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间艺术四论

试论陕北民歌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贡献

马莉萍

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乃至黄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艺术地位而言，可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块奇珍异宝。陕北民歌的艺术功底在于她亦庄亦诙、亦雅亦俗的意蕴之中。陕北民歌既有意蕴层面，又有叙事层面。正是有了这两个层面，才使他的艺术审美至高至上，高屋建瓴。陕北民歌的研究工作千头万绪，成果非凡。谈到陕北民歌的贡献，我想最大莫过于政治贡献，这已被人们所公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视陕北民歌和陕北黄土文化的经济艺术贡献。

陕北民歌的音乐旋律为中国音乐民族化、性格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不论是古老的陕北信天游，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陕北民歌，当她穿过历史的尘埃烟云，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共同熔铸的时空中，回旋在冰山雪岭、戈壁荒漠、森林草原、大河峻岭和高原沟坡的时候，恰是一种有力度和深度的艺术审美范型。陕北民歌的艺术审美范型：即外在的美学风貌——苍劲、悲凉、雄浑、质朴，与内在的精神风貌——传统的黄河文化精神与新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她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通俗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渲写黄钟大吕之势，既是中国音乐的基石，又是民族音乐的导引。

陕北民歌推动了中国民族艺术的传播。说起陕北民歌，人们首先就会想起《兰花花》等优秀民歌。《兰花花》是一首十分动人的反封建情歌，是陕北民歌中流传最广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首优美的民歌，从30年代唱至今天，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喜爱，家喻户晓，久唱不衰。《兰花花》是根据延安临镇的一个真实的爱情悲剧编写创作，后经延安鲁艺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迅速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大江南北。全国解放后，唱遍了新中国，也传到了海外。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农村，和陕北群众打成一片，在陕北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写出了长诗《青年近卫军》、《吴满有》、《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等，出现了《黄河大合唱》、《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南泥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民歌，并且迅速传布开来。以《十二把镰刀》为开端，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大秧歌运动轰动了延安，波及到全国。自从1943年以鲁艺为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改造陕北旧秧歌，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以来，中国特色的民族歌剧走上了大雅之堂，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品类。近年来，陕北艺术家不断挖掘创新陕北民歌，把她与各种民间艺术相互嫁接，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品，多次在港澳和国外演出交流，由此吸引了大批海外人士。今年参加安塞春节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海内外艺术家达200余人，掀起了研究推广开发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艺术的新热潮。

陕北民歌引导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以歌推人，以人推歌这种相得益彰的艺术效应，使《东方红》、《兰花花》、《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等陕北民歌和李有源、刘燕平、白秉权、李治文、王向荣、孙志宽、郭云琴等民歌演唱家屹立于中国民族音乐之林。在陕北民歌艺术魅力的感染下，延安时代，群星灿烂。作家丁玲、诗人艾青、音乐家冼星海、版画家罗工柳、漫画家华君武、摄影家吴印咸、说唱艺术家韩起祥、外国文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王安娜、郑律成、爱泼斯坦、卡尔逊、李敦白等都作为中外文学艺术巨匠载入史册。毛泽东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至今，仍有许许多多如刘文西老人一样孜孜不倦地研究陕北黄土文化的艺术家，还经常深入陕北各个角落为艺术而辛勤耕耘，深受陕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以陕北民歌为代表的黄土文化推动了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革命圣地延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的三个教育基地。无论是“延安——黄陵——壶口”三点一环旅游线路，还是“两圣两黄”（即中华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精品旅游品牌，每一处都蕴涵着陕北民歌和陕北民间艺术所特有的艺术韵味，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黄土风情文化艺术已成为延安旅游的新亮点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主导产业之一，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经济收入直线上升。1990年至2001年，延安市累计接待海外游客2.6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70万美元；接待国内游客967万人次，国内旅游综合收入21.95亿元人民币。2002年是旅游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79.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首次突破了10亿大关，跨入全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

