。
当我刚刚写出两三个动物题材的短篇后，《儿童文学》编辑部就决定给我出一本动物小说集。接到刘滢女士写来的信后，我激动万分。出一本书，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如此良机，岂肯放过。当时我已在西双版纳生活了16年，积累了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丰厚的生活素材，写这方面的故事，应该说是得心应手的。那时我尚年轻，初登文坛，急于发表，刊物和出版社的需要就是我的写作动力。花了半年时间，我一口气写出了八篇以亚热带森林为背景的狩猎故事。1985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第七条猎狗》，第一次就印了10万2千册，很快销售一空。
从此，我跻身于儿童文学事业。
我深深觉得，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编辑塑造的。编辑的审美眼光不仅会影响作家的选材风格，编辑的火热心肠还会激活作家的灵性。起码对我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代表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第七条猎狗》《蠢熊吉帕》和《在捕象的陷阱里》。那个时期的作品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所涉及的动物品种繁多，有很浓的传奇色彩。但因过分注重故事，忽视了思想内涵，基本主题仍囿于动物忠贞报恩的旧模式，艺术上也显得单薄，缺少必要的心理描写和氛围渲染。
接受商等教育
徐怀中先生在大陆文坛德高望重，在六十年代曾写过《无情的情人》这样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受人尊敬。1984年，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35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大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李存葆、宋学武、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王海翎等。
我虽出生在大都市上海，但属于上海最底层的市民，又在落后的云南边疆生活了16年，就读文学系前，精神世界是封闭型的，土得可以。我在文学系第一次参加舞会，感叹一个普通的生命竟然也能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忘情旋转。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怀中先生组织我们过了一次圣诞节，这也是我自出娘胎以来的头一遭。圣诞节，光听这名字就洋味十足，似乎还有一种数典忘祖的惶惑。那天，扮演圣诞老人的是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先生。怀中先生的夫人为我们烤制了火鸡和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真诚的祝福，也得到了一份圣诞节礼物。烛光摇曳，气氛热烈，生动有趣。我发现我僵化的思维在圣诞节活泼的形式面前显得多么可笑。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
我们虽然在课程表上也设有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世界历史、政治经济等二十多门高教部规定的必修科目，但事实上，这些课如同虚设，不仅课时极少，令学生头疼的考试一概由文章替代。我们的精神和精力都不受教科书的束缚。
代替枯燥的教科书的是各类名目繁多的讲座。怀中先生胸襟开阔，气度非凡，文学创作上的各个流派各种思潮皆能容纳。当时大陆文坛上的传统派和现代派之争颇烈，聘请前来为我们讲演的既有传统派代表人物，亦有现代派的先锋勇士。从卡夫卡的荒诞派、加缪的悲观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人体特异功能，都可以在梯形教室的月芽形讲台上一展风采。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的“创作心理学”也很受我们的欢迎。课上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讲课的形式也让我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师则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别致的身体语言渲染他新颖的见解。有时上午的课和下午的课刚好观点针锋相对风格截然相反，迫使我们的思维进行上下左右全方位的急遽跳跃。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感受如何，就我来说从来没觉得如此放松、如此自由过。我得到了我们这代人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
我虽然已写过一点东西，但理论十分欠缺，我觉得文学系两年深造，对我的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把登高的梯子。
向高峰攀登
灌了满脑子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当做一面面镜子，对照检查并回顾总结我以往的儿童文学创作。我发现我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
特别是在1986年，我在上海《少年文艺》第1期发表了《退役军犬黄狐》，当年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篇东西虽为我赢来荣誉，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仍然是《第七条猎狗》的平行延伸，只不过艺术上成熟完美些罢了。
人和动物的恩怨圈当然属于动物小说的一大主题，但我在这个主题上徘徊得太久了，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炒冷饭。再说，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已被我写得差不多了，再走新动物老主题的路恐怕也难以走得通了。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老路已经走完，新路还未开挖，急得只想撞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