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干”的作家
时间：2021-03-02 07:53: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文革”结束后，陆文夫二度复出。1978年《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复出之作《献身》时，陆文夫尚在距离苏州数百公里之遥的苏北“西伯利亚”射阳改造。几个月后，陆文夫回到苏州。第二年春，《献身》荣获“1978年全國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陆文夫发表了短篇小说《崔大成小记》、《特别法庭》。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小贩世家》 （后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往后的日子》、中篇小说《有人敲门》 （60年代旧作）。短篇小说《一路平安》 《春游》 《秋风起》和《唐巧娣翻身》也在这一年完稿。1980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十七年”作品集《小巷深处》。复出两年，陆文夫先后两次获全国大奖，旧作结集出版，可谓顺风顺水。
但只要稍稍注意，就不致忽略：1981年9月至1982年12月陆文夫没有发表任何小说。这颇耐人寻味a。比陆文夫复出稍晚的高晓声，此时已连续三年出版小说集，创作势头丝毫没有减弱。作为老友的陆文夫作何感想？面对作品的质与量，如何兼取？或许有读者提出过类似问题，陆文夫在一篇创作谈中着重作了回答。他说：
“我觉得第一是不能性急，切忌病急乱投医。不能幻想世界上会有一种什么方法、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一学会之后便能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不朽之著，便能‘一炮打响’。……我接触过很多写出过‘一炮打响’作品的同志，他们当时所想的并非是‘一炮打响’，而是‘一吐为快’。一炮打响是一种客观的效果，一吐为快才是主观的动机。如果主观动机想一炮打响，客观效果往往是无声无息。或者是喧嚣一时，噪音而已。写出过‘一炮打响’作品的同志，对他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始料之所未及。这倒不是说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能统一，而是因为想‘一吐为快’时才能真正吐出一点东西。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总是水。”b
陆文夫强调写作不为“一炮打响”，只求“一吐为快”，“一炮打响”不过是“一吐为快”的客观效果。这意思是说真正好的作品是有话要说、“一吐为快”的，如同血管里流出的血，与自身融为一体。却不禁要想：在那个满世界“伤痕”的文学浪潮中，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作品发表，难道真的只是无话可说？还是另有隐情？
曾经有学者认为高晓声复出时的心态是“心有余悸”。“复出后的高晓声，是时常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的，因而也时时保持着警觉。”“……使得高晓声重新握笔时总是格外小心翼翼，注意‘分寸’。他总在提醒自己，要‘包包扎扎’，要‘搞一点模糊’。这当然严重阻碍了他文学才华的发挥，也阻碍了他更真切地表现苦难和更深刻地反思历史。”c这种心态的分析更适合陆文夫。1979年初，阔别文坛二十余年的高晓声到南京望“风气”时，把《李顺大造屋》交给陆文夫，请陆提意见。陆对小说大加赞赏，但提出结尾过于黑暗，要修改成“光明的尾巴”，否则这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很难发表。陆文夫颇有先见之明。小说经修改后发表，仍遭到许多攻击。从这不难看出，陆文夫的政治嗅觉要高于高晓声。政治嗅觉高，又想要有所作为，自然更加心有余悸。
陆文夫理解这种心态，更善于表现这种心态。1980年《雨花》第1期发表的《小贩世家》描写的就是这种心态。小贩朱源达为着生存，解放后小心翼翼地做小贩生意，在历次运动中百折不挠，逐渐赢得“我”的理解和尊重。等到“文革”结束，“我”满心以为朱源达会重拾小贩生意。然而长期运动和坠入底层的磨难使朱源达后怕不已，自感做小贩低人一等，最终舍弃小贩生意，捧上了“铁饭碗”——到工厂做扫地工。另一篇小说《圈套》则将心有余悸的心态推演到极致d。主人公赵德田历经劫难后，以为迎来了生命的春天，不料想周遭遍布的是死亡陷阱。他眼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把他推向死亡，譬如吐一口血，便以为得了癌症，非得把医院的检查做了个遍才安心。一次意外，妻子施小梅把新买的痰盂套在了赵德田头上，怎么取都取不出。赵德田立马想到的是施小梅要谋财害命。于是吵架、动手。最后隔壁老太太提出送医院，才将他安抚下来。送医院途中，又冒出各种心理幻想，担心遇上“小萝卜头”，担心遇上同事，到了医院，担心简直比患了癌症还严重。在医生帮助下，痰盂终于取了下来。赵德田重见天日，却并不轻松，反而感到毛骨悚然：“病倒是没有了啊，可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哩？！”《圈套》设计奇巧，把赵德田日常生活的“患失症”表现得入木三分。
新时期初，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赵德田般的“患失症”：担心意外，害怕失去。灾难虽然过去了，但身心经过长期束缚、禁锢，脊梁压弯了，自尊萎缩了，自信摧垮了。生活的美好虽在眼前，长期小心谨慎的心理伴随怀疑、恐惧，挥之不去，甚至在某些封闭的时空中延续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身体固然是解放了，人的心却被自己缚住了。这种心有余悸的心态既是艺术的表现，更是现实的再现。
二
总括一句，长期养成的谨慎心态和目前乍暖还寒的气候使经历三起三落的陆文夫总是提着胆儿小心翼翼地创作。复出之后，陆文夫小说产量总体不高。那些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像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复出之后发表中长篇的数量远远胜过陆文夫。虽然写得不多，但陆文夫非常重视质量。也可以说，新时期初，与一些作家的埋头“苦干”相比，陆文夫更重视“巧干”。
“巧干”不是不干，是更重视排除障碍和把握机遇。参加会议被陆文夫视为观察政治动态和文艺风向的“武器”，也是“巧干”之所必需。新时期文学会议多如牛毛，很多作家深以为累。陆文夫却觉得极有必要，有时甚至到了不参加会议便会写不出来的地步。“如果顺利的话，大概到明年的春末和夏初可以结束这一个阶段计划，然后便想出去和下去走走。走也走不远，除了多访问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以外，转来转去还是在苏州。我很喜爱这个城市，也很熟悉这个城市，我觉得我离开了苏州便写不出东西，但是不出去走走，不适当地参加一些活动也写不出东西。今年的上半年，从参加全国文代会以后，我参加了不少会议，这些会议虽然耽误了一些创作的时间，但也很有收益，使我思考和明确了一些问题。要不然，目前手中的工作也是无法进行的。”e这段话摘自陆文夫写给《文艺报》编辑部的回信，看起来漫不经心，实际上透露出许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