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簿记改良倡导者:徐永祚

徐永祚（1891～1959年），又名玉书，男，浙江省海宁市人。教授，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会计实务专家。现金收付记账法的创立者，中式簿记改良的主要代表人物，民国时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者，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第1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会代表。

一、个人生平简介

徐永祚，1891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七年重阳节）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金石墩（今海宁市祝场乡）一个工商地主家庭。幼时丧母，少时就读于当时最早的新制小学校——海宁川城达才高等小学堂，后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现杭州市第1中学）修读中学课业。稍晚进入由梁启超先生为校长的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科苦读4年，主修经济学，侧重会计学，尤以银行会计为专长，为一生从事会计师工作和推行中式簿记改良奠定了基础。

1915年（民国四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中国银行担任练习生。后经张公权（1889年～1979年，金融学家）先生保荐，回母校任银行科教员，担任《银行周报》主编。业余之暇，撰写论著，介绍西式借贷簿记原理与应用及国外会计师业务和社会功能；并在该报上辟一会计研究专栏，商讨改良簿记之事，由此立志会计师事业及中式簿记改良。1917年，辞去上海的职务，复入天津中国银行任职。不久，因“六君子”事件，被误捕入狱，保释后辞去银行职务返沪。1919年，上海市证券行成立前，受聘拟订业务规程、会计制度和培训会计。翌年，交易所开业，出任会计科长。

1921年，辞去公职，取得北京政府颁发的会计师执照，在上海与闻亦有先生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抗战时改称正明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式簿记改良事业。20世纪20年代，受聘担任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会计学教授。1923年起，出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会名誉顾问。1924年4月，与吴应图徐广德、俞希稷和熊宝荪先生等7人一道发起，于次年3月成立全国第1个会计师专业团体——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1927年更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同年，受聘担任北京政府审计院设计委员。

1933年1月，创办《会计杂志》月刊及会计人员训练班，出版《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在中国商界和会计界掀起中式簿记的改良浪潮。5月，参加由知名教授和会计师联合发起，在南京成立的由杨汝梅（予戒）、张心澄、陈其祥（会计学家，曾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会计处长）任常务理事的中国计政学会，当选为理事。1934年，与卫挺生、潘序伦、奚玉书、吴世瑞、邹曾侯、任应钟、闻亦有、蒋一贯、安绍芸、杨汝梅（众先）、雍家源、顾询、钱乃澄、李鸿寿、许敦楷等51人发起，于同年11月18日在南京中央路560号成立中国会计学社，并担任理事。

1936年，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社会知名人士抗日大计商议会。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后，参加上海抗敌后援会，义务担任总会计。因经手上海人民支援前线的捐献财物的进出证件和账册，被日本侵略军逮捕监禁，后经多方营救获释。1941年，为抵制汪精卫政府对注册会计师必须到伪政府进行登记的“勒令”，倡导上海会计师公会休会，停止一切活动，以示抗议。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以组织“聚餐会”的形式，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影响和团结会计界同仁。次年11月，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联合有关机关团体和各界代表所组成的冬令救济委员会委员。1947年11月，与奚玉书等5位会计师一道受聘担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董事。

1949年9月，作为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和著名人士的代表，应邀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1次会议。10月1日，既是新中国的盛事，也是中国会计界的喜事。这天，他与党和国家领导及各界人士代表一道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京期间，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你是全国闻名的会计师，当年孔夫子也从事过这个职业，要为人民多做事。”回沪不久，受国家财政部委托，组织部分会计界人士赴京，投入筹备全国工商界建账运动。

1953年，因感染肺结核卧床养病，继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率先停办会计师事务参加公私合营。同年4月，当选为民主建国会第1届中央委员。195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3届委员。还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当选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9月14日，改良中式簿记一代宗师因肺原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在上海华东医院撒手人寰，舍弃了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会计事业，享年68岁。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送花圈，以示哀悼。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入37位一星人物之中排第4。

2001年，被列入20世纪19位中国会计人物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人物）》，排第3位；《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作为20世纪12部中国会计名著被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著作）》，排第5位。（王建忠，《财务与会计》2001年第1期）

二、理论与中式簿记改良主要贡献

徐氏从事理论研究以“中式簿记改良”为重点，还涉猎所得税会计、预算会计、币制改革、税制改革、外债和劳资利益协调等多项理论，独著和编译会计著作与教材10多部，独撰和与他人合撰文章近40篇，为中国经济及会计界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成果。

