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和现代资料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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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总体上考察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过程可以发现，以往侨乡研究资料的挖掘和积累是在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下进行的，因而造成了资料的局部结构化和整体零散化。吸收多学科理论方法建构侨乡资料的表达模型，利用数据技术开发层级存储框架，可以构筑符合理论研究和侨乡文化发展双重需求的新型资料体系。

关键词：传统侨乡；知识积累；数据库技术；资料体系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1-0100-09

传统侨乡相对新兴侨乡而言，是指有悠久移民历史、密切海外联系和鲜明文化特征的华侨移出地。自陈达提出“华侨社区”概念以来，现代学者发掘整理了大量的侨乡民间文本，生产了数量巨大的田野资料，各种地方文献和官方记录也成为侨乡研究收集和利用的对象。

在不同学科标准下对各类侨乡文化资源进行收集、加工和结构化，有意无意的设置了侨乡资料整合的困难，然而，关切侨乡发展的各方（学者、政府和民间）日益期待着资料的整合。侨乡社会自身的知识积累规律，研究资料的收集使用标准和信息技术变迁三大因素直接影响着侨乡资料由实体向学术或数据形态的转化。通过分析上述各因素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下对侨乡学术生产和知识积累产生的复杂影响，有利于讨论现代侨乡资料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侨乡研究与侨乡资料体系建设

从知识谱系的宽度来把握中国侨乡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发现三种取向：一是从民族国家前提出发，将侨乡当作移民的“故乡”，关注华侨与侨乡之间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感情关联。二是从区域社会发展的角度，将侨乡社会视为由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对侨乡社会的形成、性质和变迁给予多学科关注。三是从跨国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将侨乡视为由移民行为塑造的历史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在“迁出地-迁入地”链条中补充人物的行为逻辑，力图建构侨乡研究的新范式。

1.民族-国家视角下的侨乡研究及其知识累积

随着清末华侨数量的增长，华侨祖居地与华侨在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带来了地方社会的“华侨”特色。这种定位于“民族-国家”关系中的侨乡特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后文的“侨乡”均指“传统侨乡”，恕不另注。详见方雄谱：《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庄国土主编：《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279页。早期研究（1930年代-1940年代）主要以海外华侨为参照，划定了侨乡研究的基础范围。[1]第二阶段（建国后至21世纪），侨乡研究在“政治-经济”提前下，华工出国、华侨投资、华侨农场和侨办教育成为重点研究领域。第三阶段（21世纪后至今），围绕着“华侨爱国爱乡”主题，研究范围扩大到华侨史、华侨与侨乡经济、华侨与侨乡政治、侨乡侨办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侨乡文化、侨务等方面。[2]

早期侨乡研究处于社会调查的兴盛期，资料建设工作受到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主要关注侨乡的人口、土地和经济情况。海外华侨对社区的影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此时尚处于理论创立初期，资料收集也处在非结构化阶段，因此除了陈达的研究，其他研究和资料收集还难成体系。

第二阶段大批的侨乡基础资料得到整理和发表：1.沿海侨乡相继出版了大型的史料汇编丛书，内容涉及侨批、华侨档案、地方史、侨刊侨讯等；1980-1990年代集中出版的侨乡资料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庄为玑、林金枝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1985）；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988），福建档案馆：《福建华侨档案史料（1912-1949）》（1991），《泉州侨批业史料》（1994）；赵和曼主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1990）；广州华侨志编委办等编纂：《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1991）；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1998）等。2.在侨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资料被整理和分析，形成调查报告；福建与广东的高校学者是侨乡社会调查的主要力量，主要的调查成果有：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1938）；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1940）；章振乾：《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侨区农村调查之一》（1956）；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1958）；庄为玑和林金枝调查整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1960年代）；厦门大学对华侨农场的调查（1960年代）；郑玉山等对泉州侨乡族谱的调查（1990年代）；廖赤阳对泉州侨办教育的调查（1998-1999）等。3.各地侨乡编纂出版了大量华侨志和侨乡、侨务史料丛书。不完全统计，广东、福建两省各地出版的华侨志有近30种，各地的“地方文史资料”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侨乡、侨情史资料。高校学者、政府的文化和侨务部门是这批文献的主要创造者，不少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是在多方配合下完成的。

