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析

内容提要 小说读者是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读者的心理需求与阅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刊刻的类型、风格、形态等等，这在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日益显著的明代小说刊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小说通俗化趋势的影响，阐述明代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合刊等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探寻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关键词 明代 通俗小说 读者阶层 刊刻形态 读者心理

作为古代小说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在明代书坊所刊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书坊与书坊主而言，读者阶层的喜好、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编撰及刊刻。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分析小说盛行的原因时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①由此可见，读者阶层的喜好以及参与传播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影响着小说作品数量与艺术水平的提高。明代万历时期谢友可介绍《国色天香》在南京刊刻的缘由时也强调读者的因素：“具劂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搜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仅仅若干篇，盖其寡也……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②因为受到读者与市场的热烈欢迎，所以金陵书坊万卷楼聘请江西文人吴敬所在旧本基础上重新编辑之后刊刻出版，以飨读者。

关于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文献资料数量较少，散见于小说序跋、识语、凡例以及相关文集、笔记之中。就明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整体来看，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对于小说传播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的研究却往往忽略。本文试图讨论明代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意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小说审美趣味、刊刻形态的关系，读者心理对小说刊刻的影响。

一、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

在论述明代通俗小说兴盛原因时，学界一般认为，明代通俗小说多应市民需要而刊，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主体不尽相同，所以，关于明代小说的读者阶层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影响，我们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美国汉学家何谷理以叙述唐朝李密故事的几部白话文学为例，阐述明清时期白话文学的读者阶层，他认为，明代围绕这一题材而创作的杂剧《魏徵改诏》、《四马投唐》是为准文盲读者阅读服务的，明朝中期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隋唐两朝志传》（成书于1550年）、《大唐秦王词话》（成书于1550年左右）等是为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服务的，17世纪出现的两部文人小说《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是为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服务的③。换言之，有明一代，小说、戏曲读者阶层的文化层次由低而高，文人群体到明代中后期才加入到小说读者队伍之中。何谷理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比较细致，这一分析对于解读李密故事的读者队伍演变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就整个明代小说的读者状况而言，笔者认为，他得出的结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材料的丰富，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成本的降低，一方面，社会民众的购买力普遍增强，另一方面，明刊书籍的价格呈下降趋势，再加上自万历中期开始，文人的小说观念得以改观，所以，从总体上看，明代通俗小说的读者阶层在不断扩大，然而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与差异并非如何谷理所划分的那样清楚。我们大约以万历中期为界，将明代分为前后两期，笔者认为，明代前后期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整体构成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上至帝王、贵族、官员，下至普通士子、下层百姓，共同构成小说的读者阶层，不同时期读者阶层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一，与前期相比，后期读者人数增加，阅读范围扩大，读者阶层的主体产生变化，也就是说，不同身份、阶层的读者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其二，前后期小说读者的阅读形式不太一致。下面，笔者试就明代通俗小说前后两期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加以阐述。

第一，在明代前期通俗小说读者群体中，“农工商贩”之类的下层读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明代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所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④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所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凡例》声称：“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句法粗俗，言辞俚野，本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⑤这里说得很清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为“俗庸”而不是为“贤君子”所编的，“以便愚庸观览”，因而句法粗俗，言辞俚野。不过，前期的小说价格较高，关于这方面的现存资料很少，明代钱希言《桐薪》卷三记载，武宗正德时期《金统残唐记》“肆中一部售五十金”⑥，此说恐不可信，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其他书籍的价格可以加以推断，例如嘉靖时刊本《李商隐诗集》六卷值四两银⑦，如此看来，小说刊本也是价格不菲，下层读者当无力购买，所以他们参与小说传播的形式主要是以听说书或以抄写、租赁等为主，真正购买小说刊本的应该不会很多。

笔者认为，从小说刊本读者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主要由中上层商人、士子构成读者主体。先说士人读者，受小说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士人阶层应该是从万历中后期才大量参与到通俗小说的编撰、评点、序跋、刊刻等活动之中，不过，在此之前，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小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⑧万历十五年金陵万卷楼所刊《国色天香》卷四《规范执中》篇标题下注释云：“此系士人立身之要。”卷五《名儒遗范》篇标题下注释云：“士大夫一日不可无此味。”可见，《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等杂志型小说选本是书坊为满足士人群体的阅读需要而编刊的。书商周曰校在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也指出：“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也。”⑨这些都表明，在17世纪之前，士人群体是小说的重要读者。