1928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会计学报》创刊号发表《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之后在《会计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7篇，以推动中式簿记改良运动的开展。它们是1933年《预算会计改用复记式之研究》（第1卷第4期）和《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第2卷第1期）；1934年第3卷《东西洋簿记法之源流及其分野》、《改良中式簿记问题》与《四柱结算之方法及理论与效用》（以上第1期），《银行会计与中国簿记法》（陆善炽记，第2期）；以及第4卷第1期《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

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出版改良中式簿记专著《改良中式簿记概说》（1933年），《改良中式簿记实例》（1935年）和《改良中式簿记论集》（1935年），会计丛书《英美会计师事业》（1925年）和《所得税与会计》（与陆善炽合著，1938年）；以及《会计师制度之调查及研究》（1923年）；翻译［美］吉曼（S.Gilman）著《决算表之分析观察法》（1930年）等。

会计学术论文还有《所得税实施后若干会计问题之讨论》（与陆善炽合作，《交大学生》1936年第5卷第1期）；1933年在《会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第1卷第3期《股份有限公司检查员论》和《编制家计预算之方法》，第1卷第1～3、5期《股份有限公司清算论》，第1卷第5期《会计审查之种类》和第2卷第1期《中国会计师事业》（与张守让合作）；以及《公信会计月刊》登载《会计事务之分类系统及其管理组织》（1939年第2卷1～6期）。

1918年～1920年，还在《银行周报》上陆续发表《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国币钞票感言》、《为英龙洋划一市价敬告吾国各银行及钱庄》、《废两改元议》、《废两改元当自上海始》、《上海开设造币厂之不容缓》和《废两用元问题释疑》等文章。

还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请政府筹备于三年内裁撤一切不合原理各税改征累进所得税及遗产税案》（与潘序伦合作，《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商务印书馆1928年）和《外债论》（《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5号）等文章。

徐师的会计论著，对中国会计理论的贡献，正如杨时展教授所言：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徐永祚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在徐氏诸多会计论著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是引发中式簿记改良运动的一颗重磅炸弹。该书共分绪论、改良大纲、账户分类、账簿组织、账簿表单格式及登记法和记账规则6个部分，详细论述了先生改良中式簿记的观点和主张。

古代中国会计一直沿用单式簿记与“三脚账”、“龙门账”和“四脚账”等中国的复式簿记。清朝末年，《连环账谱》（蔡锡勇，1905年）和《银行簿记法》（谢霖、孟森合著，1907年）的出版，给沉寂几千年的中国会计之海荡起了层层漪涟。1908年借贷记账法在大清银行的运用，谢霖先生的会计改良举措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推行，更是在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界掀起了阵阵波澜。中国会计何去何从？

20世纪30年代，徐氏倡导改良中式簿记，主张在保存中式簿记核算形式的前提下进行改良，把借贷记账法的优点融合到中式收付簿记之中，这种不改变原有记账习惯的改良，为当时的记账人员和工商业者所能理解，受到他们的重视，并在一些中小工商业得到推广。1933年，他在《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对此，以潘序伦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持不同认识。潘氏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顾准发表《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钱乃澄发表《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文章，主张全面引进、推行西式簿记。我国会计学术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论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徐师改良中式簿记的思想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1阶段是1918年～1921年，初步接触西式簿记时，曾主张废弃中式簿记，完全改用西式簿记。第2阶段是1922年～1923年，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计师执业实践后，开始认识到西式簿记不能为一般人所认识和接受，完全效仿实不可行，可以维持中式簿记形式，“装进”西式簿记内容。第3阶段是1924年～1926年，在充分调查工商企业运用中式簿记的情况后发生了较大改变，他认为，中式簿记并不是全无组织，记账方法并非全不合理，问题在于参差不齐。中式簿记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的必要；在实质上也有保存的价值。但其缺点甚多，非改良不可。第4阶段是1929年～1934年，通过发动史无前例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将改良中式簿记理论付诸实践。

