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陶器的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史、考古文献的梳理，将学界对于中国陶器起源及早期发展的探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回顾；并指出早期陶器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认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有利于中国早期陶器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国，早期陶器，研究回顾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archaeological records, the author divides the research procession of Chinese pottery"s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he considers that an integrative study by the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ill make for the study on early pottery in China.

Key words：China，Early pottery， review

陶器和古代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无不承载着多方面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考古学家一直把对陶器的研究作为复原古代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比起其他种类的物质遗存，陶器可以为考古学家探究过去提供最为丰富也最具启发意义的信息资源{1}。

陶器的出现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重大事件之一。开始使用陶器标志着人类懂得了将水、火和粘土三种物质有机的结合起来。“学会烧制陶器或许是人类对化学变化的最早的有意识的应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2}。陶器起源与农业起源、定居生活的开始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些学者还把陶器作为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标准；甚至还有学者呼吁所谓“陶器时代”{3}。近几十年来，对于陶器起源及其早期阶段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考古学、史前史、科技史、年代学、环境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普遍重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关于世界最早阶段陶器的探索也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就有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斯洛文尼亚等国在内的多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围绕此主题展开。在这些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就各个地区的新发现、陶器出现的机制、陶器与定居的关系、陶器与农业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早期陶器与新石器化进程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4}。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陶器起源是多中心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制陶的地区之一{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前，这类遗存在北方的北京附近和南方的南岭一带已呈集群分布的势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陶器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通过对历史、考古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者对于陶器起源及早期发展的探索一直在进行。本文拟就中国早期陶器研究的简史进行回顾，并就早期陶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目前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最早阶段陶器的发现状况，并联系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时段的划分，本文将“早期”陶器界定为早于公元前7000年（即据今约9000年前）的陶器遗存。

一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陶器的发明在中国古代文献很早中就有记载。不过在古代，凡是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把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如《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里就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说：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说：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斧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说：《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宁封子说：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其名著《古代社会》{6}一书中对制陶术发明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后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根据摩尔根所讲的内容，对制陶术的发明作了概括的叙述：“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7}”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于中国陶器的发明及其早期发展真正进行科学研究则要到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才得以开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陶器起源等问题的探讨逐步趋于客观和科学。梳理众多的考古记录与研究文章，我们可将这一探讨过程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末。这一时期前一阶段主要是对于陶器起源的关注，如安志敏{8}、孟昭林{9}、吴震{10}等学者的相关论述。不过这些文章在谈及陶器起源时主要集中于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领会、阐释以及一些民族学方面的例证。后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80年代末，学术界在关于陶器起源问题的认识上，除一些学者仍然在阐释和补充恩格斯的观点外{11}，广东翁源（现属英德市）青塘{12}、江西万年仙人洞{13}、广西桂林甑皮岩{14}、柳州大龙潭鲤鱼嘴{15}、江苏溧水神仙洞{16}等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始为学术界讨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早期陶器遗存提供了实物资料，一些学者对华南地区出土的早期陶器的特征（质地、颜色、器型、纹饰及烧制火候等）也做了初步分析{17}。不过囿于资料太少和发掘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测年技术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不深入。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随着逐步增多的早期陶器遗存的发现，对于早期陶器的探讨逐步深入。这一时期新发现和再次发掘的包含早期陶器遗存的遗址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8}、北京怀柔转年{19}、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20}、湖南道县玉蟾岩{21}等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早期陶器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南庄头、转年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有了初步了解。围绕这些重要发现，学术界展开深入的讨论。研究文章一方面是就单个遗址的个案分析，如金家广等就南庄头遗址的文章{22}及仙人洞与玉蟾岩遗址的相关研究文章等。另一方面，随着早期陶器遗存数量的增多，学者们得以就陶器的制作等方面进行考察，如牟永抗{23}、俞伟超{24}先后探讨了陶器的制作方法；李家治{25}等人则从科技的角度切入，分析陶器的成分、结构和烧成温度，并就陶器起源提出他们的认识。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时期重要的发现有河北阳原于家沟{26}、北京门头沟东胡林{27}、浙江浦江上山{28}、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再次发掘{29}等。由于有大量资料的积累，学术界对于早期陶器的探讨更趋深入，讨论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了单个遗址的分析外，这一阶段学者们可以就早期陶器问题进行更多的对比研究，严文明{30}、赵朝洪{31}、陈星灿{32}、朱延平{33}、张弛{34}、朱乃诚{35}、王昌燧{36}等学者都有相关文章论及早期陶器。一些遗址还从实验考古的角度对陶器的制作进行探索{37}。汪海宁{38}、李浪林{39}和王涛{40}还以中国早期陶器或相关问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论著及文集{41}亦有不少文章涉及到与此相关内容。另外，常伟{42}、汪海宁{43}、秦小丽{44}、刘莉{45}等人介绍了国外关于陶器研究的理论或方法，并结合国内的情况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与此同时，就单个遗址的分析也更加深入，除了就遗物本身的讨论外，对遗址环境的考察也逐步开展，如夏正楷、周昆叔、李月丛{46}等都就遗址内自然遗存所反映的环境信息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人地关系，从更宽广的角度为这一时期人类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