再看商人阶层。陈大康认为，嘉靖、万历朝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应该是既有钱、同时文化程度又很不高的商人⑩，笔者基本同意此说，不过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读者应以中上层的商人为主，对于小商人而言，一、二两银子甚至更高的小说价格也远远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

第二，在明代后期的读者队伍中，随着下层读者的大量介入，市民群体、商人、士子共同构成通俗小说读者群体，其中，以下层百姓的数量最多，最为引人瞩目，当为后期读者阶层的主体。崇祯间王黉《开辟衍绎叙》交代此书编刊原因时认为，对于“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惟看鉴士子，亦只识其大略”，所以编刊此书，“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故名曰《开辟衍绎》云。”(11)在这里就提到，“士”与“民”均为小说的读者。

我们根据小说序跋考察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微妙变化。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附庸愚子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2)到万历十九年，周曰校在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还嘱目于“士君子”之类的读者阶层，但是后期的《三国》刊本，如崇祯时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则两次提及“愚夫愚妇”、“愚夫妇”：“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13)“愚夫妇与是非之公矣。”从小说序跋来看，在万历中期以前，虽然也有提及“愚夫愚妇”，如《大宋武穆王演义序》(14)，不过，万历中期以后的序跋中则频繁出现这种对下层读者的称谓，如，万历末林瀚《隋唐志传序》云：“（编撰《隋唐志传》）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15)明末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云：“以此写愚夫愚妇之情者。”(16)乐舜日崇祯时撰《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称：“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17)这些都显示出明代后期大量下层读者参与到通俗小说的阅读与传播领域。

二、读者阶层与明代小说的通俗化趋势

作为明代小说读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层读者的参与对小说创作与刊刻带来深刻的影响，小说通俗化甚至俚俗化的趋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尤其是明代后期，下层市民群体逐渐成为小说读者的主体构成，加速了小说通俗化的进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称：“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18)从其编刊目的来看，注重下层读者需要，以求“嘉惠里耳”，这种创作目的推动了明代小说创作与刊刻的通俗化趋势。

从小说刊本的文体形式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按鉴创作、语言通俗的演义体小说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五杂俎》云：“《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19)这条资料说明小说拥有不同的读者阶层，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的读者具备不同的审美趣味。随着越来越多下层读者的加入，他们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必然在通俗小说刊刻中有所体现，这对演义体小说的大量刊印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万历时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所言：“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20)

从通俗小说刊本的描写重心来看，也呈现出通俗化的趋势。以明末“三言”、“二拍”等小说为例，在这些作品中，小商人、不得意的书生等市民群体占据突出的比例，蒋兴哥、卖油郎秦重、程宰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商人形象，小说描摹他们的婚姻、家庭与生活经历，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三言”、“二拍”中也有大量作品描写读书人的生活尤其是社会地位、文学修养不高的下层文人的生活。明末所刊话本小说中出现包括小商人、下层文人在内的诸多市民形象并非偶然，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由前期的中上层商人、士子而变为下层市民，作者、书坊主应对这种变化，在编刊小说过程中，注重贴近市井生活，适应市民需要，因而带来小说刊本描写重心的变化。

从小说刊本的注释（包括释义、音注等）来看，也体现出通俗化的趋势，笔者以历史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刊刻为例试加说明。先谈历史小说的刊刻。在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兴起阶段，建阳书坊主熊大木是较早参与创作与刊刻的作家与出版家，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他一人创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四部小说，分别由清白堂、清江堂、克勤斋与三台馆等书坊刻印。熊氏在小说中，普遍运用注释的方式，穿插于正文之间，有人名注、地名注、官职名称注、风俗典故注、音注、词语注等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李纲措置御金人》一节：“遣太宰张邦昌随御弟康王为质于金营。”原注：“康王者，名构，乃徽宗第九子，韦贤妃所生；为质者，做当头也。”(21)这是人名注、词语注。在熊氏注释中，有些并非疑难字，也加了注释，比如，《唐书志传》卷四第三十四节《世民计袭柏壁关唐主竟诛刘文静》：“尔兄日前饮醉至酣。”原注：“半醉也。”(22)从这里对“饮酒至酣”的注释可以看出，编刊者显然是为识字不多的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也存在类似的注释，比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卷一《郑畋大战朱全忠》：“郑畋复来搦战。”原注：“搦音诺。”卷二《安景思牧羊打虎》：“其人赶上，用手挝住虎项。”原注：“挝音查。”(23)

