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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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深远广阔，投入巨大，要实时关注其实施的效果，进而展开理论分析，及时调整战略的实施。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回顾发现，丝绸之路虽因政治外交原因而开，但因商业利益而兴盛。丝绸之路上与经济利益无关的政治外交活动终难长久。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过去的3年份额稳定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作用尚需解释和观察。基于对沿线62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沿线国家的经济体量是决定与中国进出口总额的首要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政策沟通度”，大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这些政策的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政府与市场要恰当分工。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政府；市场；丝绸之路；基础设施；政治外交；商业利益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31-07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最早于2013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谋求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宏大主题。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更为具体的计划与行动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深远广阔，投入巨大，不是一个在短期就可恰当评估的国家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实时关注其实施的效果，并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思考，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直接经受市场的检验，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更多地受制于市场。如果一项促进贸易的政策是有效的，则必须接受市场检验。由此，本文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基于沿线62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估计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相对贡献，从而检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政策的有效性，为制定更为有效的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政策提供参考。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公元16世纪仍保留使用。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回顾和总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发展，对我们今天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启发意义。

（一）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政治外交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最早由汉朝张骞开创。西汉建国时，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汉武帝在得知大月氏与匈奴两个游牧民族互相敌对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与被匈奴逐出故土的匈奴宿敌大月氏夹击匈奴。但张骞终不得要领，无功而返。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大量丝织品作为礼品以宣扬国威。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次重要的主动行动，但目的仍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以及其他政治目的。①

（二）商人对利益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古代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虽然对中国人来说，最初是一条政治外交之路，但其商业价值很快被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人发现。西方对中国的丝绸、香料、茶叶以及瓷器需求巨大，比如古罗马贵族特别偏爱来自东方中国、比黄金更珍贵的丝绸服饰；当时的欧洲本土人，从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一直越过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人不喜欢来自东方的布匹。②香料和调味品对于喜爱肉食的西方人来说难以或缺。而中国皇家贵族对于西方的珍稀物品也是爱不释手，如琉璃、珠宝、香料等。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导致价格高企，“一带一路”贸易虽艰辛却有利可图。于是，无需政府出台政策，商人们在骆驼骡马时代便不畏艰险行走于万里荒漠。明朝禁海，不让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于是福建人为了商业利益就武装走私，与政府对抗。②

（三）中国一直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被动角色

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相向而行的结果，然而双方最初的目的却是不同的。③虽然中国人最早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这条商路不是汉朝有意去建立和推动的，也不是中国主动输出丝绸。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陆上丝绸之路，都是西方商人主动到中国进行贸易，而几乎没有中国人愿意到西方去进行贸易。③也就是说，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主要是被动的角色。如此，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必然多为西域商人所得。设想，如果中国人主动把丝绸贩运到西域，所得利益一定要比西域商人来中原做贸易更大。

（四）基本观察

通过对以上历史史实的回顾，我们获得两点基本观察：第一，丝绸之路贸易虽充满艰难险阻，断断续续持续两千年之久，商业利益是其基本动因。只要存在商业利益，即使政府禁止贸易，商人也会奋起反抗，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第二，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主动的行动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携带了丝绸前往，但仅仅是作为礼品用于赏赐而非商品，开销甚巨。明朝郑和下西洋，大把撒钱，导致国库严重空虚。重政治目的，轻经济目的，中国人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行走终难长期维持。

二、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仅有2-4年的时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尚不明显，但实时观察也仍有意义。所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本文关注的重點是中国与沿线64国进出口份额，即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于进出口总额受国际贸易大环境影响较大，而进出口份额相对受影响较小。如果一项针对特定区域的贸易促进政策有效，则这一区域的贸易份额应有所上升。

（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

图1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和份额在2014年之前呈上升趋势。然而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贸易观察：2015年贸易发展》报告，全球贸易在经历2015年上半年的大幅下降之后，下半年出现复苏但速度缓慢。④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而言，从2015年始也呈现下降，但值得关注的是，份额呈平稳趋势，但已终止了上升的趋势。

（二）中国与不同板块国家的贸易

沿线64国来自6个地理区域，我们进一步分析过去十年中国与不同地理区域国家的贸易情况，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与沿线64国贸易的变化。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这6个地理区域简化为3个板块：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合为“东南亚板块”共18国；中亚、西亚、北非国家合为“中西亚板块”共25国；中东欧与东北亚国家合为“中东欧板块”共21国。图2、图3和图4分别报告了中国与三个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和份额。