综上所述，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就中国早期陶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为全面梳理整个中国已有的早期陶器遗存资料作全面的分析探讨提供了可能。

二

尽管上述诸多学者著文研究中国早期陶器及相关问题，但限于客观条件，如目前发现的资料总量仍然较少，可供观摩的实物有限，并且尚未进行有关陶器的模拟试验等，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想将目前早期陶器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以期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

陶器是考古学家所面对的最丰富的考古遗物之一，它包含了多方面、多层面的古代文化信息{47}。然而我国对于陶器的关注视角较为单一，主要体现在长期以来，陶器尤其是史前陶器除了被视为一种生活用品加以整理描述外，它的主要作用主要在于通过类型区分来帮助建立考古文化的时空框架，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则关注的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早期陶器的研究深入不够。

首先，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而这在早期陶器的研究应用上明显不如其他时段的陶制品研究对象。从现有资料来看，自旧石器晚期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连续地层少之又少；陶制品多为陶器碎片，罕见可复原的完整陶器，这使得以往依靠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获得文化遗存相对年代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捉襟见肘，很难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其次，陶器作为一种文化遗物，是和石器、骨器等人工制成品和其他自然遗存共同组成古代人类生存所依托的整体的，而现有的早期阶段遗存的研究对人类遗存整体性的关注并不是很多。这当然与早期阶段考古资料的特殊性有关，其实也与考古学学科的现状有关。早期陶器发现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之中，这类遗址目前发现的本来就不多，加上每个遗址的包含物往往差别较大，这样作为对比研究的客观基础相对就要薄弱一些。同时，囿于目前学科部类的划分，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学者之间有时缺少密切合作与资源的有机整合，也使得对早期遗存的综合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陶器同时也是陶瓷科技工作者重要的研究对象。从陶瓷学角度来看, 我国的陶瓷学者传统上把着重点放在瓷器上，史前陶器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陶器作为考古学界和古陶瓷科技方面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对它的定义竟然找不到比较科学准确的说法{48}。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古学和陶瓷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沟通较少，对早期陶器的关注不够。

现有的应用于早期陶器的科学分析手段也不是很多。主要有陶器的成份分析、晶相分析、烧成温度的测定等，但一般也是考古工作者提供材料，科技工作者出实验结果。这样，双方的参与都不是很深入，彼此的了解也比较少。这当然不利于早期陶器的研究。

其实还有很多科技手段可以用于早期陶器的研究{49}，如用于分析陶器制作工艺的X光照相分析技术，研究陶器上面残留物的脂肪酸分析、植硅体分析以及淀粉粒分析等等。这些科技手段对于早期陶器制作、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十分有力的证据或补充说明。

至于早期陶器年代测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则需要考古和年代学工作者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有针对性地解决研究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如取样方法、样品本身的要求，测试技术问题及树轮校正问题等等。

