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方位的研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创新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精准把握，也是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研判。新历史方位研判，在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思想、马克思主义东方国家“改变世界”设想等三大维度进行了当代中国化创新。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历史定位精神的当代意识自觉和科学规范，对于深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6.004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6-0023-06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研判，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断定，而且还是对马克思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马克思东方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思想、马克思东方国家“改变世界”设想的当代中国化创新。

一、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东方国家历史定位理论的当代创新

历史定位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宏大历史阶段划分：如果以劳动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历经“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和“劳动复归”三大时代;如果以人的解放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历经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或“人”的阶段、“非人”的阶段、“人的复归”三大阶段;如果以经济形态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社会形态;如果以人的自由为维度，整个人类社会会共同经历“人的依赖关系”时代、“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时代、“自由个性”时代三大阶段[2]。

马克思将19世纪的中国与印度、俄国归结为“东方的”“亚细亚的”大类并进行历史定位：“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等[5]。

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人类宏大尺度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断定，比如，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时代、产品经济时代等大时段社会性质的历史定位。二是以同一制度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的断定，比如，马克思将自然经济时代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较大时段社会制度的历史定位。三是同一社会制度内以阶段性部分质变为时段进行的社会性质的断定，比如，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6]364，就是对较小时段的社会阶段的历史定位。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不纠结于将人类前行的过程给予简单均等切割后以获得其固定不变的某一时空点的精准坐标之自然学静态直观，他所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聚焦于探寻人类前进过程中发展的质变或阶段性部分质变的起始和结束大致节点而给予历史性质的研判，从而将人类前行的历史区分为前后关联却又有着明显区别甚至是本质区别的一个个阶段，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从单纯同质的时空坐标自然学意谓中摆脱出来、从同质的社会发展量变中摆脱出来，让人们深切感知自身社会发生的阶段性部分质变或质变，给人类以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变化动态定位。马克思的历史定位，涵盖宏大层面、较大时段和较小时段等层次，给予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性质定位。前一个较大时段的历史定性为后一个较小时段的历史定性提供了一般原则和依据，而后一个较小时段的历史定位更具体、更精准，更具有时效性、灵活性、实践操作性。因此，同一宏大历史时段下的具体制度时段可以不必完全相同、同一制度时段下的各具体发展阶段不必完全相同。

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视域而言，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分类，19世纪的中国，其社会形态面临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人的发展面临着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或“人”的阶段向“非人”的阶段转换;人的劳动面临着从“自由自觉的劳动”向“异化劳动”的转换;人的自由面临着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转换。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定位。从宏大社会形态划分来說，中国已经处于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向“自由个性”转换过渡时期、从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转换过渡时期、从“异化劳动”向“劳动复归”转换过渡时期，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换过渡时期。

正像马克思对历史定位从宏大层面到较大层面、再对较大层面进一步析分一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获得社会发展的宏大时段历史定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还需要进行全面化、立体化、精准化的确认。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将温饱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坐标。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习近平提出新历史方位，是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宏大视域以及较大的制度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析分，聚焦于较小时段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在当代中国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的坐标交织中，标注出当下中国实践的典型特征，形成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脉络中特定而唯一的位段的精准定位，是马克思“历史定位”的具体化、中国化、当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研判，既坚持马克思历史定位根本精神，又深入到当代中国实践，形成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精准断定，成为当代中国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遵循。新历史方位研判，不纠结于社会枝末具象，而是寻找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关注到自身原历史方位与现实实践之间愈益明显的偏移与张力，在新实践域境下反思并重建历史方位逻辑新起点，推动中国从一个阶段性部分质变走向另一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铺就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路途。新历史方位研判，将自马克思恩格斯起始至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探索予以清醒理论自觉和科学规范，并将之应用于当下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事关东方国家历史定位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创新，充分发挥其变革中国的积极作用。

二、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东方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的当代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为西方世界开出了根治资本主义“不治之症”的共产主义药方，至于19世纪的中国等东方国家应走什么样道路，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730更为重要的是，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马克思又分析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6]825。马克思的历史定位思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多样化发展道路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落后国家现代化更大的自由选择权，有助于避免社会发展道路“西化”倾向。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沿海城市外国人开设的工厂中逐步产生了无产阶级，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逐步产生了资产阶级。及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阶级主体力量依然相当弱小。由于生产的非现代化、无产阶级相当弱小、无产阶级政党尚未成立等情况，马克思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所能做的，也只能基于当时革命形势探讨“理论上的可能性”[7]。随着中国等东方国家在20世纪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理论上的可能”被东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不断进行时代化、民族化创新。

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极不平凡，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以至于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质疑之声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着 “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的总原则，通过一系列创新性探索，找到了中国作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8]。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份额达15.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3%以上，正在从“后发优势”追赶模式下“资源型国家”“制造型国家”向“先发优势”的“创新型国家”转化，“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中华民族已经进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1]。中华民族因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实现跨越发展，中国辉煌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社会主义因中国而绽放光彩、再次鼓荡世界。

