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就流通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流通业集聚程度来看，虽然近十年来我国流通业集聚度有不断提升趋势，但水平总体较低，离高度集聚尚有较大距离。从与城乡收入分配关系来看，流通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且存在一定的时间溢出效应，但若出现过度集聚，则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的优化。

关键词：流通业集聚   城乡收入分配   关系

在当前“三期叠加”的时期，我国正发生着深刻的动能转换过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的矛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断凸显。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重要目标任务。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都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存在交汇点。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发挥规模效应、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引导劳动力转移，从而形成一定的收入分配效应。流通产业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已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理应充分发挥集聚优势，强化产业牵引作用，形成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本文将就流通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展开研究。

研究假设

集聚效应，就是因各类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布局而产生的经济向心力，对整个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是因为集聚效应，才促进了经济总量、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产业集聚既然能影响经济发展，那么对收入分配也应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理论界已有较多的学者探讨了产业集聚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蔡武、吴国兵、朱荃（2013）通过均衡模型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较强的外部经济，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较强的拉动效应，从而有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军、王佳玮、杨浩昌（2015）通过研究也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蒲红霞（2015）通过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结合理论界已有研究基础，并考虑到流通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种先导性产业，笔者认为流通业的集聚发展也能带来较为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于是，首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流通业集聚总体上有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

当前，一个产业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作用可能并不是局限在即期的，也很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时间递延性。比如，物流行业在一个局部区域的不断集聚发展，会通过功能的集聚而释放规模效应，在当期的经济增长中基本能发挥应有作用，同时通过物流功能的完善，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对次年的产品供给和交易渠道优化也具有促进作用，也即物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带来时间溢出效应。但是，以往的研究对产业集聚的时间溢出效应研究占少数。本文认为，收入分配既然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实现优化，那么产业的集聚也很有可能发挥时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于是，本文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时间溢出效应。

流通业作为一种依附于生产型行业的服务业，无论是物流、批发、零售，还是住宿餐饮，它们的布点都是与生产型行业的布点密切相关的。从理论上说，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化的流通业做支撑，而城乡收入分配的优化，也亟需专业化流通经济做贡献。流通专业化，强调的是一种集群式发展，需要一定规模的集聚，但一定要是适度的集聚，而不是过度的集聚。若存在过度集聚，一方面直接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产业效率，另一方面这也会将服务范围集中并局限在某个范围，实际上影响整个流通业的整体服务半径，不利于充分发挥流通服务，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的贡献或将打上折扣。于是，本文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流通业的过度集聚，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的優化。

理论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流通业集聚程度测算模型

流通业空间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包括行业集中度（CRn）、区位熵（LQ）、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H指数）、Hannah-Kay指数（HK指数）、Gini系数以及Ellision-Glaeser 集聚指数（EG 指数）。其中，CRn仅适用于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适用性不强;LQ对空间集聚程度反映不够全面;H指数计算需要大量的企业数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存在难度;HK指数的直观性较差;Gini系数容易受企业与区域大小的影响。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流通业的集聚程度，克服企业规模及区域的影响，选取EG 指数来测算流通业集聚程度。具体的测算方法如下：

（1）

其中，Li表示第i个区域某一产业从业人数占该产业总从业人数的比重;Gini表示空间基尼系数;H表示Hannah-Kay指数。

由于H指数计算的企业数据难以获取，借鉴魏玮等（2013）的做法，利用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对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进行测算，具体的模型如下：

（2）

其中，Ki表示第i个区域总从业人数占整个从业人数的比重;N表示区域的数量;M表示企业的数量;Sj表示第j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其他字母含义同上。

根据Ellision和Glaeser（1994）的研究，可将流通业的集聚程度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如下：当EG<0.02时，表明流通业属于产业低度集聚;当0.02≤EG≤0.05时，表明流通业属于产业中度集聚;当EG>0.05时，表明流通业属于产业高度集聚。

（二）流通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模型

首先，初步建立关于流通业集聚和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模型如下：

Incomeit=α0+α1EGit+Xβ+λi+μt+εit                                      （3）

其中，下标i与t分别表示横截面与时间序列;Income表示城乡收入分配变量，EG即为流通业集聚程度，X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组;α0为模型的常数项，α1为主要研究系数，β为控制变量组对应的系数向量，λi为横截面数据预测的无法观测变量，μt为时间序列预测的无法观测变量，εit为面板数据模型的残差项。