总之，现有的中国早期陶器的研究在考古学等领域学者的努力之下，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我们盼望更多的与早期陶器相关的考古新发现，期待已有发掘资料的尽快刊布。更重要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最后以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I may be wrong and you may be right, and by an effort, we may get nearer to the truth. （我也许错了，你也许对了；但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也许会向真理更近一些{50}。）

注释：

{1} Charles Redman, Foreword, in Approaches to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by Carla Sinopoli.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1, 第1页。

{2} 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3} 李作智：《应当为“新石器时代”正名――兼论“陶器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第17-2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王涛：《国外早期陶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

{5} 王涛：《中国早期陶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安志敏：《陶器》，《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期。

{9} 孟昭林：《关于陶器起源的商榷》，《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10} 吴震：《我对陶器起源的看法》，《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11} a.孙淼：《我国的陶器起源于何时》，《文物天地》1985年第1期；b.刘敦愿：《恩格斯陶器起源说新证》，《文史哲》1987年第5期。

{1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13} a.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b.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15} 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16} a.葛治功：《溧水神仙洞一万年前陶片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b.鞠魁祥：《江苏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研究》，《火山地质与矿产》2001年总第22卷第3号。

{17} a.彭适凡：《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b.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文物集刊》第3集，1981年；c.邱立诚：《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18}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19} 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

{20} 张弛、刘诗中：《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号。

{21}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号。

{22} a.金家广、徐浩生：《浅议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考古》1992年第11期；b.金家广、徐浩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南庄头的发现与思考》，《文物春秋》1994年第1期。

{23} 牟永抗：《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术的若干问题》，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第1~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 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第228~238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后加一补记和草图，收入《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77~8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5} 李家治、张志刚、邓泽群、梁宝鎏：《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研究——兼论中国陶器起源》，《考古》1996年第5期。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15日。

{27} a.赵朝洪、郁金城、王涛：《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9日；b.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石器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c. 赵朝洪、王涛等：《北京东胡林遗址发掘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一版；d.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赵朝洪执笔）：《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30} 严文明：《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31} a.赵朝洪、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年代测定及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陶瓷学报》第21卷第4期，2000年；b.赵朝洪、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上册，第95~104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 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关于最早陶器的一些问题》，徐钦琦、谢飞、王建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祝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33} 朱延平：《中国陶器起源阶段及相关问题》，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

{34} 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35} 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36} 王昌燧等：《早期陶器刍议》，《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5日。

{37} 如顶蛳山遗址和甑皮岩遗址都进行过有关陶器制作的模拟实验。《桂林甑皮岩》报告中就列出专门章节记述陶器制作和施纹实验。

{38} Haining Wang, 1999. Early Pottery in China: 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ta from Eight Site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he Graduate Schoo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39} 李浪林：《中国新石器时代形成过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40} 王涛：《中国早期陶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41} a.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b.《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2} 常伟编译：《国外陶器、陶制品分析发法及其它》，《博物馆研究》1988年第4期。

{43} 汪海宁：《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44} 秦小丽：《陶器研究方法论－以恢复社会生活为目的的陶器研究方法》，《中国史前考古学－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旦文集》，第417~435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45} 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等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2~42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46} a.夏正楷等：《我国北方泥河湾盆地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环境背景》，《中国科学》2001年5月 31卷5期，第393~400页；b.夏正楷等：《黄河中游地区末次冰消期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气候背景》，《科学通报》2001年7月46卷14期，第1204~1208页；c.周昆叔：《华北全新世下界不整合与新石器早期文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42~1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d.李月从等：《南庄头遗址的古植被和古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0年8月20卷3期，第23~30页；e.李月从等：《白洋淀地区古环境变迁与史前文化》，《同济大学学报》2000年12月第11卷 4期，第22~27页。

{47} 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文德安：《北美考古学陶器分析的几种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667~6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8} 笔者曾就陶器的定义请教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清华大学材料科学系及西北轻工业学院陶瓷系的专家学者，他们说法各异，相关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也语焉不详，对于“陶器”一词没有统一的认定，具体参见王涛：《中国早期陶器研究》第2页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49} 更多的方法可以参见汪海宁：《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50} 参见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转引自陈天极、许倬云、关子尹主编：《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第3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责任编辑：周钰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