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合作不仅在资料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统合了双方对侨乡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虽然合作的缘起是为了应对侨乡资料的归属权的多重性，双方的接触却使前者的学术自觉与国家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1980年代庄为玑、林金枝在搜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资料时就开宗明义的提出是“供研究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华侨史以及侨乡福建、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地方史参考之用。”详见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序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1页。李志业、林水先：《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史料的特点及价值分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1990年代初，以配合政府经济工作为导向，成为学术的新使命，占绝对比重的侨乡经济、侨汇资料勾勒出侨乡作为政治经济实体的轮廓，这些资料在侨务工作中转化为基础数据，成为被反复宣讲的“政治-感情”纽带，起到巩固“海外华侨-侨乡”体系的作用。

然而，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也使侨乡知识的积累与学术研究陷入了循环论证，阻碍了侨乡理论的创新，引起部分学者的不满。1990年代末期，戴一峰指出，侨乡研究在内容、角度和方法三个方面都没有“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多种专题文献按照历史学原则被收集、甄别与挑选，并成为讨论史学宏观假设的基础，这些材料很难进行分解，被侨商、侨乡经济和侨乡侨情等专题的微观研究者再次利用。

第三阶段，由于学术评价制度的转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逐渐退出了资料的收集领域，各级图书馆、政府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和民间学术团体成为侨乡资料收集的主力。庄国土认为，科研评估标准未能将基础资料建设纳入考评范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57页。图书馆、档案馆以文献类别分类为依据对侨乡文献进行整理编目，电子典藏技术开始应用。在专业文献收藏机构的努力下，侨乡文献的收集范围和内容迅速扩大，由于引入了数字化手段，文献的存储、管理效率也大为提高，但这些工作的理论基础是文献分类原则，对文献内容罕有关照；因此，部分图书馆虽有意开设华侨华人资料典藏专区，但侨乡资料仍归于地方文献之列。地方文史专家或侨史专家是收集整理侨乡资料的另一支生力军，从他们手上产生了大量的侨乡地方文献，这些文献的产生与个人兴趣、地方团体利益和政府需要高度相关，因此，其作品风格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兼有内容零散、来源不明确等问题。

在民族-国家视角下，侨乡研究的学术视角、研究目的和实际过程都依赖“国家意识下对海外华侨与侨乡关系的解释”，侨乡资料的建设工作也围绕国家意图策划和开展，以致侨乡资料的建设只注重对内容的收集，而对材料的性质、类型、产生过程和收集方式都少有深入分析，对材料价值的认识比较局限，直接妨碍资料的再利用。

2.“全球-地方”视角中的侨乡研究及知识挖掘的新方法

21世纪以后，海外华侨的代际更替，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共同推动了侨乡研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侨乡研究受到来自学科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华侨华人研究吸收了“全球-地方化”角度，把侨乡视为全球化多元网络中的重要支点，从而把侨乡的地方特征从国家的统辖下解放出来。本文吸收廖赤阳对“全球-地方”联动关系的解释，同样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郑振满。廖赤阳、刘宏：《当网络遇到国家》，《读书》，2006年第9期，第125页。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_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这样的认识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单一内涵，拓展出地理、民族和政治三个讨论层面，使社会史、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得以在侨乡研究领域组织起有效的对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2000以后集中出版过一些较有影响力的论著，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发布的会议通告和综述统计，从1999年至今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还召开过11次国际性侨乡研讨会。周大鸣、柯群英主编：《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6。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学界对“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形成了新认识，并以此寻求在社会和文化理论上的突破。

围绕着侨乡社会与海外华侨的互动线索，侨乡的经济、移民、宗族、宗教、民俗、教育、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事业都被纳入到内外联动的全球体系中进行重新解读。在区域发展模型和比较研究的共同导引下，侨乡研究计划往往按照多学科合作格局设计，并由研究者及其团队负责实施。此时，多点民族志方法成为华侨华人资料收集的重要方法。陈志明是较早倡导开展比较研究，并提出多点研究计划的学者。陈志明：《迁徒、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在世界体系中展开的，或是以全球视野为前提的多点民族志调查要求侨乡资料的发掘工作兼顾地方社会和全球化双重特征，其基本的任务是要利用侨乡社会的微观资料在个人-世界之间补充缺失的环节。马库斯（Marcus George）提出要建构“在世界体系之中并关于世界体系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他概括了一些建立多点民族志的途径：人们的运动、物质实体的流通——商品、礼物 、金钱、艺术品和智力产品；符号、象征和隐喻的传播；情节、故事和寓言；特定的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史或传记；冲突；地方问题和世界体系之间互动的、从战略上确定的（单点）民族志。 Marcus， George. 1995. Et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95-117.

