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
时间：2021-04-18 07:52: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明太祖起身寒微，驱逐元朝，建立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堪与他相比，他创业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而且特别着重一反元朝剥削江南、以奉养塞北的政策。因此，朱明初期的“我”“他”对立，非常明显。这一分野，无疑是放在族群上的分界线。
明军北伐，追奔逐北，徐达扫平大漠南北，蓝玉直捣捕鱼儿海。但是明太祖似乎以为天限南北，中国不必有草原。于是，明军班师，元朝残余势力，并未消灭，北元或后元仍在草原，延续甚久，长为明朝边患，到俺答老年，蒙古方才真的向明廷称臣。
明代非常注意边防。徐达督工，修筑长城，自甘肃嘉峪关到辽东山海关，长城蜿蜒山谷，连绵不断。今日中外人士常指称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修筑，其实，今天大家所见的长城，是明代的边墙。自西往东，边墙连绵不断，甚至在陡峭的山壁上，还有矮矮的女墙，垂直悬挂，只为了不留一处缺口。万历年间，戚继光在南北海岸线也修筑边墙，山海关的老龙头伸入海中，山东登莱海滨，也有明城遗迹。福建、浙江的海岸，都是岩岸，戚继光也筑了边墙。
秦汉的长城，其实是一处一处以坞堡障塞及壕沟互相呼应的防御工事，有一定的纵深；彼此之间，也有空旷的瓯脱，内外可以相通。在观念上，长城既是边防，也是双方相接之处。明代连绵不断的边墙，在观念上则是隔绝内外的界限。明军只守边，罕见出关袭击。这一心理，即是“我”“他”的绝对隔绝；相对于唐代的“天可汗”观念，明人已经不再自我期许为普世天下的共主。中国只是中国，不是天下世界的中心。
当时的实际情势，也是如此。北边有长城，西边出了河西走廊，新疆哈密以西，还是蒙古若干宗王的大小汗国，明代号令不能到。乌斯藏（西藏）的大小首领，在元朝覆亡后，大都取得明廷颁发的印信，然而他们与北元的关系，由于都尊信喇嘛教，彼此往来密切；他们与明廷之间，朝贡也不很频繁。东边辽东边外，有许多后来称为“满洲”的女真族群，虽有中国颁赐的名衔，其实是独立的部族，颇似唐代的羁縻州府。辽东边外，颇多汉人迁徙居住，其地位是不内不外的模糊地带。这些山海关外的汉人，于满洲崛起后，大多为满洲掳为汉军，跟着满洲人入关征讨。南方的安南（交趾）、暹罗及中南半岛上的小国，都向明廷朝贡不断。然而安南的内乱，明廷曾图干预，却因干预失败，只得睁一眼闭一眼，承认安南国王黎氏篡窃的政权。
在海外，日本已经坐大，时时有意侵略朝鲜半岛，朝鲜政府求援于明廷，中国出兵援朝，击败日本。这是明代惟一可称为东亚霸主的行动。琉球的中山国，有一部分国民是中国迁过去的移民，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对于中国十分友好，也承认中国为宗主；然而，中山紧邻日本，日本近，中国远，中山两属于中国与日本，却瞒着中国，不瞒日本！由以上诸事可以观见，明代中国，并不能如同汉唐，执东亚国际的牛耳。
明代有几件涉外的大事：郑和多次下西洋，英宗被蒙古俘虏的土木堡之变，嘉靖东南倭寇之乱，及万历时援朝击退日本。
郑和远航一幕，明廷动机安在，至今难有定论。但当时正是蒙兀儿帝国初起，帖木儿曾有大举攻击中国的计划；嗣后因为帖木儿死亡，遂未发生两个大帝国的大冲突。我以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终点都在印度西侧的海域；同时，明廷多次派遣使团，结好帖木儿在中国中亚的继承者，明廷又派遣中使探寻由乌斯藏南下印度，及由云南经过缅甸进入印度的途径。看来永乐帝的方略是一方面保持和平，另一方面也搜集信息，准备由南方及海上牵制蒙兀儿帝国。英宗被也先俘虏，赖于谦镇静对付，蒙古送回英宗。固然明代已经没有北伐的实力，明代也没有改守为攻的打算；明代对北元，似乎只在划疆而守。
嘉靖年间，倭寇骚乱东南，明廷平息倭乱，劳民伤财，颇为费力。这些所谓倭寇，其实有相当成分是中国的海上不法集团，纠结日本九州岛藩侯及无所归属的日本浪人，在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走私。然而，当时朝野，还是认为这些活动是日本人为主体。万历时，日本丰臣秀吉（1537年至1598年）在建立了日本国内的霸权后，出兵侵略朝鲜，其实也是他经略中国大计的第一步。明廷未必知道丰臣秀吉的野心及其征服东亚大陆的终极目标，然而中国对于倭乱已有戒心，于是朝鲜求援，中国立刻两次发兵援助朝鲜，抵抗日本。日军败退，丰臣也死了。中朝两国损失不少，两国主将都捐躯阵亡。将倭乱与援朝两事合在一起看，中国是以援朝预防日本再起侵略祸心，乃是以攻为守战略。