根据前面提出的假设2，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预期存在一定的时间溢出效应。从计量模型的角度，即考虑了这种影响效应存在自身的惯性。基于此，本文引入流通业集聚的滞后项，考察前一期流通业集聚对本期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于是将模型扩充如下：

Incomeit=α0+α1EGit+Xβ+γEGit-1+λi+μt+εit           （4）

其中，EGit-1表示流通业集聚变量的一阶滞后项，γ为其系数，其余变量及系数定义同上。根据假设3，预期流通业集聚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是具有边界性的，流通业的过度集聚反而可能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这其中可能存在某个拐点。基于此，本文引入流通业集聚的平方项，检验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的拐点效应。于是，将模型改写为：

Incomeit =α0+α1EGit+Xβ+ρEG2it+λi+μt+εit            （5）

其中，EG2it为流通业集聚变量的平方项，ρ为对应系数。该式并没有包含流通业集聚变量的一阶滞后项EGit-1，主要是为了消除自变量的自相关性。因此，在检验时间溢出效应和拐点效应时，分别通过不同的模型进行回归。

确定理论模型后，对有关变量作如下设定：第一，城乡收入分配变量Income。优化城乡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我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导向也是一致的。因此，本文采用城乡收入比作为城乡收入分配的指标。若流通业集聚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了流通业集聚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第二，流通业集聚变量EG。即采用前面通过EG测算得到流通业集聚程度作为指标。第三，控制变量组X。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主要是为了体现除主要研究变量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提高模型估计精度。本文主要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指标;产业结构STR，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指标;基础设施水平Infra，采用单位面积拥有的公路里程数作为指标，主要衡量地区国土面积中的基础设施密度;政府行为变量Gov，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指标。

（三）样本选取

在本文流通业产业领域界定时，由于物流等相关产业统计数据的缺失，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流通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统计中的流通业，即对我国批发零售以及住宿餐饮等流通行业的集聚情况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较多，主要选取限额以上企业进行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7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即10×29的矩阵型数据样本，包含观测值290个。在横截面选取时，注意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失比较多，因此剔除样本。以上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国研网数据库。考虑到PGDP和Infra两个变量指标的量值较大，为了增强数据平稳性，这两个指标均取对数。

实证结果分析

（一）流通业集聚水平分析

依据上述EG指数计算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流通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具体的测算结果见图1所示。

流通业的集聚水平决定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当集聚水平越高，说明大企业对流通市场的支配能力越强，大企業的话语权越大，相对来说产业的利润率也会越高。反之，当集聚水平越低，表明流通业的企业越分散，大企业的支配能力也不强，企业的利润率也会受到限制。上述结果表明，2008-2010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属于产业低度集聚，在2011-2017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属于产业中度集聚。俞彤晖（2016）通过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流通业的集聚程度总体不高，布局不够合理，阻碍了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二）流通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结果分析

1.总体和时间溢出效应分析。按照仅对变量EG回归、加入变量EG的滞后项、加入控制变量组，进行逐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回归结果可知，三个逐项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逐项回归3的拟合优度达到0.9以上，而且所有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从具体变量结果来看，逐项回归1中流通业集聚变量EG的系数为-0.0268，且通过了1%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在逐项回归2和3中该变量系数值和显著性也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一方面说明了模型回归存在一定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流通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统计意义上来说，流通业集聚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值，则有利于城乡收入比缩小0.0268个单位值。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我国流通业的集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的。由此，理论假设1得到验证。再来观察流通业集聚变量的一阶滞后项，逐项回归2中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048，且通过了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逐项回归3中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037，并且也通过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当期流通业的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这也就说明了我国流通业的集聚不仅有利于城乡收入分配的优化，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带有一定的时间溢出效应，即现期流通业的集聚会随着时间的递延，对城乡收入分配的优化产生持续性影响。由此，理论假设2也得到验证。但是也可以看出，流通业集聚变量一阶滞后项的系数绝对值要明显低于本期项，这也说明了虽然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优化的影响带有时间溢出效应的性质，但是这种影响效应随着时间的递延而明显减小，这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从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变量PGDP的系数为0.1446，且通过了1%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城乡收入比，即地区经济的发展会放大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优化。这主要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相关，虽然国家一直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每年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但受到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都使得经济发展重心落在城市，而农村的发展却有较多瓶颈，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产业结构STR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当前我国高附加值产业主要聚集在城镇地区，吸纳劳动力也聚集在城镇地区。第三，基础设施水平的系数为-0.0087，且通过了1%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政府行为变量Gov的系数也显著为负，可见政府财政上的支持，有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拐点”效应分析。为了分析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影响的“拐点”效应，按照对EG平方项回归、引入控制变量，进行逐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引入EG平方项的两个逐项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均在0.85以上，逐项回归2的拟合优度达到0.92以上，而且所有变量的系数都比较显著，因此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均良好。