2014年之前，中国与“东南亚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上升较快，2015年后有所下降，但进出口份额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2014年之前，中国与“中东欧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但2015年后有所下降，进出口份额自2007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2014年之前，中国同“中西亚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也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进出口份额从2007—2011年呈上升趋势，之后到2015年处于稳定状态，2016年开始呈下降趋势。近年来中国对中西亚地区投资巨大，但未能维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值得关注。

综上分析，自2015年以来中国与沿线64国的贸易份额保持平稳趋势，是因为中国与“东南亚板块”国家进出口份额增加，被中国与“中东欧板块”“中西亚板块”国家进出口份额的减少所平衡。总的来说，从2007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自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而言，份额基本持平。

（三）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变化

国家间贸易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平衡。如果一国对他国长期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则不利于贸易长期健康发展。为此，我们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差额的变化。图5显示，2011年后，中国与沿线64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到2016年有小幅度回调，但仍居高不下。长期巨额贸易顺差不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长期健康发展。

三、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因素

以上就近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和份额的变化做了描述，但我们更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相关的政策因素。

（一）主要数据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⑤设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合作度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组成，并报告了2015年各指标的数值。5个一级指标的权重相等。第一个一级指标是政策沟通度，从两个方面评估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策沟通程度：一是以高层领导互访和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政治互信程度；二是以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双边协定和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代表的双边文件。第二个一级指标是设施联通度，从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三方面来评价。第三个一级指标是贸易畅通度，从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两方面来评价。第四个一级指标是资金融通度，从金融合作、金融支撑两方面来评价。第五个一级指标是民心相通度，从文化与人才交流、双边合作期待两方面来评价。

笔者认为，这个指标体系的指标可以帮助解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变化，我们选取了5个一级指标作为自变量。此外，另增加了两个变量：沿线国家GDP和宗教。

（二）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因素分析

以下我们简要分析这些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 政策沟通度（POLICY）。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的政策沟通，有诸多高层互访、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边协定以及合作或谅解备忘录等作为贸易的支撑，一定有助于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贸易。表1显示，随着政策沟通度的上升，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明显上升。

2. 设施联通度（INFRA）。设施联通度反映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和能源设施建设情况。显然设施联通度的改善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表2支持了以上判断，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着设施联通度的上升而上升。

3. 贸易畅通度（EASYTRAD）。贸易畅通度反映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情况。投资合作的加强必然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需要说明的是，双边贸易下的一个三级指标是双边贸易总额。表3显示，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着贸易畅通度的上升而上升。

4. 资金融通度（FINACE）。资金融通度反映金融合作和金融支撑环境情况。贸易离不开金融支持，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的资金融通，必然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表4显示，随着资金融通度的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之增加。

5. 民心相通度（UNDERS）。民心相通度主要由友好城市建设、文化交流活动、旅游签证便利化、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建设、对方合作期待度以及我方合作期待度来衡量。民心相通度较高的国家之间更容易认可对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民众更容易认可对方的产品，从而也更容易进行贸易。表5显示，随着民心相通度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上升。

6. 沿线国家GDP（GDP）。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两国经济总量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两国经濟总量之和越大，收入水平越相似，其需求结构也就越相似，则两国贸易量越大。⑥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中国的GDP对所有国家是一样的，故只放沿线国家GDP。表6显示，随着沿线国家GDP的增加，进出口总额呈现出上升态势。

7. 宗教。64个沿线国家主要有三种宗教：佛教（用BUDD表示）、基督教（用CHRIS表示）、伊斯兰教。各国之间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一定差异，相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之间相对更容易进行贸易。⑦表7显示，中国与沿线佛教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最高，其次为伊斯兰教的国家，基督教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最低。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额较大，而东南亚国家大多宗教信仰为佛教。基督教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离中国较远。回归分析时，以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为比较基础。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

用TRADE代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回归方程：

TRADE=α0+αPOLICY+α2INFRA+α3EASYTRAD+α4FIN+α5UNDERS+α6GDP+α7BUDD+α8CHRIS+ui

以下要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估计每个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为了估计各因素对进出口总额的边际贡献，本文需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由于不少自变量相关性较强，如果同时放入全部自变量回归，则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相关性高的变量尽量不放入同一个回归方程。后面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分析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影响，要求回归方程所有自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达到必要的显著性，因为如果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大多因多重共线性所致，而不显著的变量本身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无显著影响。表8报告了四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至少接近90%显著水平。没有严格按90%显著水平作为选取自变量的标准，主要希望回归方程中尽可能保留更多的自变量，从而使得更多的自变量能同时进行比较。其中宗教因素有两个变量，只要有一个显著就说明宗教显著影响进出口总额。