再以明代公案小说的刊刻为例，我们从其音注、释义等也可以判断读者阶层，如建阳刘太华明德堂万历刻《详刑公案》为“辜”、“盟”等一些不太难读的字也加上音注，卷三《赵代巡断奸杀贞妇》：“事系无辜不究。”原注：“辜音孤。”卷四《苏县尹断指腹负盟》：“（叶）荣帝悔盟。”原注：“音明。”与耕堂万历二十二年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四回《止狄青家之花妖》有注：“归宁即谓回家也。”此类注释显然也是为识字不多的读者阅读服务的，而不是为士子所做的注释。

由于下层读者的存在，读者人数的增加，无论是小说编撰者，还是刊刻者，都自觉考虑到他们的身份特点与文化程度，在小说的题材选择、文体形式、叙事艺术诸方面，注重适应下层读者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水平，从而加快了明代坊刊小说通俗化的进程。

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刊刻形态

作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产物，通俗小说刊刻的兴盛取决于市场与读者，小说的刊刻形态也受到读者阶层阅读行为的影响，对此，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分栏刊刻。早在元刊平话之中，已经出现分栏刊刻的形式，如建安虞氏所刊平话即为上图下文。明代书坊刊刻小说，分栏刊刻的形式比较常见，一般分为上、下两栏。不过，上、下两栏的内容各不相同，明代中后期金陵、建阳等地刊刻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杂志体小说，上下栏俱为文字，或收中篇文言小说，或收诗文杂类，正文中间，偶有较小的插图；约刊于万历年间的《小说传奇合刊》上栏选话本小说《李亚仙》等，下栏为传奇。这种分两栏刊刻的形式在明代小说选本中比较普遍。

就刊刻的地区而言，建阳版图书多为上下两栏，上图下文，图文结合。从通俗小说的刊刻来看，明代采取分两栏刊刻的形式比较早的当属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所刊《国色天香》，此书原有旧本，虽然“杂且乱”，但是深受读者欢迎：“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24)《国色天香》等杂志体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方面正是因为其内容之“杂”，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国色天香》的分栏刊刻的形式也是此书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这对后来的杂志体小说以及其他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带来一定的影响。

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此基础上创建上、中、下三栏的形式，上评、中图、下文，如双峰堂万历二十年刻罗贯中编次、余象乌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二年刻题罗贯中编辑《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重刊余邵鱼撰《列国志传评林》，万历刻罗贯中《三国志传评林》，都采取三栏形式。

在分栏刊刻过程中，正文之外所增设的一栏或两栏多为插图与评点，显示出书坊主对插图与评点的重视。“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也”(25)，戏曲无图，便难以得到市场与读者的欢迎，所以在刊刻中出现“曲争尚像”的现象。同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也是如此，明末所刊《玉茗堂摘评王弇州艳异编》卷首所附无瑕道人识语声称：“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评点也是为便于读者阅读而出现的，正如余象斗在刊刻其族叔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的识语中所言：“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26)署名李贽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27)评点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而搭桥者往往是书坊及书坊主。

第二，合刊。约刊于万历之际的《小说传奇合刊》就是小说、传奇的合刊本，据《小说传奇合刊》书末所题“三集下”可知至少还有一、二集。崇祯时期，建阳熊飞雄飞馆合刻《三国》、《水浒》，雄飞馆主人在《英雄谱》卷首的识语中声称：

语有之：“四美具，二难并。”言璧之贵合也。《三国》、《水浒》一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较雠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

由此观之，《英雄谱》合《三国》、《水浒》而为一书，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行为，“两刻不合，购者恨之”，于是“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

