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悲歌，在荣光的裂缝间响起
时间：2020-08-14 07:55: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明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率领27000多人组成的船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远航。郑和“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从1405至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随行人员都在27000人以上。
1519年8月10日，麦哲伦率领270人的船队从西班牙出发，绕过南美洲，发现麦哲伦海峡，然后横渡太平洋。1521年麦哲伦在菲律宾被杀，但他的船队依然继续西航，1522年9月6日回到西班牙时，船上只剩下18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在中国海事的巅峰之时，明代2万多人的航海船队，麦哲伦的舰队只有200多人，但论历史性的成就，前者远远不如后者。为什么两万人败给了两百人呢?
郑和下西洋的终极且的是什么?
2005年，英国作家加文·孟席斯在其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为郑和想象了一个震烁古今的大故事，他声称郑和航海超越了哥伦布和麦哲伦，最早发现了美洲、澳洲、南极等。可许多中国人并不太相信这个故事，以至于造成了“冷场”的尴尬局面——学者热，百姓冷。
实际上，不只是今人，我们的祖先对郑和的兴趣也是不大的。不过，古人对郑和的冷淡与今人对郑和的冷淡，在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古人虽然喜欢拥有许多朝贡国，但对那些属于“四海”的遥远的朝贡国并没有实质性兴趣，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想去征服、占领和殖民，只是希望他们来朝，不来也无所谓，因此，郑和的成就也就不会被特别重视。而今天对郑和冷淡的人们，则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对古代中国的那种“天朝上国”的“宣化”态度非常反感；另一种是对那种华而不实的出游式访问不满意，觉得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去征服和殖民是愚蠢的。
我们必须承认，郑和的实际成就和功效对世界和中国都关系不那么大。这就要从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的说起。
关于郑和下西洋有很多说法，《明史·郑和传》中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而郑和率领的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惠帝”这个人，即朱橡通过四年战争推翻的建文帝朱允炆。
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而且，据《明实录》中载，朱棣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却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标明了朱允炆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的政权合法性，只要朱允炆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那方玉玺本身就是“政权”，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多，这让朱棣怎能释怀?
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底，郑和的朋友、太监李挺受朱棣之命，开始侦察朱允炆的踪迹，沿着线索追踪到了福建泉州。
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泉州就已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在这里能够见到各种肤色的商人，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海上经历。泉州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告诉李挺，先一年年底有两位从内地来的僧人，踏上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出海。于是李挺相信，建文帝很可能迫于在国内已无处落脚，而逃往国外求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海天茫茫，他到底要去往哪里?
逃亡的朱允炆，以及那艘可能存在的阿位伯商船，将朱棣的目光牵向远方。
顾起元在其1628年编纂的《客座赘语》中透露，在1465年到1487年间，朝廷下令在国家档案馆中查找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并由兵部侍郎刘大夏负责将它们焚毁。也是从那时起，郑和就永远缄口不言了。为什么要焚毁档案?不正因为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宫廷秘闻吗?
《明史·郑和传》里有一句话：“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个“且”，表明“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其实只是附带或者附属而已。可见朱棣们的第一目的也即终极目的，仍然是寻找追杀建文帝。实际上，历史上的朱棣们为保卫自己的皇帝之位，从来就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在这方面从不怜惜任何物力和财力，更何况朱棣的帝王之位是“篡位”，是巧取豪夺，来得是名不正言不顺!