陕北民歌的综合欣赏价值

马莉萍

提及陕北民歌，人们大都会把它与几十年前的贫穷落后联想在一起，也会与中国红色革命的诞生发展和壮大联系在一起。陕北民歌有其爱国性、有其对旧制度和剥削压迫的抗争性、更有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陕北民歌的内涵很深、外延较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陕北民歌反映了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和特定环境下的风俗人情。欣赏陕北民歌就好比欣赏一朵花，各种人有各种人的解释，可我们没有在某一个东西是不是花朵上争论，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欣赏共识。

从历史背景欣赏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想、要求和情绪。正因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才保证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无论何时，听到《走西口》中不加掩饰的嘹亮悲怆，心头都会莫名一震——这分明是离歌，然而离歌又怎么可以唱得如此豪气干云？那个时代，天下黄河，唯富一套，以银川为中心的河套、宁夏地区，自古富庶，是陕北人心目中淘金宝地，因其地处陕北西部，故称“走西口”。当陕北人用歌声生动而真诚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心灵历程，被赞为“陕北民歌离情之王”的《走西口》便应运而生，尽管有着不同版本，却都承载着陕北人独一无二、撼天动地的离情。看着黄土地的极度贫乏与封闭苦闷，扯开嗓子纵情喊起小调，这比锦衣玉食更能安慰陕北人淳朴而激情四溢的心灵。于是，苍凉的沟壑间便诞生了无数的璞玉浑金——《蓝花花》、《走西口》、《五歌放羊》、《赶牲灵》……代代传唱，经久不衰。

从人间真情欣赏陕北民歌。陕北民歌语言通俗、感情真切、简单易懂、节奏自由，高亢悠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把陕北人民的豪迈奔放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对追求美好生活，表现人间真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最能代表陕北民歌风韵的是信天游，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情歌。“羊羔羔跌下前脑畔，哪个女人不想自己的汉”，“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哒儿想起哪哒儿哭”唱出了爱的思念；“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青扬柳树风摆浪，死死活活相跟上”，“走不完的大路过不尽的河，钢刀刀割不断你和我”唱出了爱的坚定；“红格丹丹的日头照上畔，艰难呀不过庄稼汉。白日里山上淌大汗哟呵，到夜晚抱上婆姨当神仙。”“避风湾湾阳崖根根，这哒正没人跟咱身格阵阵……砂糖冰糖都尝遍，没有三妹妹唾沫甜。一把搂定你细腰腰，好像大羊疼羔羔。”唱出了情深意笃。从这些无比粗犷辽远、直白露骨的歌曲，我们能够体会到黄土地人们的爱与恨、喜与怒。

从艺术内涵欣赏陕北民歌。陕北民歌音乐形象生动，艺术形象比较集中、单纯，表现的方法比较直接、朴实，与地区方言语言特点和人民的生活条件联系紧密，纯朴而浓郁地体现了地方音乐风格与特色，淋漓尽致地表现着“吃”之艰难，“爱”之痛苦，以及自由洒脱的名字和旋律，牵引着沉重凄惶的灵魂，跌跌撞撞地越过千百个春秋。苍凉的调子，生长在苍茫大地，自有它健旺的生命与质朴的豪气，一声声唱不尽那是非恩怨，侠骨柔情。从陕北民歌中不难体会到他的文学美术内涵。音乐与文学是艺术姐妹。陕北民歌“信天游”已升华成一种文学艺术，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这首诗采用“信天游”格式，朗朗上口，从内心深处激发人民对延安时代、对陕北延安的思念和向往。音乐与美术是姐妹艺术。毕生研究陕北黄土文化的老艺术家刘文西所拍摄的反映陕北今昔的作品，那窑洞、那秧歌、那剪纸，何尝不是“音乐凝固的画面”或“美术流动的音乐”，我们可通过这些时代的定格更深地理解陕北民歌的意义。