四、因变量方差分解法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哪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以及边际影响的大小，但无法确定对因变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因此，如果我们只采用一般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相关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就无法得知这些变量对进出口总额贡献的相对大小，从而也就难以确定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政策重点。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则可估计相关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因变量方差分解法由笔者樊明首次提出⑧，之后樊明等又将其进一步理论化⑨。该方法最初用于研究收入差距问题，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各变量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采用这一方法可基于线性回归方程，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相对贡献。假设回归方程表达为：

Y=α0+α1X1+α2X2+…+αiXi+…+αnXn+ui

估计各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可以理解为各自变量的变化所导致的进出口总额国别间的变化。因变量方差分解法正是用于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贡献，可以用于估计相关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贡献。

五、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贡献的估计

根据表8报告的四个回归方程，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就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进行估计。由于不少自变量相关性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一次回归只能放较少的自变量。这时所估计的各自变量的贡献应理解为，就回归方程所包含的自变量而言，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贡献。表9显示，在四个模型中，虽然各自变量贡献率数值稍有差别，但其排序大体一致。

综合来看，沿线国家GDP是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首先是由两国的经济总量所决定的。其次是贸易畅通度，由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决定。重复指出，这一指標的一个三级指标是双边贸易总额，因此这一指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可能会被高估。有一个高权重值的三级指标是海外工程项目合作，说明有更多的海外工程项目合作有助于贸易量的增加。民心相通度反映文化与人才交流和双边合作期待，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更多的文化与人才交流，必然会提升双边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发展。资金融通度反映金融合作和金融支撑环境，对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宗教是一个因素，主要表现为佛教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相对较大。如前所述，可能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量较大有关，而东南亚以佛教国家为主。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佛教文化深厚的国家，可能与佛教国家进行贸易更为容易。

政策沟通度的相对贡献较小，而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政府对此用功甚多，以密集的高层外交争取沿线国家的支持，但就促进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其作用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许国家间的贸易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其实中国与不少国家存在“政冷经热”的现象，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并不好，而经济贸易投资关系热，愤青们不时发起的针对某国的抵制运动，即便能轰动一时，总难有长效。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也好，商人也好，行为更多地受经济理性的支配。

设施联通度反映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状况，对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作用并不显著。近年来中国政府及企业在参与对沿线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投入很大，但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来看，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六、基本观察和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获得以下基本观察：

第一，古代丝绸之路虽因政治外交原因而开，但因商业利益而兴盛。丝路贸易能赚钱，自古商人不畏艰险。无需政府鼓励。相反，政府反对，民为利也不为所惧。

第二，从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过去的3年基本维持稳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尚需分析解释和进一步的观察。⑩

第三，基于对沿线64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两国的经济体量，属于经济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政策沟通度，大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这些政策的作用暂时有限，或许还需一个更长期的过程，这些政策的作用才能得以显现。

第四，就一國政府推动该国与指定区域国家的贸易来说，政府与市场要恰当分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贸易格局更多地由国际市场决定，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至少需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提高民心相通度，非一日之功可就。

注释：

①葛剑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思考》，载《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②Bath Vivienne，“‘One Belt， One Road’ and Chinese Investment，”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2016（16）.

③赵会荣：《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载《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④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3-10/doc-ifxqaser9122921.shtml，2016年3月10日。

⑤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商务印书馆，2016。

⑥【美】罗伯特·J·凯伯：《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⑦邹磊：《新丝绸之路上宗教与贸易的互动：以义乌、宁夏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⑧樊明：《居民收入差距的劳动市场因素——郑州问卷调查数据》，载《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⑨樊明：《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⑩参见白贵，欧斯曼·艾诺：《土耳其媒体和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Analysis on the Trade Growth Factors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an Ming1， Sun You2， Song Meiting1， Yao Quan1， Zhou Wenting1

（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ena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2.The Business School，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The initiative go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far-reaching and huge investment， thus， its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paid real-time attention， further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uld be launched and the strategy should be adjusted timely as well.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reveals that the silk road is opened for political diplomacy， but it flourishes due to the commercial reason.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conomic interests are always not long. From 2007 to 2015，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shares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on the rise， however， the shares has been stable in the past 3 years， 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on the national trade growth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mains to be explained and observ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al data of 62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 2015， the economic volume of those countries is the primar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with China. The initiative of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energetic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but the impacts of these policies are not very significant as to promoting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ose countries. Therefore，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ose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properl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vestment Government； Market； the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Political Diplomacy； Commercial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