目的的渺小，导致了成果的渺小；目的的卑微，导致了成果的卑微。从一出发起，这一终极目标便注定了郑和迈不出更远的步伐。
那么，麦哲伦环球航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去东方寻找香料群岛，传说那里神奇的热带风光十分美丽，还有数不尽的财富。”他的计划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批准，国王与他签署了远洋探航协定。按照协定，麦哲伦被任命为探险队的首领，所率船队的船只由国家提供，航海费用由国家负担。探险过程发现的任何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麦哲伦充任总督，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所有。
这样，带着追求土地与财富的梦想，麦哲伦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原先割裂的世界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相互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而长于宫廷争斗、陷于权柄之中的中国，其海洋梦便注定走向终结。
征帆停航的真正原因
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重新搞起朱元璋实行的海禁政策，实行“罢宝船弊政”，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征帆停航，从此海不扬波，宝船腐烂在港湾，而中国也由此开始了近500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曾经象征了中国繁荣强盛的郑和航海活动，成了中华帝国全面衰弱的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的一道明亮的回光返照，成为中国历史悲剧的前奏。
郑和航海被迫停止，内在原因在于经济。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富有四海，对小国、臣下、蛮夷自然要“薄来厚往”，“赐”的物品一定要比对方“贡”的更多，更好，更值钱，更体面。中国当时实行的政策叫“厚往薄来”，就是我到你那儿去，我带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财物给你，而从你那儿取来的东西很少很少。这个思想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来的，明成祖朱棣仍然坚持了这个思想，所以郑和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大量的赏赐。郑和进行的这类“朝贡贸易”，带出去的是金银财宝、古玩文物、丝绸、茶叶、瓷器，带回来的或由各国使者随后“进贡”的，是对普通百姓毫无用处，或者根本无权享用的福鹿(长颈鹿)、狮子、珍珠、宝石、沉香、苏木、胡椒等。因此，“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民众的负担就越重，政府的开支就越紧。
郑和舰队开展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可是，这种贸易却忘记了最核心的商业原则——追求效益和等价交换。有一次，郑和船队回国，带回了大量的胡椒，国库盛不下了，明成祖只有分赏给文武大臣，而大臣们拿胡椒也没什么用处。结果，付出了大量的瓷器、丝绸，交换回来的只是北京城弥留不散的胡椒味儿。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广志绎》)据此可知，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600万两。
无论是大修长城，还是兴建故宫，以及郑和下西洋，明成祖朱棣的这些大举措，不被封建小农经济所能容纳和自我吸收，耗费国力，是只进不出的“面子”工程。朱棣晚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封建中国实际上已经承担不了郑和下西洋的成本费用，朱棣只好下旨告停。明宣宗即位后，虽然也想沾沾成祖的风光，操办了两次郑和下西洋，可惜，最后，还是受国力所限，被迫告停。其后数百年，即使清康乾盛世时期，也没有举办过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举措。很久以来，人们把郑和航海的夭折，归罪于封建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其实，这是错误的。即使明清开放，郑和航行这种大举措也注定难以为继，实际上，无论哪个大国都没有这样的实力，在不遵循经济贸易原则的前提下，用一味无休止的赏赐来博取政治上的虚名，这只会带来国民经济的巨大损伤。
海洋荣光下的人文短缺
郑和和哥伦布、达一伽马、麦哲伦的根本区别在于，郑和是国家行为，而其他人只是个人行为或者以个人行为为主；郑和实现的是基于宫廷争斗的忠君之心和纯粹赏赐的天朝恩宠之心，而其他人则是基于冒险投机的商业精神，因此，我们发现，郑和航行虽然能够举全国之物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效率低下、违背商业法则、内部经营混乱、财务审计形同虚设，这样的机制，这样的实体，即使能够“走出去”，可是依然难以持久，大投资、大投入、大运作，交换回来的却是大失败、大亏损。在这个角度，郑和倒像是个某大型国企的CEO，辛辛苦苦，漂洋过海，走出去，不遗余力，可是，效果总是不理想。康熙乾隆时代，虽国力复兴，却依然对跨洋远航无动于衷，就是因为看到了郑和下西洋给明代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亏空，才不愿意搞下去。
为什么20000人败给了200人?原因就是人文的较量，不倡导民间的创新精神，不倡导开放型的冒险精神，仅仅靠着封建国家的推动，实现历史性的人文飞跃，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