从政治高度欣赏陕北民歌。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踏上这片土地，便给陕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陕北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延安时代。一批批文人通过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心理写照。延安成了文学艺术的乐园，各种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陕北民歌也得到了革命的升华。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当时陕北农民学习文化真实的写照。《延安颂》号召了多少年轻人投身到革命圣地延安，投身到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了亿万人民起来保家卫国。全国解放以后，陕北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复电》精神，“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北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按照毛泽东“5·23”《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陕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创作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安塞腰鼓、洛种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黄龙猎鼓响彻环宇。安塞剪纸、洛川麻绣、延川布堆画、绥德石雕、子长唢呐，还有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形象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外游客，使他们流连忘返。而今，陕北秧歌特有的舞姿，扭出了陕北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向小康迈进的喜悦，新编陕北民歌唱出陕北翻天覆地的变化。

谈谈演员与角色的关系

曹伯炎

我们通常把表演中的主体称之为演员，客体称之为角色，或者叫做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在表演艺术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的矛盾只有通过演员的艺术形象的再加工，而展现在观众面前。俗话说：“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员在未上场之前，未进入角色，这时的角色是“死”的，当演员出场演出，完全进入角色，这时演员出场演出（第一自我）“死”了，而所演的角色即（第二自我）“活”了，这就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相互依赖的辨证关系。

在舞台上，演员总是以两重身份出现，一是剧中人，二是演员自己。演员在舞台上不能没有自己（主体），但又不能表演自己。而必须表演角色（客体）。并要求演员在表演中必须忘掉自己的一切而让位给剧中的角色，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在剧本所规定的情景中，把自己放在角色的位置上，同角色完成一样地去思想、去生活、去动作，也就是全力以赴重合于艺术形象，做到演谁象谁，主客一体。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演员是个活人，有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在表演过程中很难避免把自己的生活、感情、习惯带到舞台上，这就要求演员深刻地理解体会，去接近角色。逼真地表演，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角色时，应该作到演员原来的我，把生存中的地位让给了他，自己退居次要位置。而尽其全部的力量与愉快为他，即所扮的角色服务，换句话，是为他而活着。

戏曲所塑造的现代艺术形象，由于舞台程式化以及时空观的特点，对演员与角色之间形成了较之其他舞台艺术更大的矛盾和角色，另一方面要进行艺术创造，也就是三度创作。既要生活在角色之中，又要高居于角色之上，按照生活的原则和艺术规律去，创造艺术形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演谁像谁、是我非我”的境界。所表演的角色才能受到广大观众的接受和好评。当然，要达到这种要求，并非易事。演员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知识，对每一个角色要有深刻的理解。不但要有感性认识，还要有理性认识，要很好地掌握表演的技巧，苦练基本功，使表演时内心与形体和谐地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观众欢迎的角色。

但是，在我们平常演出过程中，一些演员习惯于以自己的生活形象、自己的思想感情去代替角色，表演上公式化、程式化、死板教条、脱离人物性格，有在表演上犯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其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所扮还的角色缺乏理解和认识，只是在外表上模仿，对角色的环境、生活、思想感情等活动内容不清楚，表演与剧中人物处于游离状态，这些只能说是一种“匠艺”，在表演艺术提高上是没有多少出路的。实践证明，要当好一名演员，特别是一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文化、技巧的锻炼和修养。要在长久的生活当中去发掘、感受、体验，掌握第一手材料，培养自己观察生活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的表演有所长进，有所提高，使其达到成熟，才能使自己所表演的每个角色活灵活现，完善逼真。

陕北说书的技艺演变

甄三梅

陕北说书，在陕北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娱乐形式，也是陕北人民享受文化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在过去科技不发达，整个中国农村看戏难、看电影难的时代是这样，就是现在，科技高度发达，电视普及到农村，电影在城里已没有多少人看的今天，陕北说书仍然是陕北人民喜爱的娱乐形式，而且还会从听书过程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你到延安街上，或县城的街上转一转，走一走，便会听到处处都有陕北说书的录音，不管城镇的居民还是农村的农民家中，你也可以随时听到陕北说书的声音。