他针对中式簿记存在的“账户无一定之分类、账簿无一定之组织、账簿无一定之格式、账法无一定之规律”等缺点，提出的改良中式簿记的主要观点，体现在《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的10条改良大纲之中，择要介绍其基本精神如下。一是要使会计整理明确，须采用新式会计与复式簿记之原理原则，中式簿记法中理论及法则与复式簿记法相符者，仍照旧沿用；二是中式簿记的上收下付，有如西式簿记的左借右贷，两者记载分明的特质并无不同，区别在中西文字书写方向不同。中式簿记既以中文记载，应仍按上收下付的账簿格式直写；三是中式簿记的转账，如同复式簿记的分录。中式收付簿记法，以现金为主；复式借贷，以科目为主。是中西创造记账法者的见解不同所致，无优劣之分。中式的收付，比西式的借贷更通俗易懂，故改良方案仍照旧沿用；四是改良中式簿记仍沿用四柱结算法，能够表现一个时期收付的比较与经过及结果，在效用上优于西式簿记中仅能表现一个期间借贷结果的平衡试算法；五是中式簿记大都以全写数字记账，在数字间注明十、百、千、万等位名，较西式簿记以阿拉伯数字记账，不免费时又多占账簿空间。改良中式簿记是否以全写数字记账，由记账者自行决定，不加限制；六是中式账簿栏目简单，不编页码，不注明过账页，不仅查核不便，且账页丢失无从查考。宜仿照西式簿记，将各账簿订定格式，编定页码，注明过账页，并在每本账簿后详附登记方法；七是中式簿记使用“过”、“误记”、“两讫”等戳记，和西式簿记使用销号（√）、双划线（＝）及划斜线（/）等符号的意图相同，故可保留。中式账簿记录中的“对销”或“销”及“清讫”或“讫”字戳记，废弃不用；八是中式簿记的记账不分项目，无适当分类与名称，原始记录也不分项目，转记时过入何项何目，全由记账员处置。以致混淆不清、勾稽不易。应根据工商业收付的不同性质，对中式簿记账户进行分类；九是中式账簿组织漫无系统，或重复，或残缺，彼此不连贯，名称不统一，不能正确表现工商业财务状况与营业成绩。应借鉴西式账簿，规定账簿组织体系；最后中式簿记的记账制度无一定之规则，自由度大，致使记账程序颠倒紊乱，流弊百出。改良中式簿记须对记账制度与程序作严格规定。

中式簿记改良大纲，从保存传统中式簿记出发，对西式簿记既不完全排斥也不全盘照搬，带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色彩，是先生改良中式簿记思想的集中体现。其特点，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有以下4点。

一是用收付簿记法改良传统中式簿记方法。他主张的记账方法是一种以收付为记账符号的簿记法。凡收入款项，记入日记簿、过入誊清簿、编入结算表，均为收项。凡付出款项，记入日记簿、过入誊清簿、编入结算表，均为付项。对于转账收付，则假定为现金现款收付入账，以自己收入款项或付出款项为标准。此法“理论浅显，方法简便，且为吾国固有之簿记法，符合一般人之观念。”故推行收付簿记法较为便利，收付簿记法与借贷簿记法只是记账方向相反，并未违背科学精神；“收付”和“借贷”只是记账符号，无必要比较二者优劣；只要存在货币制度，一切经济活动的结算仍为现金款，它是会计学迄今为止最可宝贵之物，适宜作收付簿记法的记账标准。

二是用账簿分割法改良中式簿记的账簿组织。徐氏认为，西式簿记的多栏金额式和账簿分割法可以很好地达到分化和集合的目的，提高会计办事效率；中式簿用中文直写，不便于设立多栏金额，可采用账簿分割法予以弥补，理顺账簿组织。鉴于旧式簿记所用账簿存在的问题，改良方案规定的账簿组织力求具有系统性、关联性，兼具对照与分合的机能。如日记簿首先分为银钱日记和货品日记。银钱日记簿又详细分割为以收付目的物为标准的账簿和以账目性质为标准的账簿，货品日记簿又详细分割为以进销业务为标准的账簿，其目的在于代替多栏金额法。这“虽无敷设多栏金额之便利，仍能运用自如也”。

三是用统辖记账法改良中式簿记的账簿登记方法。所谓统辖记账法，即汇合同类项目记账，以简化过账及结算手续。也就是由各种日记簿编制日记表，每日账目以日记表统辖，省去多栏式日记簿；由各种誊清簿编制月计表及各账户结算表，每月账目以月计表统辖；每一账户的细目或分户，又各以账户结算表统辖，省去总誊清簿，等。

四是用四柱结算法取代西式簿记的平衡结算法。徐师认为，“中式簿记之四柱结算法，犹如复式簿记之平衡试算法”，既能表现每一期间账目收付的经过及结果，又能检验每一期间记账及计算有无错误，故优于平衡试算法。凡规模较大、收付较多的商店或机关都应用四柱结算表结算账目。

