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蜀地琴人琴事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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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宋时期，蜀地文化昌盛，琴风炽盛。考查两宋蜀地的琴人琴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入蜀为官的非蜀籍文人，但在蜀地留下了琴诗、琴文与琴事，这其中又以北宋浙籍文人赵抃为著。另一类是两宋时期的蜀籍文人。他们生于蜀，长于蜀，但其后一生大多数时间，或在蜀，或云游各地。如苏轼父子、文同、陈性、魏了翁等。其三是宋代蜀地的琴僧，如宋初九僧中的释惟凤、宋代著名僧人重显、宝昙、居简等，皆善琴。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对蜀地文人和僧人的琴事作了梳理。
关键词：宋代；蜀地；古琴；文人；琴僧
中图分类号：J6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4）04—0030—15
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人类总是在自己所处的地域空间和地理环境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人艺术，古琴音乐流派与地域风格的形成，总是和一时一地的文化风尚、自然习俗有着密切关系。人宋以后，传统的地域文化格局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自北宋始，文化重心即已东移。靖康之变后，宋代士人的南渡，促使了南方文化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学术的地域重心亦由北向南移动，最后聚集在东南地区的两浙、福建、江西、江东等地。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作为操纵古琴艺术主体的文人及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历来是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两宋时期的古琴艺术，除了开封、临安、江西、福建等地以外，比较活跃的地区当属四川。
蜀地自古人杰地灵，故其琴学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渊源的。至两宋时期，蜀地文化昌盛，尤其是成都府路和梓州路，在宋代的教育十分发达。宋仁宗时，“成都学舍为诸郡之冠，聚生员常数百十人”。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南宋。除了官学之外，民间教育同样发达：
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日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
宋代蜀中文人才士层出不穷，藏书丰富，人文炽盛。张孝祥言：“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其时如眉州地区，“学者独盛，以诗书为业，以名节相尚”；嘉定府：“地灵人透，人士俊义，为风月主人”；彭州：“其人敏志，士多英才”。不仅如此，两宋蜀地民间音乐也十分发达，在《宋史·地理志》中，唯蜀人被标以“好音乐”。如崇庆府，“尚侈好文，俗好歌舞。……危弦促管，声尤激切”；渠州地区，则“其人勇健，好歌舞”。至于文人弹琴之风气，一直很盛。如苏轼、文同等，都是蜀人，并在蜀地留下了许多弹琴、咏琴、听琴的诗句和故事。早在唐代，四川雷氏家族的制琴便享有盛誉，至宋代，古琴制作在蜀地依然发达，“琴最盛于蜀，制断者数家”，足见当地弹琴人之多。而蜀地弹琴之风，从古至今，一直绵延不息，并有许多以弹琴著称的僧人。
考查两宋蜀地的琴人琴事，大体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入蜀为官的非蜀籍文人，但在蜀地留下了琴诗、琴文与琴事。另一类是两宋时期的蜀籍文人。他们生于蜀，长于蜀，但其后一生大多数时问，或在蜀，或云游各地。如眉山三苏、梓州文同、眉州陈糙、邛州魏了翁等。另一类祖辈虽为蜀籍，但其一生并未在蜀地生活、为官，则不在本文所述之列，如北宋名臣苏舜钦等。第三类是宋代蜀地的琴僧，如宋初九僧中的释惟凤、宋代著名僧人重显、宝昙、居简等，皆善琴。以下分而述之。
一、宋代入蜀文人与琴
文人人蜀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两宋时期，是中国文人人蜀的高峰。蜀地在宋代，是稳定西南地区的重镇。因此，与唐代人蜀文人多为避难、贬谪的情形相比，宋代人蜀文人大多在巴蜀诸州郡任地方官职。宋代人蜀文人不仅数量众多，且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深远。如张咏、张方平、韩琦、宋祁等文人均曾受命入蜀，著名的如范成大、陆游、黄庭坚等文人也有多次入蜀的经历。这些文人有不少都精于古琴，且在蜀中留下了不少弹琴、咏琴的诗句。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则属北宋浙籍文人赵扦，其琴鹤相随的故事广为流传。
赵扦（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浙江衢县人，出身仕宦之家。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曾任武安军（今长沙）节度推官，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海陵（今江苏泰州）、江原（今四川崇庆）等县知县，泗州（今江苏盱眙）通判，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州路（今四川三台）转运使、右司谏、虔州（今江西赣州）知府等。元丰二年（1079）二月，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七年卒，年77岁。谥“清献”。著有《清献集》十卷。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型时期。其时，既有如欧阳修、晏殊、梅尧臣、苏轼、曾巩、黄庭坚、秦观等一批在历史上极有影响的文人，同时也涌现了如范仲淹、王安石、寇准、韩琦、富弼等一批刚正不阿的名臣。赵扦长期于地方任职，治郡善“因俗设施”，被推为楷模；在朝为台谏官，“弹劾不避权幸”，被誉为“铁面御史”。曾巩曾用“直道正行”、“岂弟之实”两句话来描述其为政为人。而在赵扦的漫漫人生之旅中，“琴”、“鹤”不仅是他一生相随的亲密伴侣，也成为其人格与精神的象征！
作为一代名臣，赵扦前后曾四次受命入蜀。他曾不无自豪地说：“举朝五往东西蜀；还有区区似我无”。前后凡四次：第一次是仁宗庆历（1044～1048）末年，经水路沿长江而上，在蜀州江原县（今崇庆县境）任职；第二次是嘉祐三年（1058），走水路，任梓州路转运使，后改任益州路（即成都府路）转运使；第三次是英宗治平二年（1065），从河北，经陆路入蜀，赵抃是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第四次是神宗熙宁五年（1072）以资政殿大学士再知成都府。至熙宁七年（1074）十月出蜀，“移知越州”。赵扦在蜀中总共生活了九年，五往四人，与巴蜀之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在宋代人蜀文人中亦属少见。
据《宋史·赵扦传》载，宋仁宗嘉祐年间，赵扦入蜀时，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单人独骑，仅携一琴一鹤赴任：“其将命于四方，虽家人不以从行。而琴与龟鹤未尝去也。”这一点在朱长文《琴史》中也有述及。至宋神宗立，召知谏院，并对他说：“闻卿匹马人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