新历史方位的研判，清醒把握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性部分质变，直面中国“富起来”之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之间的张力，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立足点，探索“什么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妥善处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有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的正确道路，新历史方位研判在进一步创新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推进，中国形成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理论、道路、运动的本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新历史方位研判，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入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形势相结合，寻找到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当代密切关联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价值。新历史方位研判，不但有助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创新世界多样化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三、新历史方位研判是马克思东方国家“改变世界”设想的当代创新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改变世界的主体必须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代表者和担当者，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及方式方法随实践推进而发展变化。马克思历史定位思想可以让人类清醒地知晓自己身居何处、如何获得“改造世界”的主体资格以及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一直是世界先进生产力代表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不具备改变世界的主体资格，甚至沦为“被修理”的对象。及至19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正经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换，马克思敏锐捕捉到这一时代变化并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这给落后国家“改变世界”资格的理论以可能与鼓舞。落后国家获得“改变世界”的主体资格，是十月革命之后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推进的。但是，在西方世界话语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的覆压下，广大落后国家“改变世界”之路充满未知数。人类历史行进到当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广大落后国家如何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却是需要根据实践与时俱进推进的课题。新历史方位研判中包含着中国乃至人类“改变世界”的当代创新。

首先，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打造“改造世界”的和谐基座。资本主义是以一方剥削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质决定了它走不出全球对抗“陷阱”。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世界旧范式的崭新力量，旨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一种“改变世界”的全新模式。习近平指出，“70 年来，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12]，当代中国敏锐抓住国际格局从两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实质，顺应人类历史潮流，强调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3]。习近平明确提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13]，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4]。新历史方位包含着用协商的方式协调国际矛盾、以和平和谐方式凝聚世界最大共识这一社会主义“改变世界”的根本底色，彻底改变了世界大国“改变世界”的暴力性特征，为全人类搭建起“改造世界”的和谐基座。

其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树立起本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旗帜。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愈益成为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然而，在资本主义“改造世界”的“本国优先”视域下盛行的却是国内优先于国际的排他性的新孤立主义和新保护主义的“单赢”思路，它的“脚步”已经踏入当代，但是，“脑袋”却顽固地幻想停留在前现代社会，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霸权逻辑和霸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当代所呼唤的“改造世界”不应当停留在脱离实际的幻想、空想或道德谴责，其关键在于科学诊断出当今人类“改造世界”的困境、找到突破困境之点，才能化为人类所共同期待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实现对资本主义“改变世界”辩证否定。中国新历史方位研判所包含着的，恰恰聚焦于推进人类“改造世界”的困境，并为之谋划崭新的实践方向。

习近平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当代人类联系愈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都可能引发国际大动变，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各个国家抛开各种偏见树立整体意识，跳出各种狭隘的国家域界、意识形态域界、民族域界而从全人类的视野解决困难。新历史方位研判立足于国际普遍联系的总特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15]523。中国坚持从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中华民族的国际担当入手，不仅要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而且在多边合作中协调利益，推进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现代化成果，建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实现世界人民共同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共同发展旗帜。

再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树立起与国际社会一道建设共同家园的旗帜。资本视域贯彻着落后国家命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命运无关的理念，只能伴随着两极分化而自发“改变世界”。新历史方位研判，使中国洞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6]。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当代正处于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向共产主义“真实的共同体”转换的历史方位之中，当代世界需要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真正建构起当代现实的共同体。

新历史方位研判，把握住中华民族从“改变世界”的边缘向“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转进的历史机遇[1]，以全人类命运担当的姿态，站在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制高点，用“中国智慧”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17]，强调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世界”的权利。这一举措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改造世界”中由“强制缺位”转向全部“在场”，而且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改造世界”的共同主体，壮大了人类“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中国主张“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5]479，强调现代化成果的全球共享，以消除世界的两极分化。这一举措以“共同命运”将全球所有国家和民族真正凝聚在一起而风雨同舟、命运相连。中国主张深入推进全人类共商、共建、共享进程，以从机制上铲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举措以“共同担当”为纽带，将全人类建构成命运共当的21世纪现实版“真实的共同体”。 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上升为国际共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推动，人类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世界”的气势磅礴的洪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对东方国家“改变世界”的理论设想变成21世纪的现实，实现了马克思“真实的共同体”的当代创新。

由此可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历史方位研判，以多极化转型为国际横坐标、以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历史纵坐标，在国际视域和民族视域的有机融合中，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层逻辑转换，科学研判当代中国的典型阶段特征，科学解读当代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意义承载，全面诠释当代中国多样化发展道路价值意蕴，探究中国“改变世界”的当代内涵，实现了当代中国国内外使命担当的科学研判和精准把握。新历史方位犹如航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部分质变予以标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划出由一系列阶段性部分质变串联而成的清晰发展脉络，推动中国实践构建出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个坚实的阶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道路贯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创新，新历史方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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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67.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02）.

责任编辑：顾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