陕北人民为什么会对陕北说书如此喜爱呢？那就是陕北说书的艺人们把陕北说书的精华（包括她的内容和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而且在不断地发展。“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一道理在大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中是真理，对文艺形式来说也是如此。

在陕北说书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前人和现在的艺人、艺术家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陕北说书自古以来是盲艺人们口传心授。到了延安新文化运动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编新书、改编旧书、培养盲艺人、出了不少的好作品和艺术家。如韩起祥以及他的代表作《翻身记》、《刘巧团圆》等。后来文化部门组织曲艺宣传队，移植改编样板戏进行分角色的群口和对口说书，改变了过去的一人自弹自唱的单调形式。七、八十年代，张俊功等一些民间艺人，又将坐唱改变为走场说书，将一直坐下说的陕北说书一下活跃起来。加上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逐渐将陕北说书搬上舞台，化妆表演，大大地丰富了陕北说书。

但仅有这些，我觉得还不够。还应做大量的继承与发展工作。首先应该把陕北说书全部拾回来，要像抢救文物一样地抢救她，因为过去的说书艺人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是盲艺人（俗称书匠），他们以此糊口，明眼人是不许干这一行的，否则干这一行的明眼人将被视为不道德，抢盲人的饭碗。因此就很少有明眼人涉足这一行，这些盲艺人们看不见，当然也就受不到文化教育，背书词、唱曲儿，只能靠老艺人们给小徒弟口传心授，“有多少文章全在肚子里装着哩。”所以现在得尽快将这些“文章”从他们的肚子里挖出来，否则会被他们带到坟墓里去，我们将遗恨万年。我们只有把现在仅有的书目，尽最大努力去抢救过来，才能去其糟粕，吸取精华，加以改造，流传百世。这是从内容上的继承。

从形式上，我们也应该把仅有的资料用现代的手法，照相、摄像、录音等先进手段尽可能地留下来，然后学习借鉴。陕北说书小型精悍、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是其他文艺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工厂、农村、田间、炕头，到处可以有说书人足迹。陕北说书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过去一直被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但近年来，她在中央电视台频频露脸。这既是陕北说书的荣耀，也是陕北人民的光荣。由于她灵活多样，随时随地可编演说唱，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极其方便，群众易于接受。一些政府部门也愿意经常组织陕北说书这种曲艺形式下基层、下农村去做宣传演出，他们深有感触地说，一段小小的陕北说书所宣传的内容要比领导的长篇大论在老百姓心中的印象深得多。

老艺人们一专多能的本领，是值得现在陕北说书的文艺工作者们认真学习的。他们像相声演员一样，说学逗唱，无所不能。为什么一个人的演出能吸引那么多的观众？那就是他们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红火热闹的一台戏。他们可以时而是男人声，时而是女人声，时而恸哭，时而傻笑，时而是鸡叫，时而又是狗咬，真乃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现代表演的专业化程度越强，适应能力反之越差。我们现在的新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们应博采众长，“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要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

要想让陕北说书真正走出去， 必须要语言规范化、大众化，当然这里也有个宣传我们优秀的、精美的地方语言的问题。如“白格生生、红格当当、俊格蛋蛋、绿格英英、解下解不下”等等，这些地方语已经基本被外地人接受了。只要我们不断地宣传陕北说书，不断地演出，陕北语音、地方语言逐渐地渗透，我们优秀的东西将会被他人接受的越来越多。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表演。过去的盲艺人说书，基本只有说唱，几乎没有表演。光有说唱没有表演或者说低劣的表演艺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了。现在陕北说书的专业演员或民间的说书艺人，明眼人已经占到这支曲艺队伍的85%以上，这对提高陕北说书表演技巧是件好事。这些专业或业余的曲艺演员都应加强训练，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博采众长，学习相声演员的道白，学习戏曲演员的唱腔与表演，而且还应学一些科学的发声演唱技巧。使陕北说书的演员们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演员们的表演技巧提高了，陕北说书的艺术质量也自然地就提高了。愿这一民间艺术之花，更加绚丽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