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时间：2020-03-11 14:23: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对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与国际水平相比较，得出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仍然偏低的结论，并从人力资源供需以及投资主体多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关键字］高等教育 教育收益率 教育质量 教育投入
一、现状
90年代以来，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仍然明显偏低。虽然由于数据来源、样本规模、样本体现时间、指标选择、概念界定等存在着差别, 各个学者所计算的教育收益率难免有高有低(赖德胜, 1997, 1998; L i and Zhang, 1998;L iu, 1998;W eietc. , 1999)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我国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 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且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Jain, 1991)。这里笔者引用Jain.B于《Return to Education Further Analysis of Cross Country Data》一文中发表的数据（图1）、陈晓宇、闵维方于《论中国教育的预期收益与劳动力市场化》中采用的收益率数据（图2）以及Pereira.P和P.Martins于2001年和2002年整理的资料（图3）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图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教育收益率
图2 1996年各级教育的明瑟收益率
图3 各国不同年份教育收益率
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在中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较高，而且此类国家中教育的总体收益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显然是最高的
（二）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反而不及其他国家来得高
（三）高等教育在各阶段中，其收益率总低于同国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所带来的收益率
（四）如果假定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成正比增长关系，那么可以相应得出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低于高等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
二、原因分析
对于中国教育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明显较低，对此，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工作职位的客观限制。职位竞争理论认为工资是建立在职位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特征基础上的。教育与收入之间正相关并不是因为教育本身能提高一个人的生产能力, 而是因为教育是一种识别一个人资质和潜力的可靠工具。也就是说, 教育是一种信号装置。一个人所受的教育越多, 他被培训为可用之材的潜力就越大, 他在职位竞争阶梯上就越是处于有利的位置, 因此其收入也就越多。但这种理论的前提是，在其所在工作岗位可以为他提供发挥工作潜力的空间。而人才过剩造成的岗位竞争比例巨增，伴随产生的便是大部分毕业生找不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位。尤其在热门方向的竞争上，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以太原市2005年第三季度的就业率来讲，共6462家企业招聘10万人，应聘人员近20万人，供需比例约1:2.02 (《中青在线》2005-10-12)。因此，工作职位提供的有限性和级层性阻碍了教育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二）高额教育投入导致收益难以回本。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说明。
图42001年高等教育投资报酬率
1. 个人及家庭视角下，图4说明了2001年高等教育私人投资报酬率的基本水平。虽然在总体报酬率上水平较高，但其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据北京市2001年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家庭子女教育费用年人均达8042元。完成一个子女的初中教育, 需要投入6.5万元, 完成高中教育需投入8.5万元, 完成大专教育需10.7万元, 完成大学本科教育需投入16万元，其中人均费用以大学本科最高,年人均达10561元;其次是大学专科,为年人均5252元;幼儿园学习费用以年人均4057元居第三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小孩子从4岁开始读幼儿园，并得到了政府九年义务教育的福利，免去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费，接着自费完成了高中学业，那么，他已经消耗了101228元；而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将在接下来的3到4年中，增加相当于家庭投入其教育花费的总数目1到1.5倍的费用。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支出是庞大的。而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的调查数据(参考自李子彪、赵海利、王红《教育财政学研究》255页表7-4-5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东部大学本科生毕业后前10年的平均收入为361375元(含上海市样本)，偿还这一系列教育投入将需要7.2年；而非上海大学本科生毕业后前10年的平均收入为297616元，偿还相关教育收入将需要8.8年。如果一个学生从8岁开始就读小学，那么在他读完4年本科毕业当年为24岁，若假设他花了8年还清家庭投入其教育方面的费用，他已经32岁，而根据1999年的统计，中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4至25岁，以结婚后2年生子为例，那么在32岁还完自身教育费用后，又将投入孩子的新一轮教育花费中。
2. 在政府角度上看，教育支出往往不直接参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却直接消耗财政资源，因此属于消耗性支出。而高等教育支出由于费用较高，私人难以承担，因此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要由政府承担。近几年中国在教育支出上似乎出现了疲软的状况，面对高校数量逐步增加与在校生暴涨导致各方面的资源需要扩充的现实，教育支出越来越偏离财政预算的重点范围，甚至出现了宾主易位的现象。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将高等教育总投入的75%视为财政拨款的标准，但学校的高收费早已打破了这一标准。在2000年之前，国家投入尚占多数，但自2001年开始，个人投入反客为主，达50.7%，2002年增至56.7%。在各学级中，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增加最快，2002年国家投入733亿元，比1997年增加485亿元，每年增加97亿元，年递增24.2%。但与个人投入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然而，绝对量的高速增长掩盖着一个相反的事实：由于学生数量的增速快于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增速，因此生均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已经连续几年悄然削减。1999年生均国家投入登上9743元的最高峰，随后3年便逐次减为9324元、8268元、7622元，平均每年削减7.9%。社会投入趋势亦然，平均减幅为9.6%。而个人投入却一如既往上涨，每年的生均值都要增加1000元以上，2002年生均为11272元，比国家投入高47.9%。这一趋势表明，今后上大学能够享受的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将越来越少，留下的缺额和保持总费用增加的增量都将主要由个人来承担。而逐步减少非义务教育的国家投入、增加个人投入正是国家政策应有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关数据来源：新华网 2005年8月9日)
（三）教育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生源的超速增长。在一定时期教学资源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对象人数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教学质量的下滑。除了土地资源、设备仪器的硬资源短缺以外，软资源的短缺也尤为严重，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教师资源的缺少。特别是在精英教育机构,以及众多原来的本科院校,承担过多过重的扩招任务,教师负担过重,管理力量分散,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质量必然有所下降。另外，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观念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但由于其与本文无直接关系，所以在此不做深入探讨。
教育的收益需要一个产出的缓冲期，而并不能直接地体现在显性经济发展的数据当中，但是教育是推动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教育的收益高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的实力要长久保持在世界前列，教育是永远不允许被忽略的必修课。
参考文献
[1] 陈晓宇、闵维方:“论中国教育的预期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化”,《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2] 赵宏斌:“教育收益与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比较教育研究》, 2004年第8期。
[3] 赖德胜:“中国教育收益率偏低新解”，《河北学刊》，第21卷第3期。
[4] 李实、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