为了有序推进中式簿记改良，他以事务所为平台，采取“出版论著、理论指导改良，兴办刊物、宣传讨论改良，举办讲座、宣介改良方案，指导实践、推广改良方案”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使中式簿记改良运动逐步深入，引起社会工商界的高度关注和响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史料记载，1930年代，90%以上的工商企业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法，直到1947年，这一比例虽然在西式借贷簿记的挑战下有所下降，仍高居80%以上，应用借贷簿记法的工商企业不到20%。这足以说明新中国成立前，改良派的主张占绝对强势。徐师倡导的中式簿记符合当时的国情，顺乎民意。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借贷记账法开始在工商企业推广，其挚友章乃器先生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文中重提以收付记账法代替借贷记账法，他并不因自己是“改良中式簿记”鼻祖，而曲为收付记账法说话。当有人问及先生的主张时，徐师笑称“我的收付主张，早已完成历史任务了！”（高波，1981）可见，他对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无比尊重，体现了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大师风范。

这场始于1930年代史无前例的中式簿记改良与改革之争，在半个世纪后以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划上了圆满句号。但是，徐师在这场论争中所表现的建立中国式会计模式的探索精神，与80年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真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值得后人称道。

对于会计学术界的这场论争，郭道扬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它是中国会计发展史上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中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的落后状况而作出的重要努力，是中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主要标志。

三、“三位一体”正明会计实业主要贡献

早在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发《会计师暂行章程》之后，谢霖先生领到第1号会计师执照并在北京开设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但因当时他还担任中国银行总行的总稽核职务，并未积极执行会计师业务。1921年，徐氏在上海开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抗战期间，更名为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所以徐永祚是实际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第1人”（汪一凡，2007）。

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开办后，在主任会计师之下设计核、训练、出版3个部门，承办查账、会计制度设计、会计管理与整理、会计证明与鉴定、财产清算与管理、会计事务咨询顾问、代办纳税申报、注册登记，审计与会计人员培训和出版会计刊物等事务。一个以会计执业为主体、会计教育与会计出版为两翼的“三位一体”会计实业全面展开。

举办会计执业，是“三位一体”会计实业的主体。事务所开业之初，便受接管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宋子文委托，审查上海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账目，查出大量贪污舞弊实据并在查账报告中予以据实揭露，查账结果披露报端后，徐氏及其事务所一时声名大振，各方委托查账、设立会计制度、代办会计业务、常年会计顾问者纷至沓来，业务开始迅速展开。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不法分子为了破坏和捣乱，竟伪造收据招摇撞骗，污蔑上海总工会干部中饱私囊。徐永祚应刘少奇之邀协助核对收支账目，事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具名启事，证明上海总工会“所列收支确与簿据之记载符合”，有力地打击了不法之徒的险恶阴谋。徐氏还利用工商企业会计顾问的身份，帮助企业设计会计制度，指导运用改良中式簿记。当时，经他设计指导、实行改良中式簿计的企业，不下400家，（汪一凡，2007）使改良中式簿记得到有效推广。

在事务所开办的20多年间，会计业务不断扩展，拥有资本较大的固定客户，如上海金融界的“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和其他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以及工商界的天厨味精厂、上海安达纱厂、天原化工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1940年代后期，业务逐步渗入慎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等外资企业。使事务所名列民国时期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第2位。

兴办会计教育，是“三位一体”会计实业的一翼。事务所开办会计教育始于1933年。据当年2月1日事务所在《会计杂志》第1卷第2期上附载《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人员训练班缘起及章程》介绍，近年来会计理论与实务之研究已随企业进展引起各界之注意。会计制度之改良与会计人员之延揽亦成为事业界当前之要务矣，但环顾现状，显有一大缺点，即学校出身之会计，多不免偏重理论拙于实务；而学徒出身之会计，又大都长于技能，不求理解，以致学识与理论分道扬镳。会计人员不免有兼才难得之感。本所开业以来，事业界委托物色会计人才亦日多，苦无以应。特增设训练部，开办训练班，招收初中生或商店、机关之初级会计员，授以簿记及商算之理论与实务，以养成初级会计人员；招收高中商科生或商店、机关之高级会计人员，授以会计经营及商法之理论与实务，以养成高级会计人员。