此时侨乡资料的搜集在范围、种类和内容上都大大超越了从前，虽然目前尚未见到底层研究资料的批量出版，但学者确已大量使用地方文献和个人口述材料。为了弥补微观材料的个性化缺陷，民族志提倡的田野反思策略被引入研究过程。周大鸣、柯群英认识到，对侨乡社会进行的多种田野调查可以说明多元背景下侨乡社会变迁的微观过程。[3]王铭铭通过田野作业搜集侨乡族谱、口述史和问卷材料，并据此讨论侨乡宗族共同体的特征。[4]刘朝晖简述了搜集侨乡民间文献的过程并利用其阐释侨乡“历史记忆”的形成过程。[5]最近还有学者讨论了在多点民族志场域中，研究者双重身份在观察、记录、理解和阐释田野材料过程中的工具性意义。[6]把理论分析延伸至“资料搜集”领域说明，侨乡知识发掘工作的新规范正被商讨，从整体和结构化角度把握侨乡资料已经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侨乡研究的文化自觉越来越明显，这与侨乡自身的文化觉醒几乎同步发生。华南侨乡率先参与经济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激发了其文化自觉，最明显的表征是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和再创造。代表性论文有柯群英：《福建侨乡中文化资本与祭祖的关系》，朱爱东：《文化认同与文化建构——侨乡民俗的传承与再造》，周大鸣、柯群英主编：《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第51-66页，第171-177页。21世纪后，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从整体上发生了变化，以为“非物质文化保护”为标志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同样选择了闽南地区作为先行试验区。高丙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中国实施的过程分析了来自国家、学术和民间社会三者的文化诉求和行为对塑造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观念和复兴传统文化意义，并认定，其终将促成全社会的文化自觉。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46-154页；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第143-152页。此为契机，东南沿海侨乡文化资源的系统收集整理工程正式重启，2007年“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获得通过；广东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开始以《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为题，联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2013年该项目正式进入《世界记忆名录》。张国雄教授指出，学者与政府文化部门的合作是此类基础资料体系建设的重要条件，他断言夯实文献基础将推进侨乡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进程。详细描述见张国雄：《侨乡文化研究之路》，《中国侨乡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3-4页。

在学术和社会转型的需求下，侨乡基础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重新回归学者视野并再次获得政策支持。利用多学科方法对资料的形态、来源和性质等进行属性说明成为学术研究和侨乡社会文化记录的内在与现实要求，也应该成为侨乡资料体系建设的未来方向。

3.跨国主义视角与侨乡资料积累的新框架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全球-地方”维度中勾勒出来的“华人社会”或“文化网络”概念面临着内容模糊，轮廓不清的指责。跨国主义理论通过追踪移民行为开辟出跨国实践、跨国认同和跨国社会空间三个彼此关联的研究领域，并试图确立一种精确的社会分析框架以纠正“全球化”理论对“文化网络”施加的均质化特征。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跨国主义尤其适合分析由移民活动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社会影响。在此视角下，中国移民跨国活动的背景、类型、动机和文化、心理逻辑得到重新解读，揭示了由侨乡经济、人际关系网络和习俗等因素构成的社会资本具有国际性和可增殖性，同时也讨论了这些跨国行为对侨乡经济、教育、家庭结构、婚姻习俗和公益事业的影响。详见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8-49页。柯群英：《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第55-62页。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石坚平：《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20页。黎相宜、周敏：《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_黎相宜》，《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82-246页。段颖 ：《跨国网络、公益传统与侨乡社会——以梅州松口德村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3-146页。郑振满认为，近代以来闽南侨乡的华侨活动已经影响了侨乡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了侨乡政治结构……他指出微观研究对深入阐释这一过程将具有重要的作用。[7]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近期总结了移民的跨国实践和迁出地关系研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移民的跨国实践和迁出地社会发展互动模型。这一模型描述了迁出地社会中易受移民变量影响的因素及其联动方式。[8]

这些结论及展望将是侨乡资料体系建设的新方向。具体说来就是要吸收以往侨乡资料研究工作所积累基本方法与原则，建立与侨乡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资料阐释与存储框架，确保侨乡资料在整体形态上符合侨乡的社会现实，在精度上达到科研要求标准；另外，还需使侨乡资料体系具有开放性结构和先进的存储手段以适应来自地方社会的文化需求和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发展。目前为止，学者还没有充分讨论信息化技术对传统文献收集整理的影响，本文将以集美传统侨乡为例，探索侨乡知识积累与信息化手段结合的可能途径。集美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的开发得到中共集美区委宣传部的支持，特此感谢。