由逐项回归1可知，流通业集聚变量EG的系数为-0.0237，且通过1%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这与前面表1中EG的系数结果基本一致。平方项EG2的系数为0.1129，且通过了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即从统计意义上看，流通业集聚变量平方项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这也验证了我国流通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确实存在一定的“拐点”效应。流通业的过度集聚，反而不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从逐项回归2可知，平方项EG2的系数为0.1262，且通过了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两个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理论假设3也得到经验证实。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更有理由相信，我国流通业的集聚发展，对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一直向好的，如果流通业过度集聚，反而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如果存在过度集聚，那么集聚的区域肯定是在城市，由于城市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性往往会打折扣，因此流通业的过度集聚反而会拉大流通点与包括企业、机构、消费者等消费终端的时间距离，种种因素会导致流通业服务的实际辐射半径缩短，因而能够真正辐射到农村的流通服务就会大打折扣，不利于“三农”发展。因此，只有保持适度的流通业集聚水平，才能有效维护城乡居民的收入合理性。

那么，这一“拐点”在哪个位置？结合逐项回归1，通过数学统计测算发现，拐点在0.1左右。也就是说，当流通业集聚程度低于0.1时，一般而言流通业集聚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都是有利的，而当流通业集聚程度高于0.1时，则流通业集聚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是不利的。根据Ellision和Glaeser（1994）对EG指数的判定，这个“拐点”值体现出来的产业集聚水平是高度集聚的，而从前文对我国流通业集聚程度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当前流通业集聚程度基本在（0.04，0.05）的区间范围内，离0.1这个“拐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这也对流通业的集聚发展提出了要求：即便流通业的集聚发展是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但也不能过分地重视产业集中集聚发展，而要契合我国产业和城乡发展的实际，有效在空间上配置流通资源要素，确保放大流通业的总体辐射范围，力争做到流通“全覆盖”。

结论

综上，首先总体上近十年来我国流通产业的集聚水平呈现出相对提升的态势，但流通业集聚水平普遍偏低，直至目前该水平仍然与高度集聚之间仍有差距。其次流通业的集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且这种影响带有一定的时间溢出效应，但是流通业的过度集聚，反而不利于优化城乡收入分配。

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流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适度的产业集聚能带来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缓解城乡二元差距，但过分的集中集聚，则会对城乡均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恶化城乡关系。因此，在流通业布局时，既要避免布点过于散乱，也要规避产业过分成堆。由此，最后建议如下：第一，要注重流通业集聚对优化城乡收入分配的正向外部性，对于流通业集聚度不高的区域，要挖掘自身优势，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并发挥集聚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促进城乡收入分配优化。第二，要充分重视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分配的“拐点”效应，做好区域流通业的统筹规划，结合地方产业和城乡发展实际，按照实际发展需求来布局流通业态，既要促进流通业的规模效应得到更加有效发挥，也要避免流通业过度集聚而带来负外部性。第三，要加大公共服务环境的优化供给，特别是加快推进与流通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城乡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对农村商业、文体等配套设施的布局，为集聚经济的良好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蔡武，吴国兵，朱荃.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J].产业经济研究，2013（2）

2.刘军，王佳玮，杨浩昌.产业聚集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5（5）

3.蒲红霞.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5（7）

4.魏玮，马松昌.基于动态面板GMM分析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3（6）

5.俞彤暉.中国城乡收入两极分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经济经纬，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