训练班自1月20日起报名，入学考试科目是：高级班为国文、商业簿记（中式及西式）、商业算术（笔算及珠算）、商业常识；初级班为国文和算术（笔算或珠算），择优录取。训练班的课程，高级班开设会计学、审计学、成本会计、公司理财、会计问题之研究、账簿组织之研究、商事法规和税务要项等8门；初级班开设商业簿记、中式簿记、商业算术、实用珠算、商业常识等5门。学制1年，上课时间除星期日外，每天下午7～9点，另外安排学生到事务所实习。不日，报考人数达200多，录取高级班30人，初级班50人，于2月13日开学。徐师担任训练部主任，亲自为学员授课。还聘请了熊宝荪、陆善炽等10名教授。

1934年，训练班报经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立案，更名为私立徐永祚会计补习学校，“以灌输会计学识，养成会计人才为宗旨”，当年1月开始招生，3月1日开学，开设中式簿记、西式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成本会计和审计6科，共招学生360名。是年8月，又聘请顾凌云、潘士浩两位会计师主办“改良中式簿记”函授班，开办会计函授教育。次年1月，与上海市高商会计学校联合兴办中式簿记讲习科，利用星期日以外的早晨1小时，讲授中式簿记的账理账法，培养中式簿记人才800多人。1937年，与上海商业职业学校联合开办所得税研究班改良中式簿记班。其会计教育形式越来越多，教育规模逐渐扩大。

徐永祚会计补习学校及其开办的各种函授教育及培训班，前后10余年，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初高级会计人才，为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办会计出版，是“三位一体”会计实业的又一翼。随着徐永祚会计师事业的发展，为了配合会计执业，兴办会计教育，推行中式簿记改良，徐氏又开办了会计出版事业，并在事务所内设立出版部，专事会计刊物与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

1933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1份内容丰富、影响较大的会计刊物——《会计杂志》（见图96）问世。到1936年停刊时共出版8卷48期，刊载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600余篇。主要介绍国内外财会知识和经验，开展会计学术研究，宣传中式簿记改良，为会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平台，为会计人员提供广泛的参考资料，也为学校培养会计人员提供了条件。

为配合中式簿记改良，《会计杂志》刊登有关改良中式簿记的文章计46篇，其中既有拥护和赞成改良中式簿记，也不乏持不同意见的篇章。如1933年2卷第5期刊登的蔡受百撰《改良银行会计之商榷》和1936年第8卷第2期上刊登的李梦白撰《改良中式簿记账簿格式及其登记法之商榷》，就是针对改良派提出的不同意见。这种甄贬式的讨论，既活跃了刊物的学术氛围，也促进了改良方案的完善与提高。

徐师在办好《会计杂志》同时，还出版了大量会计著作和账表账册，既用作学员教材，又为推广改良中式簿记作好准备。从1933年徐永祚出版《改良中式簿记概说》起，陆续出版了系列丛书，除前述徐氏作品外，还包括《成本会计纲要》（［日］渡部义雄、渡部寅二著，陆善炽、徐永祚译校）等会计名著。大量介绍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商业及会计书籍，出版中式簿记改良账册。这些书籍与账册的出版和推介，对中国旧式会计逐渐向新式会计的转变，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1956年，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在公私大合营运动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对于徐先生的历史贡献，学者汪一凡（2007）认为，至少在20世纪20到50年代，徐氏的名气和影响力，在中国会计界是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一直到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为止，徐先生实质性地决定了中国会计模式60年的历史走向，堪称“中国近代会计史第1人”。这虽为一家之言，但其陈述的却是一种客观存在。徐师不仅在中式簿记理论上卓有建树，而且，其中式簿记改良理论为改变中国近代会计制度的落后面貌，做出了重大而杰出的历史贡献。

徐永祚，一代名师兴会计，参与政界议国是；“三位一体”立“正明”，注会执业第1人，“民国四大”居第2，创办会计第1刊；中式簿记倡改良，英名伟业后人传！

参考文献：

［1］蔡志新：《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汪一凡：《如日中天徐永祚》，《新理财》2007年第8期。

［3］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问题》，《会计杂志》1934年第1期。

［4］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5］陈涌泠：《改良中式簿记的创始人——记一代名师徐永祚》，《中国农业会计》2001年第6期。

［6］高波：《徐永祚的治学态度》，《上海会计》1981年第6期。

［7］赵友良、朱肖鼎：《值得纪念的中式簿记改革家——徐永祚》，《上海会计》1991年第3期。

［8］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专业志·上海财政税务志·第4编财政管理·第8章会计管理：第1节会计管理体制》，http://.

［9］《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人员训练班缘起及章程》，《会计杂志》1933年第2期。

［10］《徐永祚会计师补习学校章程》，《会计杂志》1934年第2期。

（编辑余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