四、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

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读者心理千变万化，因而对明代通俗小说刊刻也带来各自不同的影响。尽管如此，在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之中，我们也可以探寻一些共同的特性。对于明代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的关系，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读者心理与不同类型小说的刊刻。明代通俗小说流派众多，尤其是章回小说迅速崛起并获得空前的发展。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刊刻缘起及其经过，不难发现，读者的心理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刊刻均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据明代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可知，读者喜欢历史故事，对朝代更替、贤良奸佞得失的历史题材，津津乐道，以此导致了民间说唱的兴盛与历史小说的刊刻，再加上“世俗好怪喜新”(28)，所以，说书者、小说编刊者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增加了神鬼怪异的描写，以此动人耳目，吸引听众与读者。

历史小说如此，明代中后期情色小说的刊刻也不例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领域的开放，明代中期开始，世风顿变，酒色财气之风甚浓，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就提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29)这正是当时世风的反映，同时，它也揭示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读者奢靡志淫的心理：“淫声丽色，（大雅君子）恶之而弗能弗好也。”(30)可见，喜好“淫声丽色”是人的本性之一，在礼教松弛、思想开放的明代中后期，这种禁锢于内心的情感得以放纵，《浪史》、《玉妃媚史》、《昭阳趣史》等情色小说的刊刻正是适应读者这种心理需求而大量出现的。

明末时事小说的刊刻也有力地证明了读者心理与小说刊刻之间的紧密联系。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朝政，作恶多端，崇祯即位，铲除阉党，百姓为之拍手称快，崇祯时，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比较真实地记载了这种心态：

宋文正公曰：“在国则忧其民，在野则忧其君。”野臣切在野之忧也久矣！忧君侧之奸逆，忧灾变之洊至，每思埋轮，分蹈越俎，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倏而豺狼剪除，倏而狐狸屏迹，倏而花妖月怪消形。读邸报雀跃扬休，即湖上烟景，顿增清明气象矣。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31)

读者阶层对奸臣的痛恨以及铲除阉党之后的畅快心理引发了明末诸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一批以魏阉为题材的小说刊刻热潮。

其次，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以及对时世的关注心理。在上文我们提到，《英雄谱》应读者需求而合刊，读者为什么希望《三国》、《水浒》两部小说合刊呢？笔者认为，其中既蕴涵着读者不得志的个人情怀，又发抒对时局的感慨以及浓郁的民族情感，据明代杨明琅《叙英雄谱》记载，《水浒》、《三国》同写英雄之事，一“以其地见”，一“以其时见”，英雄不遇于时，则胸中自有“如许嵚崎历落不可名言之状”，读者可借助阅读两部英雄小说，发抒自身不平之气。(32)

另外，作为明末出现的《水浒》、《三国》合刊本，还体现读者浓厚的民族情怀，杨明琅《叙英雄谱》提到“经略掌勤王之师，马部主犁庭之役”，熊飞《英雄谱弁言》也指出：“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飞鸟尚自知时，嫠妇犹勤国恤。”所谓“三经略”指明天启、崇祯年间经略辽东抗击后金（清）失利受诛或战死的杨镐、熊廷弼、袁应泰，“两开府”指在围剿农民起义军战争中自杀或被杀的杨嗣昌、孙传庭(33)。在明末充满内忧外患的特定形势下，读者既有个人不遇的感触，又有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他们希冀《三国》、《水浒》中的英雄，扭转时局，铲除不平，《英雄谱》正是适应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刊刻的。

第三，读者心理与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后续效应”。在明代不同流派小说刊刻过程中，出现诸多“后续效应”，小说刊刻中“后续效应”不能等同于小说创作中的续书现象，笔者认为，小说刊刻中的“后续效应”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对原作的翻刻；第二，续书的刊刻；第三，选本的刊刻。明代书坊大量翻刻小说，据笔者统计，仅《三国演义》就被翻刻三十多次；明刊小说选本有30种，其中书坊刊刻26种，家刻4种；小说续书的刊刻也相当普遍，《三国志演义》的续作有酉阳野史的《三国志后传》等，《西游记》的续书刊行于明末的有《续西游记》和《西游补》等，《西湖二集》之前有《西湖一集》，等等。

明代通俗小说刊刻中“后续效应”的出现与读者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冯梦龙《增广智囊补自叙》所云：“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痂者遂冀余有续刻。”(34)《智囊》一书受到广泛欢迎，于是读者希望冯氏“有续刻”，这样直接导致了《增广智囊补》一书的面世。