这四件大事，都指向一个形势，明代没有建构如同汉唐一样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国家，明代时的中国只想安于东亚列国中的大国。
惟有在西南部，今日滇黔地区，明代相当有效地化“他”为“我”，融合了当地的少数族群，与汉人和谐共存。从沐英到沐天波，沐氏世镇西南，与明代同始同终。西南族群首领，曾接受元朝宣抚使、宣慰使虚衔，事实上都是自治的独立单位。明廷继承了这一传统，土司有十足的自主权力。只是，沐英带去的军队后裔，留在西南，湖广的移民不断，充军西南的贬谪人犯也在西南长养子孙，大多不再还乡。于是汉人人口增加，涵化少数族群的效应遂大为可观。甚至许多土司，会自诩是沐家兵将的后代，忘记了自己的祖源。明代西南的化“他”为“我”，实为唐代以后未见，也为清代在西南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条件。
明廷统治中国的行政系统，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汉代模式相似，而又不相同。明代地方官制，一改宋代的多头领导与元朝的杂乱，其规划颇似汉制。府、州、县的行政机制不差，行省以布政使为主，再有巡按御史职司监察，有事时，则有总督、巡抚综持大权。而且，明代的官吏，除了太祖朝以外，几乎全是科举出身的儒生，有相当的同质性。各地卫所，只是世袭军籍的管理单位，明代并没有驻军长官干涉民政的现象。明代的问题，在宦官干政。明成祖以后，君主信任宦官，不论军政、民政机构，常有宦官监军、专权。各地又有直接的宫中派宦官管理的特殊产品的生产（如茶、盐、酒），官家作坊（如织棉、烧瓷……）及特种税赋（如市舶、关津）等诸项单位，这些驻在外地的宦官，经常干扰地方政务。因此，明代统治机制，即因为权力核心的君权，借手宦官，不仅有司礼监公然篡窃了票拟大权，也因为各地宦官的插手，破坏了中央与地方建制的呼应效应。明代地方没有脱离开中央，大概是由于地方没有兵权，遂未出现东汉州部掌握了资源、演变为诸侯割据的现象。
在文化层面，朱子的理学是明代的正统。孟子所说君臣相对定位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以及“诛独夫”不是弑君等理论（《孟子·梁惠王下》），明太祖甚为不满，删节《孟子》章句。朱子理学的人伦纲纪，都正符合专制政权要求的稳定秩序。因此，明代科举的考题及“标准答案”，都是依朱子诠释的理学系统。在科举制约下，儒学的正统，与政治的威权，互相支撑。不但明代如此，清代也承接这一正统，不因时代转移而有所更易——这是文化领域主流的“我者”。
“正统”本身，即不免僵化，更何况仗政治威权护持的“正统”！在明代，挑战朱子理学的“他者”，是王阳明（1472年至1529年）发展的心学。朱熹在世时，陆象山即倡异议，以为宇宙在我心，我心即宇宙，而不同意朱学的“道”为绝对的本体。朱陆异同，乃是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即是陆学的系统化。当朱学正盛时，陈献章（即陈白沙，1428年至1500年）已提出“宇宙在我”，颇类似陆学的以心为本体。明代晚朝，王学兴盛，而且与佛教禅宗互相渗透，席卷中国的思想界。这一“他者”，成为一时显学，与政权护持的朱学，俨然分庭抗礼。王学传到日本，竟可说是彼邦的主流思想。王学的唯心论，发展至极，遂有反弹。明末黄宗羲（1610年至1695年）、顾炎武（1613年至1682年）等人遂提倡实学，以救高谈心性之弊。清代乾嘉的汉学，则是以考证找回经典的原貌，也是对于理学与心学的反弹。
从宋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浪涛激荡，往来回复，北宋道学之兴，是以儒家吸纳道释，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扩大了儒家六合（指天地四方）之外存而不论的境界。王安石变法，以其新解，标榜儒家的“外王”传统，以安生民为己任。朱熹的理学，揭出“内圣”的部分，以安顿自己为渐进于“外王”的必要条件。朱子在世时，为当时政权斥为伪学，“伪学”却在明代占了正统的地位，遂有王学挑战朱学，由正统以外的“他者”，夺下了正统的半壁江山。这一发展的大势，可说是中国思想史辩证的过程。