二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的学术逻辑、资料来源和数据结构

社会转型与信息技术革新促使人文社会诸科学重新自我定位。侨乡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更处于创新的前沿。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宗旨已经转变为：1.运用多种科学方法，结合时代背景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概括、阐释和理论分析；2.在现代学术伦理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协商，并达致双方的谅解，从而检验社会科学研究结论“真实性”和“有效性”并达到社会科学成果为社会服务的根本目的。

侨乡资料体系作为侨乡学术研究的基础支撑和创新保障，首先需要自我创新。适应新的信息存储、传播介质和建立有效的管理模式是建设侨乡资料体系的基础目标。作为初步尝试，本数据库选择闽南典型传统侨乡“集美”作为资料分析和数据建设的个案。集美有悠久的移民传统、出现过杰出的华侨领袖，华侨与家乡的互动持久而影响深远，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侨乡文化有独特的感情和期待。因而集美侨乡的侨乡文献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实物和口述资源藏量可观，地方学者与高校科研机构重视侨乡资料的搜集和保护，一些特色侨乡资料已经得到分类整理。在公共文化服务新政策促进下，政府相关部门也更加关注侨乡的文化记录与保存，大量的电子政务信息和官方文献也正在形成。

初步勘察，集美侨乡资料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地方文献。主要是图书馆典藏的地方志、地方史、人物传记、个人文集、专题资料集、历史期刊、报纸、纪念册、图册等。

2.民间文献，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是地方学者和研究机构关注和整理的与华侨迁移相关的族谱、碑刻拓片、侨批、契约、信件、日记、华侨社团组织的活动记录，以及各类访谈记录、口述史等。

3.档案。主要是由档案局收藏的与华侨有关的各类档案。

4.电子政务及其相关信息。主要包括政策文件、政府侨务工作动态、政府统计、侨乡新闻等。

按照现代侨乡研究和信息化要求，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应该围绕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记录大数据背景下几何式增长的侨乡新信息；2.如何转化多元、异质资料并保证其学术价值；3.如何建立资料存储、展示和信息反馈的方式？

本文选择SQL关系型数据库作为基础数据的管理工具，利用其提供的数据关系模型建立双层资料阐释体系，作为侨乡资料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数据库包括两个不同层级的数据块：“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和“传统侨乡文化研究数据库”。前者的架设原则是，参考“华侨实践-侨乡社会发展”模型设计数据字段，形成存储结构和互链节点。该数据库同时遵守现实和学术原则，对侨乡社会文化进行历史记录；后者是按照文献学和人类学方法设计数据字段，对侨乡文献和研究学者信息进行采集记录，它既是对“侨乡社会文化数据”的注释说明，又是对“侨乡社会文化”的民族志式阐释。作为对第一层级数据来源的说明和内容注释，“传统侨乡文化研究数据库”首先为使用者提供详细的文献属性信息和目录检索服务，其次它为内容数据提供背景说明和解读方法，确保侨乡资料的学术价值。最后，借助SQL数据库语言的通用性，数据信息开发出网站浏览及互动系统，拓展侨乡研究成果的受众范围，并架设信息反馈的回路，实现学者、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沟通。

“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和“传统侨乡文化研究数据库”具体由12个子数据库构成，前者包括：华侨人物数据库，侨乡建筑数据库、侨乡碑刻数据库、侨乡事件数据库、侨乡民俗数据库、侨乡事业数据库、侨乡社会数据库，华侨社团数据库，华侨文献数据库。后者包括：侨乡文献数据库、侨乡文献篇目数据库、侨乡文化专家数据库。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各子数据库的数据库字段是在对侨乡社会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的侨乡社会发展“关键词”。根据跨国主义“华侨实践-侨乡变迁潜力”假设，“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各子库之间以“人物、地点”字段作为超链接媒介。“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块”与“传统侨乡研究子数据块”之间则利用“文献篇目”形成超链接。具体内容和结构详见图一。