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多采用大团圆结局，正是顺应读者的阅读需求：“人情喜合恶离，喜顺恶逆，所以悲惨之历史，每难卒读是已。”(35)就明代通俗小说刊刻而言，采取大团圆结局的事例比较常见，如书坊主熊大木所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结局，忠奸各得其所，奸臣秦桧被冥司索命而亡，在阴间备受酷刑，忠臣岳飞则受褒奖。(36)编刊者不惜改变史实，以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读者喜欢大团圆的心理在《三国演义》续书的刊刻中间体现得尤其明显，正如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所云：

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汉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及见刘渊义子因人心思汉乃崛起西北，叙檄历汉之诏，遣使迎孝怀帝，而兵民景从云集，遂改称炎汉，建都立国，重奥继绝。虽建国不永，亦快人心。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突会刘渊，亦借秦为谕，以警后世奸雄，不过劝惩来世戒叱凶顽尔。(37)

最后，追求热闹好看，追求娱乐性，这是读者心理的重要构成，也是促成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原因之一。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亦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38)作为小说，首先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用以消遣、解闷，“以豁一时之情怀”，正因为如此，嘉靖年间，杭州书坊主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时，分别取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其用意相当明显。到明代晚期，娱乐心态在小说刊刻方面的体现，朝两极化方向推进，一种是朝“泛情”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情色小说的刊刻；一种是娱乐与教化并举，娱乐功能淡化，而教化意味增强，由此在小说刊刻中出现传统礼教复归的倾向。

明代通俗小说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非前代之所能及；读者阶层之广泛，也非前代可比。本文对明代通俗小说的读者阶层构成进行解读，分析不同时期读者阶层构成主体的演变，阐述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的通俗化趋势、小说刊刻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就读者心理对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影响加以探讨，希望通过对读者阶层的分析，阐述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了解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小说文体发展的轨迹。

*本文获以下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项目《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明代小说刊刻研究》。

①(3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第282页。

②(24)谢友可：《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据周氏万卷楼万历刊本影印《国色天香》卷首。

③何谷理：《明清白话文学的读者层辨识——个案研究》，收入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476页。

④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⑤《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

⑥钱希言：《桐薪》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一》“李商隐诗集”条：“当为明嘉靖时刊本。书为（嘉靖时人）项子京旧藏，子京有手识一条，云得此书值四两。”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3页。

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⑨周曰校：《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卷楼万历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⑩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第二章《通俗小说近二百年停滞局面的形成》，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11)王黉：《开辟衍绎叙》，崇祯时麟瑞堂刊《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卷首。

(12)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古本小说集成》据嘉靖刊本影印《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13)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崇祯五年遗香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

(14)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首。

(15)林瀚：《隋唐志传序》，万历四十七年龚绍山刊《隋唐两朝志传》卷首。

(16)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明末芥子园刻本《忠义水浒传》卷首。

(17)(31)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古本小说集成》据崇祯刊本影印《皇明中兴圣烈传》卷首。

(18)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天许斋泰昌、天启初刊《古今小说》卷首。

(19)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五《事部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313页。

(20)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刊《列国志传》卷首。

(21)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刊本。

(22)熊大木：《唐书志传》，《古本小说丛刊》据嘉靖三十二年清江堂刊本影印。

(23)《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影印。

(25)著坛：《汤义仍先生还魂记凡例》，收入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页。

(26)余象斗：《列国志传识语》，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刊《列国志传》卷首。

(27)李贽：《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转引自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清致和堂刊《云合奇踪》卷首。

(29)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尚友堂崇祯元年刊《拍案惊奇》卷首。

(32)杨明琅：《叙英雄谱》，《古本小说集成》据明雄飞馆刊本影印《二刻英雄谱》卷首。

(33)袁世硕：《二刻英雄谱·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据雄飞馆刊本影印《二刻英雄谱》卷首。

(34)冯梦龙：《增广智囊补自叙》，《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所收《增广智囊补》卷首，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35)觚庵：《觚庵漫笔》，《小说林》第一卷，收入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36)《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栖露岭诏立坟祠》、《效颦集东窗事犯》、《冥司中报应秦桧》诸节，《古本小说丛刊》据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江堂本影印。

(37)(38)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影印《三国志后传》卷首。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元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