儒学整体而论，纵然有内部的波折，终究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流。这一主流，也难免有“他者”挑战。明代的民间信仰，有摩尼教、本土化的明教，再加上民间巫觋信仰及其取汲儒道释的资源，遂有常为官方统称为“白莲教”的许多民间宗派，如斋教、罗祖教、三阶教等，不一而足。这些教派、教义常常互相渗透，平时结合为民间的集会，又不断借“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等等救世主来临及历劫的期待，聚众起兵。明清两代民间宗教兴旺，此起彼伏，或分或合，实是反映民间另有一个长时期存在的“他者”思想体系，不但挑战政权，也挑战儒家与上层佛道形成的主流思想。
自从大洋航道开通，天主教传入中国。一般教科书，都会提到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带来了西方思想，却难得有人注意道明会及方济会传教士在东南、华南沿海的活动。我们也必须理解，耶稣会士，很多是博学的学者，在介绍西方文化时，常有所选择与规避。为了迎合中国人已有的观念，他们甚至扭曲了天主教的教义，将中国《书经》《诗经》中的上帝，比附天主教的至上至高的独一真神。又如，耶稣会士带来中国的西方天文历算，对于中国的历法影响极大。但是他们不愿介绍太阳中心论的哥白尼天文学，却只是介绍了迁就地球中心论的第谷天文学。然而，无论如何，这些西方学者带来的知识，为若干中国知识分子（例如徐光启、方以智）开启了中国知识系统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耶稣会士迻译基督教教义的偏差，被方济会与道明会的传教士向教廷告发，终于引发了清代康熙时的礼仪之争。整体言之，耶稣会士引进西方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可是也必须承认其一定程度的局限。
较之宋代，明代的文化活动，扩大到民间，不再限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例如戏曲、说唱、民俗艺术等，都颇为蓬勃兴旺，即使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也呈现多极性。唐宋文章，大体仍是文以载道，明代的小品散文（如归有光），则是从日常生活发抒性灵。大幅山水的绘画外，明代的扇面、斗方，也像散文，可称为绘事的小品。综合言之，明代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既是从正统形式开拓了自由，尤其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也反映了一般生活质量的提升。
南北统一，国内秩序基本稳定，明代的全国性交换网络已经恢复；大洋航路开通，新大陆的白银输入，瓷器、绵帛外销中东与欧洲的数量增加，中国南方经济繁荣。中国的经济网络遂与全球网络挂钩。中国不能再自囿于中国，甚至东亚经济，或亚洲经济圈，也已不能自足，一个全球化网络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中国在这一国际网络中，受惠于外贸的长期顺差，却也在国际性海商活动中承受了其中恶劣的一部分：国际走私集团，以日本浪人为主体，加上中国与其他国际海商，亦即历史上“倭寇”的骚扰。无论受惠，抑是蒙受灾害，明代的中国已卷入了全球的经济大网。
总而言之，虽然明代的中国自以为是另一次天下国家，实际上，中国已是列国体制中的一员；中国不能降伏蒙古，还是必须与北元及蒙兀儿帝国周旋，也必须在日本朝鲜之间，以战争与和平，寻求西太平洋的平衡。在东南亚，中国公私参与，都远多于过去的朝代。郑和多次远征，却没有为明廷开拓海上帝国，中国沿海及百姓的海上活动，相当频繁，移居东南亚的人口也不少。中国官方常将这些外移人口视为叛逃的弃民，抓回来惩罚，却没有凭借这些民间活动建立太平洋霸权。我们曾以“我—他”关系讨论列代内外诸种网络的变化；明代变化的模式，当在唐宋之间，不如唐代开张，也并不像宋代内敛。当时的中国，并不坚持“我者”，也不抗拒“他者”，中国正在学习自存于世界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