如图所示，利用关联性数据库提供的技术框架，一、可以展示侨乡的人物、地点、社会景物和事件等社会发展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虚拟层面上记录并再现侨乡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二、可以在学术层面对这一历史过程做出说明与解释，同时保证数据记录的有效性。辅以网页制作技术，数据库还可以实现分级浏览功能。专家学者在数据库层面工作，实现数据的检索、阅读、统计、下载等多种研究功能，其研究成果则可以再次进入数据库。一般读者通过数据库前台网站“侨乡社会文化网”进行可视化阅读，共享侨乡文化资源，并通过网站互动提供信息反馈。

三侨乡资料数据的转化途径

根据上述设想，集美传统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和集美华侨文化网建设主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在全面把握现有资料、以往研究成果并与相关作者研讨交流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数据系统，保证人文信息从文字到数据的科学转化。二是利用现代软件技术对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安全等进行技术建设和管控；三是将数据内容进行网页转换，为多元化受众提供良好的浏览体验。

（一）数据转化：从文字到数据

将文献信息转化为描述侨乡社会发展过程的多元化电子数据是本数据库的主要任务。它遵循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吸取民族志工作方法建立转化者与文献作者的协商原则。对侨乡信息转化的过程中，转化者需要向地方学者了解地方性知识的表述、使用和功能，同时“侨乡社会发展”关键词的设定也需要得到地方学者的承认。二是将部分文化信息转化为技术数据，进而把文字信息转变为图像信息。在尊重地方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补充关键人文信息的必要属性。本数据库涉及的地点和人物数据中存在大量的多元化表达，多数与地方观念有关，如实际地名（西亭村）、传统地名（龙舟池）和观念地名（祖坟），我们利用地理坐标标定、文字说明和画图示意等方式补充其相关属性，既保持其地方个性也符合数据技术标准。

（二）数据采集、管理方式和安全策略：从本地数据到云端运行

本数据利用现代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从三个层面保证数据系统的长期有效运行和安全存储。一是利用SQL数据库语言建设后台数据系统，实现关联数据库的查询、存储和管理功能，同时也设置信息管理分级权限，管控数据建设环节存在的人为风险。二是利用PHP语言设计数据库的采集入口，优化数据管理的人机界面，优化数据采集步骤和维护方式，保障数据采集工作的准确性提升效率。三是利用互联网云端技术实现数据的云端存储、调用，同时进行本地备份，为数据安全存储与运作提供有效保障。

（三）侨乡文化网的建设：从单一数据到多元化视听方式

从后台数据到集美华侨文化网，还有两个必要步骤，一方面是前台网页设计和数据输出系统建设，该项工作由网络技术人员完成，主要内容包括网页版式设计、美化和动态网页程序编写。网站使用photoshop、CSS语言进行网页界面和整体版式设计，利用html、Smarty语言实现网页编程和动态网页输出。

另一方面，网站设计还考虑到受众需求和网络化时代大众的阅读习惯，还需要对后台部分文字数据进行多元信息扩展，在有条件的情况，依据前述数据转换原则，为相关数据提供具象性表现素材，如本网为所有地点添加经纬坐标并提供地图关联查询和目的地导航功能；为重要的华侨人物、建筑、碑刻等补充图片或多媒体内容，增加多元视听效果和人机交互环节，最大程度地激发受众的浏览兴趣。

从总上考虑现代侨乡资料体系的建设问题，必将面临着协调学术原则、技术标准和社会需要等复杂问题，集美侨乡社会文化数据库尝试突破单一的文献类型学标准，借鉴侨乡社会发展模型形成基础框架，进而将文献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方法转变为资料的注释原则，既保证侨乡资料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再现侨乡历史社会空间，并容纳不同用户进行阅读和工作。在侨乡研究的资料建设层面进行“现实与虚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跨界讨论，使侨乡资料建设真正适应当代社会和学术转型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赵灿鹏.“目光向外”：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一个倾向暨“侨乡”称谓的考察[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3）：42-45.

[2]戴一峰.福建侨乡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39-47.

[3]周大鸣，柯群英.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建构[M]//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7.

[4]王铭铭.居与游：侨乡研究对“乡土中国”人类学的挑战[M]//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6：25-26.

[5]刘朝晖.侨乡认同的历史记忆——侨乡认同的现代表述[M]//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36.

[6]黎相宜.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J].开放时代，2012（10）：148-158.

[7]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J].近代史研究，2010（2）：62-75.

[8]（美）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国际移民与社会变革[M]//周敏，张国雄.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5-10.

【责任编辑 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